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该睡了……”

发现只有自己被遗留下来的父亲，像是对自己说似的，走回我所在的玄关这边。我很想跟他说些什么，主动靠近他一步。察觉到这件事的父亲看了我一眼，像是拒绝怜悯似的撇开视线笑了一下。

“不要穿着这种睡衣乱跑，丢人现眼……”

唠叨了我一句后，父亲就匆匆进门了。警笛还在远方响着，我感觉到拖鞋里的脚底板冰凉冰凉的。

🥑 落=霞=读=书- l u o x i a d u s h u . c o m -

进了家门，我走向浴室，打开洗手间的门站在镜子前。我在那里假装刷牙，看看里面怎样了。浴室里安安静静的。我正想问“妈，你还好吧”的时候，母亲先发出了声音。

“明明说要修瓷砖的……结果吃饱睡足就回家了，那个信夫……”

母亲好像是扭开水龙头在洗假牙。

“那个人每次都这样……只有一张嘴……”

她恢复了平时的尖酸刻薄，这让我放心了许多。我隔着毛玻璃感觉着她的存在，然后用母亲帮我准备的牙刷刷牙。

这一天发生的这些连事件都称不上的小事，直到现在我都记忆犹新。因为正是在这一天，我第一次感觉到父母不可能永远都像以前一样。这是件理所当然的事情。但即便我眼看着父母年华老去，我却什么都没有做。我只能不知所措地远远看着同样不知所措的父母。而第二天，我甚至忘记了这些事件，仍对他们的存在感到厌烦，然后马上回到了属于我自己的、与他们毫不相干的日常生活。双亲会老，是无可奈何的事情；会死，多半也是无可奈何的。但是，没能与他们的衰老或死亡发生一点联系这件事，对我来说如鲠在喉。

母亲第一次倒下的一年后，发生了第二次脑出血。虽说痴呆症持续恶化，但也曾一度恢复到可以坐在病床上用嘴进食，甚至医院方面还提到差不多可以开始复健了。母亲常对帮她擦脸的看护故意说些“很痛的”“你技术好差啊”之类的刻薄话逗大家笑，所以她在医院里颇得人缘。也正因如此，当我接到通知时就更加震惊。“决定了吗？若这样下去，大概只能撑四五天吧，要动手术吗？”被主治大夫这么问，我毫不犹豫地低下头说“麻烦您了”。我现在还不能让母亲死。要让她看到有出息一点的我，我想。“那么……我无法保证手术后令堂的脑功能不会受到影响，但我会尽力的。”主治大夫对我露出微笑。

手术成功了。虽然已经无法开口，眼睛也看不到，但在耳边跟她讲话，她还是会点点头或摇摇头。再接下来的半年，我每天就只能不知所措地看着母亲一步步接近死亡。从刚开始的急救医院转到第二间医院的时候，母亲已经不被看作一个人了。医生和看护从来没有叫过她的名字，也没有跟她说过话。当然也可以说，那是因为他们从来没见过母亲有说有笑的样子。我去探病，却要看到母亲被当作东西看，实在是很痛苦的事情。但我还是硬着头皮每天去探病。可能是为了弥补无视父亲托梦忠告的过错，也有可能是为了惩罚犯错的自己。

转院之后没过多久，母亲便无法靠自己呼吸了。她已经不会再有任何奇迹了，这点就算我这个亲属也非常清楚。可是我还是没放弃。

“请装上人工呼吸器。”我说。

“要装吗？”

医生惊讶地看着我。

“我认为您已经充分努力过了……”

这次换我惊讶地看着医生。他露出嫌麻烦的表情。人工呼吸器一旦装上就无法轻易地拿下来。从医院的角度来看，他们当然不想持续治疗需要那么多种药物的病患。因为对于一张病床，医院所能要求的医药补助是固定的。因此，从利益的角度来考虑，医院当然是希望多治疗比较省钱的病患。

“就像是银行的呆账一样。多医多亏损。”

一个熟识的医生如此告诉我。即便如此，我还是请他们尊重家属的期望。过了没多久，我被护士长叫去。我坐在医护中心，和几乎没有说过话的五十几岁的护士长对谈。她劝导着坚持要求加装人工呼吸器的我。

“我相信令堂也不会希望用这种方式延长寿命的。”

她试着说服我。

“我认为这完全是家属的自私。”

被这么一说，我有股冲动想要狠狠揍眼前的这个女人一拳。你懂什么？我握着拳头在心里大喊。你可以马上说出我母亲的名字吗？你从来没有在我母亲耳边跟她说过话，你凭什么断言她不想延长寿命？前一天，我才在母亲耳边问她：“还可以撑下去吗？”她清楚地点了两三次头。我问她：“会不会痛？”嗯她也清楚地点了头。你根本不知道这些事情，你也根本没有试着去知道不是吗？我很想这么说。

“拜托您了。”

结果我只说了这么一句，然后深深低下了头。因为我害怕母亲受到比现在更冷淡、更不像人的待遇。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无法否定她说的“自私”这个词。还不想让母亲死去这个想法，确实除了我的自私之外什么都不是。

母亲被我那样的自私拖着，又多活了三个月。在这三个月间，由香里生了小孩，是个女孩。母亲恐怕已经无法认知我成为父亲这件事了吧。当然，她的身体状态也早已不允许抱小孩了。所以，那三个月对母亲来说，或对我来说到底有什么意义，说实话到现在我都不知道。也许就像医生和护士长说的，我只是延长了她的痛苦而已。

最近我常想的是：如果父亲还活着的话会怎样？身为医生的父亲会如何判断？身为丈夫会有何种感情？然后，如果大哥还活着的话会怎样？他会不会责怪我做的判断？到现在我偶尔还是会问自己这些没有答案的问题。

不知不觉间，我走到了二楼自己的房间。可能是结束了漫长的一天之后想要一个人独处吧。我穿着睡衣坐在书桌前。已经坐不太下的旋转椅吱呀作响。书桌上依旧摆着下午被我揉成球丢在那里的那篇作文。我拿起来摊开看，可能从姐姐手上抢回来的时候太过用力，左上角破了一点，还有红色的类似西瓜汁的渍。作文上画着图，那是穿着白袍、提着公文包的父亲和大哥，还有挂着听诊器、张着嘴大笑的小学生时的我。笑到看得见喉头的我，看起来真的很快乐。我拉开抽屉找着，然后在老旧的自动笔和钥匙圈后面找到了透明胶带。看起来还可以用。我把作文翻到背面，将撕破的地方细心地用胶带贴起来。这就是我这一天唯一做的一件修复作业。在那之外，我什么都没有做。

我安静地下楼。从玄关旁姐姐的房间传来由香里和淳史嬉闹的声音。那声音听起来很幸福。我没有马上走向那里，而是走进了关着灯的厨房。走廊尽头的那间和室里听不到说话的声音，可能父母都睡了吧。我从餐橱拿出杯子倒了水喝。厨房桌上那朵粉红色的百日红在黑暗中显得很亮眼。

很久以前，我们刚搬到这里的时候，我和大哥、姐姐曾一起去探过险。我们确认了附近公园和学校的位置，偷看人家的狗屋，探险似乎永无止境。中学的后方有一间大房子，房子的大门旁有一棵百日红的树枝长到外面来，花朵一直垂到路边。

“这是爸爸在庭院种的那种树。”大哥说。

“明年会开花吗？”姐姐问。

“笨蛋，哪会长那么快啊？”

大哥说：“到开花至少要十年。”他摸了摸花，闻了闻味道。姐姐也踮起脚尖，用指尖触碰花朵。我也踮起脚，伸出手，但完全触碰不到。

“喏。”

大哥为我拉下树枝。

“不用。”

我觉得被当成了小孩子，于是断然拒绝他。

我助跑，用力跳起，确确实实感觉到触碰到了花朵，然后落地。我这才发现一枝百日红的花叶握在我手里。

“不关我的事啊。”

“会被骂的。”

大哥和姐姐说完便逃跑了。我也怕会有人从房子里跑出来骂，所以拼命追着那两个人的背影。到家的时候周围已经暗了。

“把它丢了啊。”

虽然大哥在玄关这样说，但我摇摇头拒绝了。一方面我是顾忌着乱丢证据万一被发现就完了，另一方面是因为那百日红的花太过鲜艳、漂亮，我舍不得丢。我忐忑不安地把握在手里的粉红色百日红送给了厨房里的母亲。

“该不会是偷摘的吧？”

在称赞过好漂亮之后，她看着我的脸问。大哥和姐姐都喝着麦茶，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

“捡到的啦。”

我没看母亲的脸，跑去加入他们两个。

第二天早上，我发现百日红被供在了佛龛前。有一阵子，我每次看到那朵百日红，都觉得是老天爷在指责我的罪过，感到很不安。

从那之后已经过了三十年。现在我眼前的这朵百日红和当时同样的鲜艳漂亮。也只有那个美，是和三十年前一样的。除此之外的一切，几乎都不留任何痕迹地改变了样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