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人有理而活人没错

街垒就要开始垂死挣扎。

一切都促使这最后时刻达到悲壮；空气中千百种神秘的爆裂声，部队在看不见的街道中行进的呼吸声，骑兵间歇的奔驰声，炮兵行进时沉闷的震动声，齐射的枪声和炮声，在巴黎这座迷宫中交织，战场的硝烟升上屋顶，呈金黄色，远处说不清的可怕喊声隐约传来，处处是危险的闪光，圣梅丽的警钟如今具有呜咽的声调，季节温馨，阳光灿烂、白云朵朵的天空光彩夺目，美好的日子，房屋却寂静得可怕。

因为从昨天起，麻厂街的两排楼房变成了两堵墙；两堵凶险的墙。门关户闭，护窗板也关严了。

这个时代与今日大相径庭，一旦民众要结束一种持续过久的局势，结束赐予的宪章或合法的国家，一旦空气中散布普遍的愤怒，一旦城市同意起出铺路石，一旦起义在市民耳边说出口令，使他们微笑，那么暴动就深入人心，居民成了战斗者的助手，楼房同临时搭起、依附其上的堡垒亲密合作。而当局势没有成熟，起义没有得到坚决的认同，群众不赞成行动，那么战斗者就要完蛋，城市在起义的周围形成荒漠，心灵变得冰凉，避难地封闭起来，街道成了隐蔽地带，有助于军队夺取街垒。

不能出其不意，让老百姓比所希望的前进得更快。想强迫老百姓做事的人要倒霉！人民不会任人摆布。那时，人民就会抛弃起义。起义者就变成鼠疫患者。一座楼房是一面峭壁，一道门是一个拒绝，住宅的正面是一堵墙。这堵墙在看，在听，但不肯接受。门可能会打开一点，让你逃命。不。这堵墙是一个法官。他看着你，判决你。这些关紧的楼房是多么阴暗的东西啊！它们好像死了，其实却活着。里面的生命仿佛暂时中止，却仍然坚持下去。二十四小时以来，没有人从里面出来，但里面一个人也不缺少。在这块岩石内部，人们走来走去，睡觉，起床；全家人聚在一起；在里面吃喝；在里面担惊受怕，多么恐怖啊！出于恐惧，这样可怕地谢绝入内是可以原谅的；恐惧混杂了惊慌失措，情有可原。有时甚至可以见到，恐惧变成偏见，惊恐转成狂怒，就像谨慎变成狂热；由此出现这深刻的话：“稳健的人发狂。”恐惧之极的火焰，会从中冒出阴森森的烟，那就是愤怒。“这些人想干什么？他们从来没有满意过。他们连累到生活平静的人，好像这种革命还不够多似的！他们到这儿来干什么？让他们自己脱身吧。他们活该倒霉。这是他们的错。他们自作自受。这与我们无关。我们可怜的街道可是弹痕累累了。这是一伙无赖。千万不要开门。”楼房呈现出一副坟墓的模样。起义者在这道门前面奄奄一息；他看到霰弹爆炸，军刀出鞘；如果他叫喊，他知道有人听得见，但不会来营救；那里有墙，本来可以保护他，那里有人，本来可以救活他，这些墙壁长着有血有肉的耳朵，这些人却铁石心肠。

要指责谁呢？

指责不了任何人，又可以指责大家。

要指责我们生活的不完美的时代。

乌托邦转为起义，从哲学的抗议转为武装抗议，从密涅耳瓦转为帕拉斯〔31〕，总是要冒风险。急躁冒进，变为暴动的乌托邦，知道等待它的是什么；它几乎总是来得太早。于是它忍让，忍气吞声接受灾难，而不是胜利。它毫无怨言，为否定它的人效劳，甚至还为他们辩解，它的崇高就在于同意遗弃。它对障碍是不屈服的，而它对忘恩负义却是温和的。

〔31〕 密涅耳瓦，罗马神话中的智慧女神，即雅典娜。她由海神抚养，与海神的女儿帕拉斯一起长大。她在比武中误杀帕拉斯，为了悼念女友，取名帕拉斯·雅典娜。

况且这是忘恩负义吗？

从人类的角度看，是的。

从个人的角度看，不是的。

进步是人类的生存方式。人类的总体生活叫做进步；人类的集体步伐称为进步；进步在向前；它使人在世间的漫长旅行走向至上和神圣；它有停歇的时候，这时，它重新集合落伍的人群；它有停歇站，这时，它在思索，面对某个光辉的迦南突然展现远景；它有黑夜，这时它睡觉；思想家看到黑暗笼罩人的心灵，在黑暗中摸索，却不能唤醒沉睡的进步，便焦虑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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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也许死了，”有一天，热拉尔·德·奈瓦尔〔32〕对本书作者说，他将进步和天主混为一谈，将运动中断看作天主之死。

〔32〕 奈瓦尔（1808—1855），法国诗人、小说家，著有《火的女儿》等。

绝望的人是错误的。进步肯定要醒过来，总之，可以说，进步在向前，甚至在它睡着的时候，因为它长大了。看到它站起来的时候，会发现它更高大。进步如同江河，想始终保持平静都不可能；决不要筑起水坝，不要投下岩石；障碍会激起水沫，使人类激动。由此引起混乱；但在混乱之后，会看到事实上又前进了一段路。进步总是以革命划分阶段，直至建立天下太平的秩序，直至和谐与一致占统治地位。

进步究竟是什么？上文已经说过。就是各国人民持续不断的生活。

然而，有时个人的暂时生活，会与人类的永恒生活相抵触。

我们无须痛苦地承认，个人有自身明确的利益，造成这利益并保卫它，并非大逆不道；现在有大量可以原谅的自私自利；暂时的生活自有它的权利，不必不断地为了未来作出自我牺牲。轮到目前在人世走一趟的一代人，用不着为了后代缩短自己的路程，毕竟后来人也会轮到走自己的路。“我存在，”称为大家的人喃喃地说。“我年轻，我恋爱，我老了，我想休息，我是家长，我工作，我兴旺发达，我做的是好买卖，我有房子出租，我有钱投放给国家，我生活幸福，我有妻室子女，我爱所有这一切，我想生活，让我安静吧。”因此，在某些时刻，对人类高尚的先锋队，会有深深的冷淡。

另外，应该承认，一旦打仗，乌托邦就走出它灿烂的领域。它作为明天的真理，从昨天的谎言借取它的方法，即战斗。它作为未来，像往昔一样行动。它作为纯洁的思想，变成粗暴行为。它在自身的英雄主义中，掺杂了它理应负责的暴力；这种廉价的权宜之计的暴力，与原则相悖，必然受到惩罚。走到起义和战斗这一步的乌托邦，手里握着旧军事法典；它枪毙密探，处决叛徒，消灭活人，把他们投入闻所未闻的黑暗中。它利用死亡这严峻的东西。乌托邦似乎不再相信光明，其实这是它不可抵御和不可腐蚀的力量。它挥舞利剑砍杀。可是，没有单锋剑。凡是剑都是双刃的；用一面剑刃伤人，另一面也伤害自己。

作过这点保留，而且是十分严肃的，我们就不可能不赞赏未来的光荣战士，乌托邦的忏悔师，不管他们成功与否。即令他们失败了，他们还是值得尊敬的，而且也许正是在失败中，他们更显崇高。符合进步的胜利，值得各国人民的鼓掌；但是，一次英勇的败北，则值得同情。前者是壮美的，后者是崇高的。对我们来说，更喜欢殉难者而不是胜利者，约翰·布朗〔33〕比华盛顿更伟大，皮萨卡纳〔34〕比加里波第更伟大。

〔33〕 约翰·布朗（1800—1859），美国黑人起义领袖，反对奴隶制。

〔34〕 皮萨卡纳（1818—1857），意大利爱国者。

应该有人站在战败者一边。

当这些未来的伟大尝试者遭到失败时，世人对他们是不公正的。

有人指责革命者散布恐慌。凡是街垒都像是行凶。有人指责他们的理论，怀疑他们的目的，惧怕他们私下的盘算，揭露他们的意识。有人谴责他们反对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现象，却筑起、搭起、堆起大量的贫困、痛苦、不公、抱怨、绝望，从底层挖出大团的黑暗，筑成雉堞来战斗。人们对他们喊道：“你们起出了地狱的铺路石！”他们可以回答：“正因如此，我们的街垒是由良好愿望建造的。〔35〕”

〔35〕 法国有句谚语：“地狱的路面是由良好愿望铺成的。”

当然，最好是和平解决。总之，要承认，人们一看到铺路石，就想到熊罴，社会担心的是良好意愿。但是，拯救自身取决于社会；我们呼吁的正是社会自身的良好意愿。用不着使用任何猛药。要以平和的方式研究病痛，加以诊断，然后治好它。我们敦请社会这样做。

无论如何，即使倒下，尤其是倒下，他们还是崇高的，这些人在世界各个角落，目光盯住法兰西，以理想不可变更的逻辑，为伟大事业而奋斗；他们为了进步，甘愿献出自己的生命；他们完成了上天的意愿；他们做出的是严肃的行动。时候一到，他们就像演员接台词那样不考虑自身，服从神圣的剧情，走进坟墓。这场没有希望的战斗，这种坚忍不拔的牺牲，他们接受是为了将一七八九年七月十四日开始的、不可抵挡的、壮丽的人类运动，导向普天下实现光辉的、最高的成果。这些斗士是教士。法国革命是天主的一个行动。

我们在另一章已经指出了种种差别，另外还应该补充，有的起义被人接受，称为革命，有的革命被人拒绝，称为暴动。一场起义爆发，这是一种思想要经过人民检验。倘若人民让黑球落下来，这种思想就是干瘪的果实，起义就是鲁莽的行动。

各国人民并不像乌托邦所期望的那样，一听到号召就投入战斗。各民族并非任何时候总是具有英雄和殉难者的气质。

他们是讲求实际的。一开始，他们对起义反感；首先，因为起义的结果往往是灾难，其次，因为起义的出发点总是抽象概念。

又因为这一点是美好的：献身的人总是为理想，也仅仅为理想而献身。起义是一股热情。热情可以变成愤怒；于是拿起武器。可是，凡是瞄准政府和制度射击的起义，目标更高。比如，我们要强调一下，一八三二年起义的领袖，特别是麻厂街热血沸腾的青年，攻击的恰恰不是路易-菲力普。大部分人坦率交谈时，公正评价这个半主张君主制，半主张革命的国王的品质；没有人憎恨他。但是，他们攻击路易-菲力普身上代表的拥有神圣权利的幼支，如同攻击查理十世身上代表的长支；上文已经解释过，他们在法国推翻王权，是想推翻全世界人对人的剥削和特权对民权的剥夺。没有国王的巴黎，与此相应的是没有独裁的世界。他们是这样议论的。他们的目标无疑很遥远，也许十分朦胧，而且在努力面前退缩；但是目标伟大。

情况就是这样。他们为这些幻象献身，对于献身者，这些幻象几乎总是幻想，不过，总的来说，是掺杂人类信念的幻想。起义者给起义诗意化和镀金。他们投身到这些悲惨事件中，沉醉于要进行的事业。谁知道呢？他们也许会成功。他们人数很少，面对一整支军队；但他们保卫权利、自然法则、每个人都不能放弃的自主权、正义、真理，必要时像三百个斯巴达勇士那样战死。他们想到的不是堂吉诃德，而是莱奥尼达斯〔36〕。他们勇往直前，一旦投入战斗，就决不后退，低着头往前冲，希望取得空前胜利，完成革命，这样，进步又获得自由，人类更加崇高，世界获得解放；最糟的不过是成为温泉关的战士。

〔36〕 莱奥尼达斯（死于公元前480），斯巴达国王，以三百人守卫温泉关而献身。

这些为进步进行的战斗往往失败，原因正如上述。群众不肯跟随这些斗士。这些迟钝的群众，人数众多，正因迟钝而脆弱，害怕冒险；而理想中有冒险。

再说，不要忘记，利益摆在那里，同理想和感情不大投缘。有时，肚子要使心脏瘫痪。

法国的伟大和美好，在于她不像其他民族那样大腹便便；她扎起腰来更容易。她头一个醒来，最后一个睡着。她一往无前。她是探索者。

因为她是艺术家。

理想不过是逻辑的顶点，同样，美不过是真的顶点。爱好艺术的民族，也是始终不渝的民族。爱美，就是寻求光明。因此，欧洲也就是文明的火炬，先由希腊举起，再传到意大利，再传到法国。这是些充当尖兵的神圣民族！Vitai Lampada tradunt〔37〕。

奇妙的是，一个民族的诗歌是它进步的因素。文明程度是以想象力的多寡来衡量的。不过，一个文明民族应该是雄健的民族。科林斯人是的；锡巴里斯〔38〕人不是的。柔弱的人要退化。既不要当业余爱好者，也不要当演奏能手，而应该成为艺术家。在文明方面，不应过分讲究，而应崇高。这样的话，要给人类提供理想的指导。

〔37〕 拉丁文，他们传递生命的火炬。引自拉丁语诗人卢克莱修的《物性论》。

〔38〕 锡巴里斯，意大利古城，约建于公元前8世纪，以奢华和风俗自由闻名。

现代的理想在艺术中找到典范，在科学中找到方法。正是通过科学，人们实现了诗人的庄严幻象：社会的美。通过A＋B，重建伊甸园。文明达到目前这一步，精确成为辉煌必不可少的因素，艺术感不仅得到科学手段效力，而且由它加以补全；梦想应该计算。艺术是征服者，应当以健步行走的科学为出发点。重要的是坐骑的稳固。现代精神，这是以印度天才为马车的希腊天才；这是骑在大象身上的亚历山大。

在教条中僵化，或者被利益败坏的民族，不能引导文明前进。对偶像或金钱顶礼膜拜，就要使行走的肌肉萎缩，使前行的意志衰退。一个民族沉迷于宗教仪式或者生意经，就要缩小光华，降低水平，压低视野，丧失使民族能肩负传播使命、以天下为己任的、人神兼有的智慧。巴比伦没有理想；迦太基没有理想。雅典和罗马即使经历历代的沉沉黑夜，也具有并保持文明的光环。

法国同希腊和意大利是同样优异的民族。论美，她是雅典型的，论伟大，她是罗马型的。另外，她是善良的。她奉献自身。她比其他民族性格更加忠诚，乐于牺牲。只不过，这种脾性忽冷忽热。对于那些当她只想走时却想跑，当她想停止时却想走的人来说，这里有着巨大的危险。法国重犯过物质主义的错误，在某些时刻，充斥这崇高的头脑里的思想，一点儿不能令人想起法兰西的伟大，只有密苏里州或南卡罗来纳州的狭小范围。有什么办法呢？巨人装作侏儒；广阔的法国也有卑微的任性。如此而已。

对此，无可厚非。人民同星辰一样，有权利隐没。只要光明重现，隐没不变成黑夜，一切还是好的。黎明和复活是同义词。光明的重现与自我的坚忍不拔是相同的。

让我们冷静地对待这些事实。战死在街垒上，或者在流亡中进入坟墓，这对于献身来说，是一种可以接受的替代。献身的真正名字是无私。被抛弃的人听其自然，被流放的人也听其自然，我们只限于恳求伟大的民族后退时不要后退得太远。不应在回到理性的借口下，在下坡路上滑得太远。

物质存在，分秒存在，利益存在，肚子存在；但肚子不应是惟一的智慧。暂时的生活有它的权利，我们同意这一点，可是持久的生活也有它的权利。唉！上升，这并不妨碍跌下来。历史上所见的事例比人们期望的更多。一个民族盛极一时；它尝到理想的滋味，然后它陷入泥潭咀嚼，而且感到这很好；如果有人问它，它怎么会抛弃苏格拉底，而看中福斯塔夫，它会回答：“这是因为我爱政客。”

回到混战之前，再说几句话。

我们此刻叙述的这样一场战斗，只不过是朝理想发展的一阵痉挛。受到阻碍的进步是病态的，它有这种悲惨的癫痫。进步的这种病，就是内战，我们在叙述过程中要遇到它。这是这出惨剧必然的一个阶段，既是一幕，又是幕间休息，主要人物是一个被社会判决的罪人，真正的剧名是《进步》。

进步！

我们常常发出的这一喊声，是我们的全部思想；我们看到的这场惨剧，它包含的思想虽然还要经受不止一次考验，但也许至少允许我们让它的光亮清晰地透射出来，如果不让掀起幕布的话。

读者此刻阅读的这本书，不管怎样断断续续，存在例外或欠缺，但是从头至尾，在整体和细节上，写的是从恶走向善，从错误走向正确，从假走向真，从黑夜走向白天，从欲望走向良知，从腐朽走向生命，从兽性走向责任，从地狱走向天堂，从虚无走向天主。出发点：物质；终点：灵魂。起始是七头蛇，结尾是天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