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事实看修道院

从历史、理性和真理的角度看，修道生活应被禁止。

一个国家，如果修道院过于繁盛，就会成为交通的妨碍，占地过多的设施，在需要工作中心的地方却出现懒惰的中心。修道团体之于巨大的社会共同体，等于橡树上的寄生物，人体上的肿瘤。它们的繁荣和臃肿造成国家的贫困。修道制在文明开始时是好的，通过精神去抑制暴力是有用的，而在民族到了成熟期就变得有害。再说，当它衰退，进入紊乱时期，由于它继续起表率作用，在纯洁时期有益于人的种种理由反倒使它变得有害了。

入院修道已经过时。修道院对现代文明的初期教育是有用的，却妨碍它的生长，有害于它的发展。修道院作为培养人的学校和方式，在十世纪时是好的，在十五世纪时受到争议，在十九世纪就受到憎恶了。修道的麻风病将两个杰出的国家意大利和西班牙，几乎蚕食得只剩下骨骼了，而多少世纪以来，其中一个国家是欧洲的智慧，另一个是欧洲的光辉，在现时代，这两个卓越的民族由于一七八九年有力的保健治疗，开始痊愈。

修道院，特别是古代的女修道院，像本世纪初在意大利、奥地利、西班牙继续出现的那样，是中世纪一种最可悲的产物。修道院，上述那种修道院，集各种恐怖之大成。地道的天主教修道院，充满了死亡的黑光。

西班牙修道院尤其阴森可怖。巨大的神坛像主教座堂一样，高耸在黑暗中，在烟雾弥漫的拱顶和暗影朦胧的穹顶下；巨大的白色耶稣受难十字架，用铁链吊在黑暗中；巨大的象牙基督，赤裸地陈列在乌木上；不仅血迹斑斑，还鲜血淋漓；既丑陋又崇高，手肘露出骨头，髌骨露出皮肉，伤口血肉模糊，戴着银荆冠，钉着黄金钉子，额角上淌下红宝石的血滴，眼睛里噙着钻石眼泪。钻石和红宝石好像湿漉漉的，引来戴面纱的妇女在底下的阴暗处哭泣，她们身上被苦衣和铁刺鞭折磨得伤痕累累，乳房被柳条兜压瘪；膝盖被祈祷磨破；这些女人自以为嫁给了天主；幽灵似的人自以为是天使。这些女人有思想吗？没有。她们有愿望吗？没有。她们有爱吗？没有。她们活着吗？没有。她们的神经变成了骨头；她们的骨头变成了石头。她们的面纱是夜幕做的。她们在面纱下的呼吸，好像死亡难以形容的悲惨气息。修道院长像一个鬼魂，既使她们神圣化，又使她们恐惧。洁白无邪又咄咄逼人。西班牙的旧修道院就是这样。这是可怕虔诚的巢穴，处女的洞穴，凶残的所在。

西班牙信奉天主教，更甚于罗马。西班牙修道院是最好的天主教修道院，有东方气息。大主教作为天国的总管，监视并锁上供天主享用的灵魂后宫。修女是姬妾，教士是阉奴。狂热的修女在梦中被选中，附在基督身上。晚上，俊美的赤身裸体的年轻男子走下十字架，成为销魂的对象。修女妃子以受难的耶稣为苏丹，由高墙隔断一切生活的欢乐。往外瞥一眼就是不忠。地牢代替了皮袋。在东方是投进海里，在西方是投入地下。两边的女人都在挣扎；有人被投入波涛，还有的被投入墓穴；这边是淹死，那边是埋葬。可怕的并行不悖。

今日，那些厚古的人不能否认这些事实，便一笑置之。流行一种简单而古怪的方法，就是取消历史的披露，贬低哲学的评论，省略一切令人困惑的事实和含混的问题。灵巧的人说：“可以夸大其辞的材料。”愚笨的人重复说：“夸大其辞。”让雅克·卢梭夸大其辞；狄德罗夸大其辞；伏尔泰对卡拉斯、拉巴尔和西尔旺〔1〕是夸大其辞。不知道是谁最近发现塔西陀〔2〕夸大其辞，尼禄是受害者，肯定要同情“可怜的霍洛菲尔纳〔3〕”。

〔1〕 拉巴尔（1747—1766），法国贵族，被诬折断耶稣受难十字架而被处死，1793年被恢复名誉；西尔旺（1709—1777），法国新教徒，他的一个女儿自杀，他被控杀死了她，被判死刑，在伏尔泰的干预下恢复名誉（1771）。

〔2〕 塔西陀（约55—约120），拉丁语历史家。

〔3〕 霍洛菲尔纳：按《圣经》，是《犹滴传》的人物，将军，围困贝图利城，被犹滴诱杀。

然而，事实不易颠倒，而且颠扑不破。本书作者在离布鲁塞尔八法里的地方，亲眼见过那种遗忘洞：这是中世纪的遗物，如今大家手边都有这种材料，那是在维莱尔修道院旧院子的草坪中央，还有在迪尔河边，有四个石头黑牢，半在地下，半在水中。这是“地牢”。每个地牢都有铁门的残片，一个粪坑，一扇装铁栅的通气窗，这扇窗在外边离河水有两尺高，里面离地面六尺高。四尺深的河水沿着墙流淌。地面总是潮湿的。关在地牢里的人以这片湿地为床。在其中一个地牢里，墙上还固定着一段枷锁；在另一个地牢里，可以见到一个方匣，由四片花岗岩做成，因过短而不能躺下，过低而不能坐起来。里面放人，再盖上石板。事实如此，看得见，摸得着。这些地牢，这些黑牢，这些铁挂钩，这些枷锁，这扇在河水上的高通气窗，这个像棺材一样盖着花岗岩的石匣，所不同的是，死者却是个活人，地面是烂泥，还有粪坑和渗水的墙壁。多么夸大其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