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兰克林·克拉克是第二天下午三点钟到的，他没有转弯抹角，而是直奔主题。

“波洛先生，”他说，“我不满意。”

“不满意吗，克拉克先生？”

“我毫不怀疑克罗姆是一个有能力的警官，但坦白说，他让我很生气。一副比谁都明白的架势！在彻斯顿那会儿，我向你朋友暗示过我的一些想法，但我哥哥那边有很多事需要了结，所以一直忙到现在。我的想法是，波洛先生，我们必须抓紧时间行动……”

“黑斯廷斯也一直这么说！”

“那就抓紧时间干吧。我们要为下一次谋杀做好准备。”

“看来你认为会有下一次谋杀？”

“你不这么认为吗？”

“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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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很好，我想安排一下。”

“告诉我，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波洛先生，我建议组成一个特别小组，由你来指挥，这个小组由受害人的朋友和亲戚组成。”

“好主意。”

“我很高兴你同意了。我觉得，通过群策群力，我们总能发现点儿什么。此外，等我们再次接到警告时，我们当中的某个人可以立即赶赴案发地点，并不是说一定会怎么样，但至少我们能辨认出某个在上一次案发地点附近出现的人。”

“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也赞同，但你别忘了，克拉克先生，其他受害者的亲戚和朋友并不在你的生活圈子里。他们各自都有工作，尽管可以放一个短假——”

富兰克林·克拉克打断了他的话。

“确实如此。我是唯一能承担费用的人。我本身并不是很有钱，但我哥哥留下了丰厚的遗产，最终的受益人是我。正如我所说，我建议组成一个特别小组，加入这个小组的成员将获得和平日相同的酬劳，当然，还有额外的费用。”

“你建议由哪几个人组成？”

“我已经着手办这件事了。事实上，我给梅根·巴纳德写了信——其实，这主意部分来自她。我建议我自己、巴纳德小姐、同那个死了的姑娘订婚的唐纳德·弗雷泽先生，还有一个是安德沃尔那个老夫人的外甥女——巴纳德小姐知道她的地址。我不认为那个老太太的丈夫会对我们有什么用——我听说他经常喝醉。我还认为，巴纳德夫妇——巴纳德小姐的父母——岁数有点儿大，不适合参与积极的行动。”

“没有别人了吗？”

“呃，还有，格雷小姐。”

说出这个名字时，他的脸微微泛红。

“哦！格雷小姐？”

全世界没有谁比波洛更擅长在区区几个字中加入微妙的讽刺了。富兰克林·克拉克仿佛一下子年轻了三十五岁。他突然变成了一个羞涩的小男生。

“是的。你知道，格雷小姐已经在我哥哥身边工作两年多了。她熟悉乡下的环境，周围的人，熟悉那里的一切。毕竟我离开了一年半。”

波洛可怜他，于是换了个话题。

“你在东方生活过？是在中国吗？”

“是的。我到处奔走，为我哥哥采购物品。”

“一定非常有趣。好的，克拉克先生，我非常赞同你的主意。我昨天还跟黑斯廷斯说过，我们需要和相关的人建立友好的关系。需要共用回忆，交换意见，反复讨论——谈话、谈话、再谈话。没准儿一句天真的话就能让我们从中获得启发。”

几天后，这个特别小组的成员在波洛家碰面。

他们坐成一圈，顺从地望着波洛，波洛则像个董事会主席一样在主位就坐。我从他们身边走过，观察他们，确认并修正他们给我的第一印象。

三个姑娘都很引人注目——金发白皙的托拉·格雷美若天仙；梅根·巴纳德肤色黝黑，那张如北美印第安人一般特别的脸一动不动；玛丽·德劳尔衣着整洁，穿了一身黑色套装，她有一张漂亮、聪明的脸。两个男人当中，富兰克林·克拉克身材高大，皮肤呈古铜色，很健谈；唐纳德·弗雷泽则沉默寡言，非常安静，二人形成有趣的对照。

波洛当然无法抗拒这个机会，讲了一小段话：

“女士们，先生们，你们都很清楚来此的原因。警方正尽力追捕案犯，我呢，也在以不同的方式调查。但是，在我看来，将此案关乎他们私人利益的人，也可以说，将对受害者有亲身了解的人聚在一起，也许会获得外部调查所无法获取的结果。

“凶手杀了三个人——一个老妇人，一个年轻的姑娘和一个上了年纪的男人。只有一样东西将他们三个联系在一起，那就是杀害他们的是同一个人。这意味着同一个人曾经出现在三个不同的地点，肯定有很多人见过他。不言而喻，这个疯子的躁狂症已经到了晚期。然而，他的外表和行为却无迹可查，这个事实也同样确定无疑。尽管我说的是他，但不要忘了，这个人既可能是男人，也可能是女人——他具备所有恶魔的疯狂和狡诈。目前为止，他成功掩盖了自己的蛛丝马迹。警方掌握了一些模糊的迹象，但无法据此采取行动。

“尽管如此，一定还存在某些确定的、不模糊的迹象。比方说有一点，这个凶手并非是半夜抵达贝克斯希尔，然后轻而易举地在海滩上找到了一个名字以B字母开头的姑娘——”

“我们必须探究这一点吗？”

说话的是唐纳德·弗雷泽，这些话似乎是被某种内心的痛苦从身体里挤出来的。

“我们必须探究一切，先生。”波洛说着转向他，“你来这里的目的不是为了通过拒绝回忆细节来让自己的情感不受伤害，而是在必要的时刻通过深入探究来折磨它。就像我说的那样，并不是机遇给ABC提供了贝蒂·巴纳德这个受害人。他肯定经过了慎重的挑选，所以说，他是有预谋的。也就是说，他事先侦查过地形。他知道了一些情况，比如在安德沃尔作案的最佳时间、贝克斯希尔的周边情况、彻斯顿的卡迈克尔·克拉克爵士的生活习惯。在我个人看来，我不相信没有任何可以帮助我们确认凶手身份的迹象或最细微的线索。

“我臆断，你们当中的某个人或者所有人，知道一些自认为不知道的事情。

“由于你们之间的相互联系，有些东西迟早会显露出来，呈现出一种你们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意义。这就好比玩拼图游戏，你们每个人手里拿的拼块看似毫无意义，但当你们把它们组合在一起的时候，却发现整个画面的某个部分会显现出来。”

“言辞！”梅根·巴纳德说。

“嗯？”波洛好奇地看着她。

“你刚才说的全是空洞的言辞，没有任何意义。”

她的语气中包含着一种不顾一切的张力，我早就把这一点和她的个性联系起来了。

“言辞，小姐，只是思想的外衣。”

“呃，我认为是理性。”玛丽·德劳尔说，“小姐，我真的这样认为。人们似乎经常在讨论的时候看清问题的本质。当你作出判断的时候，连你自己可能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谈话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引出很多东西。”

“如果真的是‘少说为妙’，那么，这一点与我们来此的目的恰恰相反。”富兰克林·克拉克说。

“你怎么看，弗雷泽先生？”

“我怀疑你说的那些话的实用性，波洛先生。”

“你是怎么想的，托拉？”克拉克问。

“我认为讨论的原则总是正确的。”

波洛建议道：“你们重温一下案发前的情况怎么样？克拉克先生，从你开始吧。”

“让我想想，卡迈克尔遇害那天的上午我去航海了。捕到了八条鲭鱼。海湾风景很美。在家里吃了午饭。我记得吃的是爱尔兰炖菜。我在吊床上睡了一觉。喝了茶。写了几封信，错过了邮递时间，于是开车去佩恩顿寄信。然后吃了晚餐——没什么不好意思说的，我又把一本伊迪丝·内斯比特写的书拿起来读了读，我从小就喜欢这位女作家。然后电话铃响了——”

“还有进一步的情况。克拉克先生，你现在回想一下，那天早晨去海边的路上遇到什么人没有？”

“遇到了很多人。”

“你能记起他们的情况吗？”

“现在什么都不记得了。”

“你确定吗？”

“呃，让我想想，我记得有一个特别胖的女人——她穿了条纹的丝绸裙子，当时我还纳闷她怎么穿成这样，她还带着两个小孩——海滩上还有两个年轻人和一条猎狐梗，他们扔石头让它追。哦，对了，还有一个黄头发的女孩，一边游泳，一边尖叫。真奇怪，全都想起来了，就像冲洗一张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