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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尔克里•波洛静坐思考 第九章 · 1

[英]阿加莎·克里斯蒂2019年07月30日Ctrl+D 收藏本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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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洛提出两个结论

旅客们都拥入餐车,围着桌子坐了下来。他们的表情多少都有些相似——期待中掺杂着不安。瑞典太太还在哭泣着,而哈巴特太太正在安慰她。

“现在,你得振作起来,亲爱的,一切都会好的。你一定要控制住自己。要是我们中间有个卑鄙的凶手,我们大家都知道不是你。唉,光是想一想这种事就能让人发疯。你坐在这儿,我就在你旁边——别担心。”波洛站了起来,她的声音便低了下去。

列车员在门口走来走去。“您允许我留下来吗,先生?”

“当然,米歇尔。”

波洛清了清嗓子。

“女士们、先生们,因为我知道你们都懂一点英语,所以我就说英语吧。我们来这儿是为了调查塞缪尔•爱德华•雷切特——也就是卡塞蒂——的死因。这个案子有两个可能的结论。我会把这两个都告诉大家,并请布克先生和康斯坦汀医生裁定哪一个是正确的。

“现在你们都已经了解了本案的情况。今天早上,有人发现雷切特被刺死了。昨天晚上十二点三十七分,他还跟列车员在门口说过话。我们在他的睡衣口袋里发现了一块被砸瘪的表,指针停在一点一刻上。发现尸体后,康斯坦汀医生作了检查,指出死亡时间在午夜至凌晨两点。大家都知道,晚上十二点半的时候,火车撞进了雪堆里,此后,任何人都不可能离开火车。

“哈德曼先生,是纽约侦探社的人员,”有几个人扭头看了看哈德曼先生,“他的证词说,只要有人经过他的房间(车厢尽头十六号房)他就会看到。因此,我们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凶手只能是这节车厢,即斯坦布尔-加来车厢里面的人。

“我要说,这个,就是我们的推论。”

“什么?”布克先生突然吃惊地叫出了声。

“但是我还要告诉大家另外一个推论。这很简单。雷切特先生有一个让他惧怕的敌人。他向哈德曼先生描述了这个敌人的样子,还说,如果这人要杀他,很有可能在火车离开斯坦布尔的第二个晚上下手。

“现在,我可以告诉大家,女士们、先生们,雷切特先生知道的事比他说出来的要多。这个雷切特先生预料中的敌人,在贝尔格莱德或者温科夫齐上了火车,是从阿巴思诺特上校和麦奎因先生去站台时打开的一扇门里进来的。有人给他准备了一套列车员的制服,他套在自己衣服的外面。虽然门是锁着的,但是他用一把万能钥匙打开了雷切特先生的房门。雷切特先生因为服用了安眠药,已经入睡,这个人凶狠地刺死他,然后穿过通向哈巴特太太房间的联通门,逃走了——”

“是这样的。”哈巴特太太点点头。

“经过联通门时,他顺手把刚才用过的匕首塞进了哈巴特太太的洗漱包里。他不知道自己制服上的一个纽扣掉了。然后他溜出房间,沿着过道跑掉了。匆忙之中,他把制服塞进一个空房间里的旅行箱之中。几分钟之后,他穿着普通的衣服,在火车就要开动的时候,从他上火车的那扇门——餐车附近的门——下了火车。”

每个人都倒抽一口气。

“那块表是怎么一回事?”哈德曼先生问道。

“我会把整件事情解释清楚的。在查理布罗德的时候,雷切特先生忘了要把表调慢一小时。他的表仍然是东欧时间,比中欧时间快了一小时。所以雷切特先生被刺死的时间是十二点一刻,而不是一点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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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个解释是荒谬的!”布克先生喊道,“差二十三分一点时房间里传出来的某个人的声音怎么解释?要么是雷切特的,要么是凶手的。”

“不一定。可能,呃,是第三个人的。他想走进房间跟雷切特说话却发现他死了。他按铃叫列车员,然后,就像你们说的那样,他害怕了,怕被指控谋杀,所以就假装雷切特说起话来。”

“有可能。”布克先生勉强同意道。

波洛看看哈巴特太太。“怎么,夫人,你想说——”

“哦,我也不知道要说些什么。你觉得我也忘了把表调慢了吗?”

“不,夫人,我认为你听见这个人经过你的包厢,但当时并没清醒过来。后来你做了个梦,梦见一个男人在你房间里,于是被惊醒了,就按铃叫列车员。”

“好吧,我想有这个可能。”哈巴特太太承认道。

德拉戈米罗夫公主直率地看了波洛一眼。“你怎么解释我的女仆的证词,先生?”

“很简单,夫人。您的女仆认出了我给她看的手帕是您的。她想掩护您,可是比较笨拙。她确实撞见了一个男人,但时间上要早一些——火车停在温科夫齐站时。她假装是在一个小时后看见的,因为她头脑混乱地想为您提供一个不在场证明。”

公主低下头。“你想得真是周全,先生,我——我佩服你。”

一片沉寂。

突然,康斯坦汀医生一拳头砸在桌子上,大家都被他吓了一大跳。

“但是,不对,”他说,“不,不,还不对!这种解释站不住脚,有很多小的漏洞。犯罪过程绝对不是这样的——波洛先生肯定很清楚。”

波洛转身惊讶地看了他一眼。“我明白,”他说,“我会告诉你我的第二个结论。但是别着急否定这一点。稍后你会同意的。”

他又转向众人。

“关于这起谋杀案,还有另外一个结论。我是这么总结出来的。

“听完所有的证词之后,我靠在椅子上,闭着眼睛,开始思考。有几点引起了我的注意。我把这几点向我的两位同事列举了出来。有些我已经解释过了,比如护照上的油渍等等。现在我来说说剩下的几点。第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火车离开斯坦布尔后的第一天,布克先生在餐车吃午饭时说的一句话。聚集在这里的人很有意思,形形色色各不相同,来自不同的阶层和国家。

“我同意他的说法,但想到这个特点时,我试着想象这样一群人在其他条件下是否有可能聚在一起。我的答案是——只有在美国。在美国,可能有这么一个家庭,包括了这么多不同国家的人——一个意大利汽车司机,一个英国家庭女教师,一个瑞典护士,还有一个德国女仆,诸如此类。这让我产生了一个猜测的框架——就是说,像导演选角色那样,给每个人分配一个在阿姆斯特朗家中出现的角色。这不仅十分有趣,而且让我得到了一个满意的结果。

“我还用了一些奇怪的结论来检验我脑子中的每个人的证词。先说麦奎因先生的证词吧。跟他的第一次谈话非常令人满意。但是第二次的时候,他说了一句奇怪的话。我对他说我们发现了一封提及阿姆斯特朗案件的信。他说:‘可是,肯定——’然后顿了顿,又说,‘我是说——那个老头子太粗心了。’

“因此我感觉到这不是他开始想说的话。假设他原本打算说的是:‘可是,肯定已经烧了。’在这种情况下,说明麦奎因先生知道这封信,并且知道它已经被烧毁了。换句话说,他要么是凶手,要么就是凶手的同伙。很好。

“然后是男仆。他说他的主人坐火车时习惯服用一片安眠药。这可能是真的,但是雷切特昨晚吃安眠药了没有?他枕头下面的自动手枪证明仆人说了谎。既然雷切特打算昨晚加强防备,那么不管他昨晚服用了什么安眠药,他自己肯定是不知情的。谁给他服的呢?显然是麦奎因或者他的仆人。

“现在,我们看看哈德曼先生的证词。我相信他对我说的关于自己身份的情况,但是当他说起自己用来保护雷切特先生的实际方法时,他的说法多少有点荒谬。保护雷切特唯一行之有效的办法就是和他一起在房间里过夜,或者在某个能观察到他房门的地方。他的证词中说得很明白的一件事就是,其他车厢里的人不可能谋杀雷切特。这就把范围明确缩小到了伊斯坦布尔-加来车厢之中。我觉得这一点非常古怪,令人费解,我先把它放在一边。

“我无意中听到的德贝纳姆小姐和阿巴思诺特上校说的那几句话,也许此刻你们大家都已经知道了。在我看来,一个有趣的事实就是,阿巴思诺特上校叫她‘玛丽’,显然他们关系很亲近。但是阿巴思诺特上校应该是几天前才遇见她的。而且我了解上校这一类英国人——就算对她一见钟情,也会很礼貌地慢慢进展,绝不会仓促行事。因此我推断,阿巴思诺特上校和德贝纳姆小姐其实早已认识,出于某个原因才假装互不相识。还有个小问题就是,德贝纳姆小姐熟悉‘长途电话’这个词,然而她却告诉我她从未去过美国。

“下一个证人。哈巴特太太告诉我们躺在床上她看不到联通门有没有闩上,所以她请奥尔松小姐帮她看一下。那么——如果她所住房间的号码是二、四、十二,或者任何双号,在这些房间里,插销正好在门把手的下方,那她所说的绝对是真话——但是像三号这样的单号房间,插销是在门把手的上方,因此不可能被洗漱包挡住。我只好得出结论,哈巴特太太编造出了一个没有发生过的故事。

“在这里,我说几句关于时间的问题。在我看来,那块瘪了的手表,真正有趣之处在于它所在的地方——在雷切特的睡衣口袋里,一个非常不舒服、非常不适合放表的地方。况且,床头边上还有一个挂表的‘挂钩’。因此我确信那块表是故意被放进口袋里的——伪装。那么,凶案就不是发生在一点一刻了。

“会不会更早一些?确切地说,是不是一点差二十三分?我的朋友布克先生根据我被一声大叫惊醒这件事,赞成这个说法,并跟我进行争论。但是如果雷切特被下了重药,他不可能大喊。如果他能大喊,他就能挣扎着保护自己,但是现场没有任何搏斗的迹象。

“我记得麦奎因曾提醒我们注意,不是一次,而是两次(第二次非常明显),雷切特不会说法语。我得出一个结论,一点差二十三分发生的整个事件,就是专门演给我看的一出喜剧!任何人都能看穿这个手表的骗局——这是侦探小说中常见的桥段。他们认为我能看穿这个骗局,然后自作聪明地推断既然雷切特不会说法语,那么我在一点差二十三分时听到的声音就不是他的,那么雷切特肯定已经死了。但是我深信,一点差二十三分的时候,雷切特正由于安眠药的作用熟睡呢。

“可是这个把戏居然成功了!我打开门朝外看了看。我确实听见了那句法语。要是我蠢得没有意识到那句话的重要性,那么一定会有人尽力引起我的注意。必要的话,麦奎因可以直接说出来:‘抱歉,波洛先生,不可能是雷切特先生说的。他不会说法语。’

“那么,真正的作案时间是什么时候呢?还有,是谁杀了他?

“以我之见——只是个看法——雷切特被杀的时间很接近两点钟,也就是医生给我们的时间下限。

“至于是谁杀了他——”

他顿了顿,看看他的听众。他可不能抱怨人们不关注他——每个人都紧紧盯着他,静得连一根针掉在地上都能听得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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