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洛的突然离开让我们大家都很好奇。星期天早上慢慢过去了，他还是没有出现。可是到了差不多三点钟，外面传来刺耳的汽车长笛声，我们拥到窗口一看，只见波洛偕同杰普和萨默海，从车里走了出来。这个小个子男人好像变了个人似的，浑身散发出一种可笑的沾沾自喜之情。他过分殷勤地向玛丽·卡文迪什鞠了个躬。

“太太，我可以在客厅里开个小会议吗？每个人都得参加。”

玛丽凄然一笑。

“你知道，波洛先生，你完全有这个权利。”

“您太和蔼可亲了，太太。”

波洛一边笑容满面地把我们所有人都召集到客厅里，一边把椅子往前搬好。

“霍华德小姐——在这儿。辛西亚小姐。劳伦斯先生。善良的多卡丝。还有安妮。好啦，我们得晚一点儿才能开会，等英格尔索普先生过来。我已经给他送去便条了。”

霍华德小姐立刻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如果那人走进这房子，我就立刻离开！”

“不，不。”波洛走到她前面，低声恳求了几句。

最后霍华德小姐答应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几分钟后，英格尔索普先生走进了客厅。

人都齐了，波洛马上从位子上站了起来，对着空气摆了一个受欢迎的姿势，然后向他的听众彬彬有礼地鞠了个躬。

“女士们，先生，大家都知道，我受到约翰·卡文迪什先生的邀请来调查这个案子。我一来这儿就马上检查了死者的卧室，根据医生的建议，那个房间已经锁上了，因此完好地保持着悲剧发生时的样子。我发现：一、一块绿色布片；二、窗户旁边地毯上的一片污渍，仍然是潮湿的；三、装有溴化铵粉末的空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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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一说这块绿色布片。我是在那间卧室和隔壁辛西亚小姐的房间之间的连通门的插销上发现的。我把这块布交给了警方，可他们不觉得有什么重要的，也没认出来这是什么——一个绿色的园艺工作者袖套上的布头。”

人群中有小小的骚动。

“斯泰尔斯庄园中只有一个人在农田里干活，就是卡文迪什太太。因此，从辛西亚小姐房间经由连通门进入死者房间的，肯定是卡文迪什太太。”

“可那门是从里面闩上的呀！”我叫道。

“我去检查房间的时候，是闩上了。但是，首先，我们只是听她这么说，因为是她去查验的那扇门，说是闩住了。在随后的混乱之中，她有很多机会把门闩上。我一早就找到机会证实了我的推测。首先，这块布片和卡文迪什太太袖套上的一个破洞完全吻合。而且，在验尸的那次聆讯中，卡文迪什太太宣称她在自己的房间里听到了床边桌子倒地的声音。我也早就检验过这种说法，我让我的朋友黑斯廷斯先生站在房子里的左侧位置，就在卡文迪什太太的门外。我自己则跟警察一道去了死者的房间，在那里我故意装作不小心推倒了前面提到的那张桌子，可我发现，正如我所料，黑斯廷斯先生什么动静都没听见。这更让我相信，卡文迪什太太说惨剧发生的时候她正在自己的房间里穿衣服，这是假话。其实，我坚信，报警声响的时候，卡文迪什太太正在死者的房间里，而绝不是在自己的房间。”

我飞快地扫了玛丽一眼，她脸色极其苍白，却仍然面带微笑。

“下面我解释一下这个假设——卡文迪什太太在她婆婆的房间里。我们可以说她正在找什么东西但没找到。忽然，英格尔索普太太醒了，令人惊恐地发起病来。她伸出手臂，打翻了床头柜，接着拼命按响了电铃。卡文迪什太太吓得手中的蜡烛都掉了下来，蜡烛油溅到了地毯上。她捡起蜡烛，急忙缩进辛西亚小姐的房间，关上了门。她匆匆跑进过道，因为不能让仆人发现她在那儿。但是太晚了！连接房子两端的走廊那里已经传来了脚步声。她能怎么办？她转念一想，赶紧回到辛西亚小姐的房间里，并且摇醒了她。匆忙中被惊醒的一家人挤在过道里，全都忙着拍打英格尔索普太太的房门。没人会想到卡文迪什太太没和其他人一起过来，但是——这非常重要——我能判定没人看见她从另一侧过来。”他看着玛丽·卡文迪什，“我说得对吗，太太？”

她点点头。

“你说得很对，先生。你知道，如果我能想到透露这些情况对我丈夫有哪怕一点儿好处的话，我早就这么做了。但我觉得这跟他是否有罪没有关系。”

“在某种意义上，是正确的，太太，但是这能消除我心中的很多错觉，而且能让我直接看到其他事情的真正意义。”

“遗嘱！”劳伦斯叫了起来，“那么是你，玛丽，烧了遗嘱？”

她摇摇头。波洛也摇了摇头。

“不，”他平静地说，“只有一个人有可能烧掉那份遗嘱——英格尔索普太太自己！”

“不可能！”我大声说，“她那个下午刚刚写好！”

“然而，我的朋友，就是英格尔索普太太。因为要证明这个事实别无他法：在一年中最热的那段时间的某一天，英格尔索普太太吩咐仆人在她房间里生了火。”

我大喘一口气。我们太蠢了，居然从没想到那火是那么不协调。波洛继续说道：

“先生，那天在阴凉处的温度是华氏八十度，可英格尔索普太太却吩咐点起了火！为什么？因为她想烧掉什么东西，又想不出别的办法。因为在斯泰尔斯实行战时节约政策，一张废纸都不准扔掉。因此像遗嘱这么厚的文件也无法烧掉。听说英格尔索普太太房间里生火的时候，我仓促地得出结论，这是烧了某些重要文件——可能是份遗嘱。所以在壁炉里发现了烧焦的纸片我也没觉得奇怪。当然，我并不知道上述那份遗嘱是那天下午才写好的，而且我得承认，得知这件事之后，我陷入了一个巨大的误区。我得出结论，英格尔索普太太决心烧掉那份遗嘱，直接引发了那天下午的争吵，因此吵架是发生在立遗嘱之后而不是在那之前。

“这里，我们知道，我错了。我不得不放弃了这个想法。我换了个新的立场来考虑这个问题。那么，在四点钟的时候，多卡丝听见她的女主人生气地说：‘你别以为我怕传扬出去，或者夫妻丑闻这一套能阻止我。’我推测，并且正确地推测到，这些话不是冲着她丈夫而是冲着约翰·卡文迪什说的。五点钟，一小时之后，她几乎说了相同的话，但立场不同。她向多卡丝承认道：‘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夫妻丑闻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四点的时候她在生气，可还是一副女主人的口吻；五点的时候她却处于极度痛苦之中，说受到了极大的刺激。

“从心理上分析这件事，我得出一个推论，我相信是正确的。她第二次说到的‘丑闻’跟第一次不同——因为这包括她自己！

“让我们设想一下。四点，英格尔索普太太跟她儿子吵了一架，并威胁要向他妻子揭发他——顺便提一下，他妻子不小心听见了大部分对话。四点半，在进行了一场关于遗嘱有效性的谈话之后，英格尔索普太太由此重新立了一份对她丈夫有利的遗嘱，也就是花匠做见证人的那份。五点，多卡丝发现她的女主人情绪相当激动，手里还拿着一张纸——多卡丝以为是‘一封信’——就在这个时候，英格尔索普太太吩咐在房间里生了火。推测起来，是在四点半到五点之间，其间发生了一些事，导致情绪完全逆转，因为她急着烧毁遗嘱，就像她之前急着想立定这份遗嘱一样。是什么事呢？

“据我们所知，在那半个小时里只有她一个人。没有人进出过那间内室。是什么事让情绪发生了突然性的转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