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洛对中国城里的那栋房子发起的炸弹袭击结果让我非常失望。首先，帮派的首领逃脱了。当贾普的人听到波洛的哨声冲进去时，只找到了四个失去意识的中国人，而唯独那个用死亡对我进行威胁的人不在其中。后来我记起，当我被迫走到门口台阶上引诱波洛进屋时，那个人一直待在后方。由此可以猜到，他远在炸弹的影响范围之外，并利用我们后来在里面发现的许多出口中的一个成功逃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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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到的那四个人没能提供任何有用的信息，警方进行的全面调查也无法将他们与四魔头联系起来。他们都是住在那一街区的普通贫民，听到李长岩这个名字也没有表现出任何反应。他们异口同声地说，一位中国来的老爷把他们聘到那座河边的房子里干活，而他们对那位老爷的私事一无所知。

第二天，除了一丝轻微的头痛，我已经算是完全从波洛制造的瓦斯爆炸的冲击中恢复过来了。我们一道去了中国城，又把那座房子搜查了一遍。整栋房产有两座摇摇欲坠的房子，由一条地下通道相连。两座房子的一楼和二楼都是空荡荡的，破碎的窗户上挂着腐朽的百叶窗。贾普已经搜查过地窖，并找到了一个入口，通往我曾经在里面度过了备受煎熬的半个小时的地下室。进一步的调查证实了我头天晚上的印象，墙上的丝绸帘子、沙发，以及地上铺的地毯都出自技巧最高超的工匠之手。尽管我对中国艺术了解不多，但还是能看出房间里的每样艺术品都价值连城。

在贾普及其手下的帮助下，我们对那里进行了一番地毯式的搜查。我本来希望能够找到某些重要文件，比如四魔头的一些重要下属的名单，或关于他们某些计划的暗号表，但我们却一无所获。我们在房子里只找到了一张纸，就是那个中国人在对我口述给波洛写的信件内容时参考的纸条。那上面写着我们最为详细的履历，对我们的性格评估，以及最可能影响到我们的弱点。

波洛对这一发现表现出了近乎孩子气的欣喜。但对我个人而言，实在看不出有什么用处，尤其是写纸条的人在某些看法上犯了非常荒谬的错误。回到家后，我向我的朋友指出了这一点。

“我亲爱的波洛，”我说，“现在你知道敌人眼中的我们是什么样的了。他似乎过分夸大了你的头脑，同时过分轻视我的。只是我不太明白，知道这些对我们到底有什么好处。”

波洛的窃笑让我有点恼怒。

“你没看出来吗，黑斯廷斯？现在我们已经通过这些纸条知道了自己的弱点，自然就可以提前准备好应对他们的攻击的方法。举个例子吧，我的朋友，现在我们都意识到你必须三思而后行。此外，如果你下次再发现一个红发的年轻女性遇到麻烦，你应该对她——你是怎么说的来着？持怀疑态度。”

那些纸条上提到了可能令我产生冲动的因素，甚至荒唐地提出我比较难以抵抗某种颜色头发的年轻女性的魅力。我认为波洛的话简直太糟糕了，但幸运的是，我很快就想到了如何回击。

“那你又如何呢？”我问道，“你是不是也准备治治你那‘过度的自负’？还有你‘近乎病态的整洁’？”

我引用了纸条上的话。听到我的反驳，他明显很不高兴。

“哦，毫无疑问，黑斯廷斯，他们在某些方面被蒙蔽了双眼。很好！他们很快就会得到教训的。与此同时，我们也得到了一些信息，它能够使我们更强大。”

这是他这段时间最喜欢说的话，喜欢到我一听就会觉得厌烦的程度。

“我们知道了一些事情，黑斯廷斯。”他继续道，“是的，我们知道了一些事情——这是好事。可我们手头的信息还不够多，我们还需要更多信息。”

“怎么去找？”

波洛重新坐了下来，仔细摆好被我随意扔在桌上的火柴，摆出了那个我再熟悉不过的图案。我知道，他要开始滔滔不绝了。

“你瞧，黑斯廷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是四个敌人，也就是四种不同的个性。我们从未跟一号有过直接对峙，很明显，我们知道他的存在，但这仅停留于对他的思维的认识。顺带一提，黑斯廷斯，我可以告诉你，我已经开始把握到他的思维了，那是最为微妙而具有东方特色的思维。我们目前为止遭遇的每一个诡计和阴谋都来自于李长岩的大脑。二号和三号拥有的力量如此强大、如此高高在上，以至于我们的攻势目前对他们来说是不痛不痒的。尽管如此，保护着他们的盾牌也能保护我们。他们完全处在聚光灯下，每一步行动都必须有所计划。然后，我们就要谈到那个组织里的最后一名成员——那个被称为四号的人。”

波洛的语气一变，正如他平时提到某个特定的人那般。

“二号和三号之所以能成功，之所以能毫发无伤地逃脱，主要是由于他们的恶名，以及他们的地位。可是四号能成功的原因却完全相反——他的成功源于他的身份不明。他是谁？没有人知道。他长什么样？也没有人知道。我们见过他多少次了？五次，对不对？尽管如此，我们真的能毫不犹豫地断言，下次见到他时绝对能认出他来吗？”

我回忆起那五个不同的人，他们竟都是由同一个人扮演的，这让我不得不摇了摇头。高大结实的精神病疗养院看守；巴黎那个把大衣扣子全部扣起的男人；詹姆斯，那个男仆；黄茉莉一案中低调的年轻医生，以及那个来自俄罗斯的教授。他们看起来没有一点相似之处。

“不，”我绝望地说，“我们没有任何可以用来辨认的信息。”

波洛微笑起来。

“我恳请你不要表现得如此绝望。其实我们还是知道一些事情的。”

“什么事情？”我难以置信地问。

“我们知道他是个中等身材、肤色中等或偏白的男人。如果他是个高个子或皮肤黝黑，是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假扮成那个苍白矮壮的医生的。当然，要增高一两英寸，假扮成詹姆斯或教授对他来说再简单不过了。同理，他还必须长着一个挺直的短鼻子。高超的化妆技巧能够将鼻子拉长，可一个天生的大鼻子却不能转眼间被磨短。与此同时，他还必须是个很年轻的人，不会超过三十五岁。你瞧，我们开始有方向了。一个三十到三十五岁之间的男人，中等身材、中等肤色，擅长化妆，没有几颗牙齿是真的，甚至一颗都没有。”

“什么？”

“当然啦，黑斯廷斯。那个看守的牙齿残缺不全，还变了颜色。在巴黎，他的牙齿却整齐洁白。假扮成医生时，他的牙齿略微凸出，而假扮成沙瓦罗诺夫时，他却长着特别长的犬齿。不同的牙齿最能改变人的脸型。你看出这些线索正在带领我们走向什么方向了吗？”

“看不太出来。”我小心翼翼地说。

“人们常说，一个人的职业会表现在脸上。”

“他的职业是罪犯。”我大喊一声。

“他是个化装术专家。”

“那不一样吗？”

“你的发言意义非凡，黑斯廷斯，但戏剧世界一定不会表示赞同。难道你看不出来，那个人目前、或曾经，是个演员吗？”

“演员？”

“当然，他掌握了作为一个演员的全部技艺。演员通常分为两类，一类是融入自己的角色之中，另一种则将自己的个性注入其中。经纪人通常会青睐后面那种类型。他们认定一个角色，随后将那个角色融入到演员自身的个性中。前一种类型则很有可能只能在各种不同的音乐厅里出演劳埃德·乔治先生，或是在保留剧目中扮演留着络腮胡子的老头儿。我们必须在后一种类型的演员中寻找四号。从他能迅速融入他所扮演的角色这一点来看，四号无疑是个非常出色的演员。”

我越听越有兴趣了。

“所以你认为，通过四号与舞台的关系，应该能够查出他的真实身份？”

“你的推理向来如此精彩，黑斯廷斯。”

“本来可以更精彩。”我冷冷地说，“如果你早点想到这个主意的话。我们已经浪费了很多时间。”

“这你就错了，我的朋友，我们只是浪费了不得不浪费的时间。我的特工们已经为此工作了好几个月，约瑟夫·阿伦斯便是其中一人。你还记得他吗？他们已经为我提供了一张可疑人物的列表——三十岁上下的年轻人，外表都很普通，有表演天赋，更重要的是，他们都在这三年间离开了舞台。”

“然后呢？”我饶有兴致地追问。

“那张名单有点长，这是不可避免的。而我已经花了很长时间进行排查。最后，我们把范围缩小到了四个名字。我的朋友，就是这几个人。”

他扔给我一张纸片，我大声读了出来。

“厄内斯特·拉特勒尔，北方某教区牧师的儿子，对化装术有着近乎反常的钟爱，被公学开除了，二十三岁登上舞台。接下来是他出演过的一系列角色，都注明了日期和地点。毒品上瘾者，应该在四年前去了澳大利亚。离开英国后就再也找不到其行踪。目前三十二岁，身高五英尺十又二分之一英寸 （注：约一米七九。） 。不留胡子，褐色头发，鼻梁直挺，肤色适中，灰眼睛。

“约翰·圣茅尔。假名，真名不详。应该是土生土长的伦敦人。从小就开始登台表演，曾在音乐厅扮演过角色。这三年来音信全无，年龄大约三十三岁，身高五英尺十英寸 （注：约一米七七。） 。身材纤瘦，蓝眼睛，白皮肤。

“奥斯汀·李。假名，真名为奥斯汀·福耶。家世好，从小喜欢演戏，在牛津很出名。出征记录非常杰出，曾经扮演过——又是一张列表，其中还包括很多保留节目的角色。热衷研究犯罪学。三年半前遭遇了一场严重的车祸，导致精神失常，从此以后再没登过台。目前去向不明。三十五岁，身高五英尺九又二分之一英寸 （注：约一米七六。） 。肤色适中，蓝眼睛，褐色头发。

“克劳德·达雷尔。应为真名。出身不明。在音乐厅出演舞台剧，同时也出演保留剧。似乎没有任何亲近的朋友。一九一九年到过中国，后经由美国返回。在纽约出演过一些角色。一天晚上毫无征兆地离开了舞台，此后再也没有人见过他。纽约警方认为那是最为诡异的失踪案。年龄约为三十三岁，褐色头发，肤色中等，灰眼睛。身高五英尺十又二分之一英寸。”

“太有意思了。”我放下那张纸，继续说道，“这就是好几个月的调查结果？这四个名字，你认为谁最可疑？”

波洛摆出意味深长的表情。

“我的朋友，针对你的提问我目前还没有答案。不过我可以提醒你，克劳德·达雷尔曾经去过中国和美国。这可能是个不太重要的细节，我们不能将其过度夸大，因为这完全有可能只是个巧合。”

“那下一步呢？”我急切地问。

“我已经展开了行动。报纸上每天都会出现用词审慎的广告，他们的亲戚朋友将会被邀请到我的律师那里交谈。说不定我们今天就能——啊哈，电话来了！有可能跟平时一样，是打错的，然后他们会为打扰我们而道歉，但也有可能……是的，确实有可能，有什么事发生了。”

我穿过房间，拿起听筒。

“你好，是的，这里是波洛先生的住所。是的，我是黑斯廷斯上校。哦，是你啊，麦克尼尔先生！我会转告他的。好的，我们马上过去。”麦克尼尔和霍奇森先生都是波洛的律师。

我放下听筒，转向波洛，眼神里充满兴奋。

“波洛，有个女人去了那里。她是克劳德·达雷尔的朋友，叫弗洛西·门罗小姐。麦克尼尔希望你马上过去一趟。”

“现在就去！”波洛大喊一声，消失在了卧室里，紧接着又拿着帽子走了出来。

出租车很快就把我们带到了目的地，我们被请进了麦克尼尔先生的私人办公室。面对律师的扶手椅上坐着一位看起来苍白得有些骇人的女士，早已失去了她的青春岁月。她的头发黄得不自然，浓密的发卷儿垂在耳边，她的眼睑染上了一层深深的阴影，但她还是没忘记给自己抹上胭脂和口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