在地下深处、天花板低低的食堂里，午饭的队伍挪动得很慢。屋子里已经很满了，人声喧哗。柜台上铁窗里面炖菜的蒸气往外直冒，带有一种铁腥的酸味，却盖不过胜利牌杜松子酒的酒气。在屋子的那一头有一个小酒吧，其实只不过是墙上的一个小洞，花一角钱可以在那里买到一大杯杜松子酒。

“正是我要找的人，”温斯顿背后有人说。

他转过身去，原来是他的朋友赛麦，是在研究司工作的。也许确切地说，谈不上是“朋友”。如今时世，没有朋友，只有同志。不过同某一些同志来往，比别的同志愉快一些。赛麦是个语言学家，新话专家。说实在的，他是目前一大批正在编辑新话词典十一版的专家之一。他个子很小，比温斯顿还小，一头黑发，眼睛突出，带有既悲伤又嘲弄的神色，在他同你说话的时候，他的大眼睛似乎在仔细地探索着你的脸。

“我想问你一下，你有没有刀片?”他说。

“一片也没有!”温斯顿有些心虚似的急忙说。“我到处都问过了。它们不再存在了。”

人人都问你要刀片。事实上，他攒了两片没有用过的刀片。几个月来刀片一直缺货。不论什么时候，总有一些必需品，党营商店里无法供应。有时是扣子，有时是线，有时是鞋带;现在是刀片。你只有偷偷摸摸地到“自由”市上去掏才能搞到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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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一片已经用了六个星期了，”他不真实地补充一句。队伍又往前进了一步。他们停下来时他又回过头来对着赛麦。他们两人都从柜台边上一堆铁盘中取了一只油腻腻的盘子。

“你昨天没有去看吊死战俘吗?”赛麦问。

“我有工作，”温斯顿冷淡地说。“我想可以从电影上看到吧。”

“这可太差劲了，”赛麦说。

他的嘲笑的眼光在温斯顿的脸上转来转去。“我知道你，”他的眼睛似乎在说，“我看穿了你，我很明白，你为什么不去看吊死战俘。”以一个知识分子来说，赛麦思想正统，到了恶毒的程度。他常常会幸灾乐祸得令人厌恶地谈论直升飞机对敌人村庄的袭击，思想犯的审讯和招供，友爱部地下室里的处决。同他谈话主要是要设法把他从这种话题引开去，尽可能用有关新话的技术问题来套住他，因为他对此有兴趣，也是个权威。温斯顿把脑袋转开去一些，避免他黑色大眼睛的探索。

“吊得很干净利落，”赛麦回忆说。“不过我觉得他们把他们的脚绑了起来，这是美中不足。我欢喜看他们双脚乱蹦乱跳。尤其是，到最后，舌头伸了出来，颜色发青――很青很青。我喜欢看这种小地方。”

“下一个!”穿着白围裙的无产者手中拿着一个勺子叫道。

温斯顿和赛麦把他们的盘子放在铁窗下。那个工人马上绘他们的盘子里盛了一份中饭――一盒暗红色的炖菜，一块面包，一小块干酪，一杯无奶的胜利咖啡，一片糖精。

“那边有张空桌，在电幕下面，”赛麦说。“我们顺道带杯酒过去。”

盛酒的缸子没有把。他们穿过人头挤挤的屋子到那空桌边，在铁皮桌面上放下盘子，桌子一角有人撒了一滩炖菜，黏糊糊地象呕吐出来的一样。温斯顿拿起酒缸，顿了一下，硬起头皮，咕噜一口吞下了带油味的酒。他眨着眼睛，等泪水流出来以后，发现肚子已经俄了，就开始一匙一匙地吃起炖菜来，炖菜中除了稀糊糊以外，还有一块块软绵绵发红的东西，大概是肉做的。他们把小菜盒中的炖菜吃完以前都没有再说话。温斯顿左边桌上，在他背后不远，有个人在喋喋不休地说话，声音粗哑，仿佛鸭子叫，在屋子里的一片喧哗声中特别刺耳。

“词典进行得怎么样了?”温斯顿大声说，要想盖过室内的喧哗。

“很慢，”赛麦说。“我现在在搞形容调。很有意思。”

一提到新话，他的精神马上就来了。他把菜盒推开，一只细长的手拿起那块面包，另一只手拿起干酪，身子向前俯在桌上，为了不用大声说话。

“第十一版是最后定稿本，”他说。“我们的工作是决定语言的最后形式――也就是大家都只用这种语言说话的时候的形式。我们的工作完成后，象你这样的人就得从头学习。

我敢说，你一定以为我们主要的工作是创造新词儿。一点也不对!我们是在消灭老词儿――几十个，几百个地消灭，每天在消灭。我们把语言削减到只剩下骨架。十一版中没有一个词儿在2050年以前会陈旧过时的。“

他狼吞虎咽地啃着他的面包，咽下了几大口，然后又继续说，带着学究式的热情。他的黝黑瘦削的脸庞开始活跃起来，眼光失去了嘲笑的神情，几乎有些梦意了。

“消灭词汇是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当然，最大的浪费在于动词和形容词，但是也有好几百个名词也可以不要。不仅是同义词，也包括反义词。说真的，如果一个词不过是另一个词的反面，那有什么理由存在呢?以‘好’为例。如果你有一个‘好’宇，为什么还需要‘坏’字?‘不好’就行了――而且还更好，因为这正好是‘好’的反面，而另外一字却不是。再比如，如果你要一个比‘好’更强一些的词儿，为什么要一连串象‘精采’、‘出色’等等含混不清、毫无用处的词儿呢?

‘加好’就包含这一切意义了，如果还要强一些，就用‘双加好’‘倍加好’。当然，这些形式，我们现在已经在采用了，但是在新话的最后版本中，就没有别的了。最后，整个好和坏的概念就只用六个词儿来概括――实际上，只用一个词儿。温斯顿，你是不是觉得这很妙?当然，这原来是老大哥的主意，“他事后补充说。

一听到老大哥，温斯顿的脸上就有一种肃然起敬的神色一闪而过。但是赛麦还是马上察觉到缺乏一定的热情。

“温斯顿，你并没真正领略到新话的妙处，”他几乎悲哀地说。“哪怕你用新话写作，你仍在用老话思索。我读过几篇你有时为《泰晤士报》写的文章。这些文章写得不错，但它们是翻译。你的心里仍喜欢用老话，尽管它含糊不清，辞义变化细微，但没有任何用处。你不理解消灭词汇的妙处。你难道不知道新话是世界上唯一的词汇量逐年减少的语言?”

当然，温斯顿不知道。他不敢说话，但愿自己脸上露出赞同的笑容。赛麦又咬一口深色的面包，嚼了几下，又继续说：“你难道不明白，新话的全部目的是要缩小思想的范围?

最后我们要使得大家在实际上不可能犯任何思想罪，因为将来没有词汇可以表达。凡是有必要使用的概念，都只有一个词来表达，意义受到严格限制，一切附带含意都被消除忘掉。在十一版中，我们距离这一目标已经不远了。但这一过程在你我死后还需要长期继续下去。词汇逐年减少，意识的范围也就越来越小。当然，即使在现在，也没有理由或借口可以犯思想罪。这仅仅是个自觉问题，现实控制问题。但最终，甚至这样的需要也没有了。语言完善之时，即革命完成之日。新话即英社，英社即新话，“他带着一种神秘的满意神情补充说。”温斯顿，你有没有想到过，最迟到2050年，没有一个活着的人能听懂我们现在的这样谈话?“

“除了――”温斯顿迟疑地说，但又闭上了嘴。

到了他嘴边的话是“除了无产者，”但是他克制住了自己不完全有把握这句话是不是有些不正统。但是，赛麦已猜到了他要说的话。

“无产者不是人，”他轻率地说。“到2050年，也许还要早些，所有关于老话的实际知识都要消失。过去的全部文学都要销毁，乔叟、莎士比亚、密尔顿、拜伦――他们只存在于新话的版本中，不只改成了不同的东西，而且改成了同他们原来相反的东西。甚至党的书籍也要改变。甚至口号也要改变。自由的概念也被取消了，你怎么还能叫‘自由即奴役’的口号?届时整个思想气氛就要不同了。事实上，将来不会再有象我们今天所了解的那种思想。正统的意思是不想――不需要想。正统即没有意识。”

温斯顿突然相信，总有一天，赛麦要化为乌有。他太聪明了。他看得太清楚了，说得太直率了。党不喜欢这样的人。有一天他会失踪。这个结果清清楚楚地写在他的脸上。

温斯顿吃完了面包和干酪。他坐在椅中略为侧过身子去喝他的那缸咖啡。坐在他左边桌子的那个嗓子刺耳的人仍在喋喋不休地说着话。一个青年女人大概是他的秘书，背对着温斯顿坐在那里听他说话，对他说的一切话似乎都表示很赞成。温斯顿不时地听到一两句这样的话：“你说得真对，我完全(so)同意你，”这是个年轻但有些愚蠢的女人嗓子。但是另外那个人的声音却从来没有停止过，即使那姑娘插话的时候，也仍在喋喋不休。温斯顿认识那个人的脸，但是他只知道他在小说司据有一个重要的职位。他年约三十，喉头发达，嘴皮灵活。他的脑袋向后仰一些，由于他坐着的角度，他的眼镜有反光，使温斯顿只看见两片玻璃，而看不见眼睛。使人感到有些受不了的是，从他嘴里滔滔不绝地发出来的声音中，几乎连一个宇也听不清楚。温斯顿只听到过一句话――“完全彻底消灭果尔德施坦因主义”――这话说得很快，好象铸成一行的铅字一样，完整一块。别的就完全是呱呱呱的噪声了。但是，你虽然听不清那个人究竟在说些什么，你还是可以毫无疑问地了解他说的话的一般内容。他可能是在谴责果尔德施坦因，要求对思想犯和破坏分子采取更加严厉的措施。他也可能是在谴责欧亚国军队的暴行，“他也可能在歌颂老大哥或者马拉巴前线的英雄――这都没有什么不同。不论他说的是什么，你可以肯定，每一句话都是纯粹正统的，纯粹英社的。温斯顿看着那张没有眼睛的脸上的嘴巴忙个不停在一张一合，心中有一种奇怪的感觉，觉得这不是一个真正的人，而是一种假人。说话的不是那个人的脑子，而是他的喉头。说出来的东西虽然是用词儿组成的，但不是真正的话，而是在无意识状态中发出来的闹声，象鸭子呱呱叫一样。

赛麦这时沉默了一会，他拿着汤匙在桌上一摊稀糊糊中划来划去。另一张桌子上的那个人继续飞快地在哇哇说着，尽管室内喧哗，还是可以听见。

“新话中有一个词儿，”赛麦说，“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知道，叫鸭话(duckspeak)，就是象鸭子那样呱呱叫。这种词儿很有意思，它有两个相反的含意。用在对方，这是骂人的;用在你同意的人身上，这是称赞。”

毫无疑问，赛麦是要化为乌有的。温斯顿又想。他这么想时心中不免感到有些悲哀，尽管他明知赛麦瞧不起他，有点不喜欢他，而且完全有可能，只要他认为有理由，就会揭发他是个思想犯。反正，赛麦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究竟什么地方不对头，他也说不上来。赛麦有着他所缺少的一些什么东西：谨慎、超脱、一种可以免于患难的愚蠢。你不能说他是不正统的。他相信英社的原则，他尊敬老大哥，他欢庆胜利，他憎恨异端，不仅出于真心诚意，而且有着一种按捺不住的热情，了解最新的情况，而这是普通党员所得不到的。但是他身上总是有着一种靠不住的样子。他总是说一些最好不说为妙的话，他读书太多，又常常光顾栗树咖啡馆，那是画家和音乐家聚会的地方。并没有法律，哪怕是不成文的法律，禁止你光顾栗树咖啡馆，但是去那个地方还是有点危险的。一些遭到谴责的党的创始领导人在最后被清洗之前常去那个地方。据说，果尔德施坦因本人也曾经去过那里，那是好几年，好几十年以前的事了。赛麦的下场是不难预见的。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只要赛麦发觉他的――温斯顿的――隐藏的思想，那怕只有三秒钟，他也会马上向思想警察告发的。

不过，别人也会一样，但是赛麦尤其会如此。光有热情还不够。正统思想就是没有意识。

赛麦抬起头来。“派逊斯来了，”他说。

他的话声中似乎有这样的意思：“那个可恶的大傻瓜。”派逊斯是温斯顿在胜利大厦的邻居，他真的穿过屋子过来了。

他是个胖乎乎的中等身材的人，淡黄的头发，青蛙一样的脸。他年才三十五岁，脖子上和腰围上就长出一圈圈的肥肉来了，但是他的动作仍很敏捷、孩子气。他的整个外表象个发育过早的小男孩，以致他虽然穿着制服，你仍然不由得觉得他象穿着少年侦察队的蓝短裤、灰衬衫、红领巾一样。你一闭起眼睛来想他，脑海里就出现胖乎乎的膝盖和卷起袖子的又短又粗的胳膊。事实也的确是这样，只要一有机会，比如集体远足或者其他体育活动时，他就总穿上短裤。他愉快地叫着“哈罗，哈罗!”向他们两人打招呼，在桌边坐了下来，马上带来一股强烈的汗臭。他的红红的脸上尽是挂着汗珠，他出汗的本领特别。在邻里活动中心站，你一看到球拍是湿的，就可以知道刚才他打过乒乓球。赛麦拿出一张纸来，上面有一长列的字，他拿着一支墨水铅笔在看着。

“你瞧他吃饭的时候也在工作，”派逊斯推一推温斯顿说。“工作积极，嗳?伙计，你看的是什么?对我这样一个粗人大概太高深了。史密斯，伙计，我告诉你为什么到处找你。

你忘记向我缴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