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这院子里的园艺真是太棒了，帕森先生。”斯普林菲尔德说，“真应该获个什么奖。”

帕森什么也没说。他的脸仍然涨红而且抽搐着，眼睛里还湿润着。他穿着宽宽的短裤和凉鞋，站在那里瞪着他们。等他们离开了，他抓起耙子照地面一阵猛扫，耙子狠狠地划过花圃，把护根物撒到了草坪上。

斯普林菲尔德用车载电话询问了一遍。电力公司和市政机关都不知道案发前一天在巷子里出现的这个人的来历。斯普林菲尔德转述了帕森的描述并且给画像员留下了指示。“让他先画电线杆和电表，然后顺着那个方向走。他得想法让目击证人合作。”

“我们的画像员可不愿意登门画图。”探长一边开着他的流线型福特慢慢穿过车流，一边对格雷厄姆说。“他工作时喜欢让秘书们看着，让证人在他身后忽左忽右的跷起一只脚看他画。对于没做亏心事的人警察局是无能为力的。马上我们就会有嫌疑犯的画像了，一画出来我就把图发到周边的每个家庭。

“我觉得我们今天只得到了一点蛛丝马迹，威尔。他只露出了一点点马脚，你不觉得吗？你看我们吓唬了这个老家伙，可他也只说出了这么一点可怜的东西。现在得针对新掌握的情况做些什么。”

“要是巷子里的那个人就是我们想找的，刚才的信息将是目前最好的消息了。”格雷厄姆说。他对自己充满了厌恶。

“是啊。这说明他不是跳下公共汽车然后漫无目的地靠他的睾丸指引目标，他有犯罪计划。他在城里待了一夜。他在作案前几天就知道要去哪里了。他对自己要做的构思过：查看地形，杀死宠物，屠杀全家。这是他妈的什么样的思维啊？”斯普林菲尔德停顿了一下，接着问：“这是你的研究领域，是不是？”

“是的。如果它是任何一个人的，我想也应该是我的领域。”

“我知道你以前见过这类畜生。我那天问你莱克特的情况时你不大愿意讲，可是我需要和你谈谈他。”

“你说吧。”

“他杀死了九个人，是不是？都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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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的是九个，还有两个人没有死。”

“那他们怎么样了？”

“一个在巴尔的摩一家医院里戴着人工呼吸罩，另一个在丹佛的一家私人精神病院里。”

“他作案是什么动机，他怎么疯的？”

格雷厄姆看着车窗外人行道上的人流。他的声音开始变得冷淡而漠然，仿佛在口授一封信：

“他杀人因为他喜欢那么干。他现在仍然喜欢。莱克特博士一点也不疯，至少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疯。他干那些骇人听闻的勾当是因为他觉得有趣，但是如果他愿意，他完全可以让自己表现得非常正常。”

“心理学家把他们叫什么——他们在哪出问题了？”

“他们把他叫做反社会的精神变态者，因为他们想不出还能用别的什么名称。他有一些特征符合反社会的精神变态者的定义。比如他没有一点儿悔改或内疚，而且他有反社会的精神变态者的首要的也是最糟糕的一个特点——在儿童时代就对动物有虐待狂。”

斯普林菲尔德咕哝了一句。

“但是他不具备其他的特点。”格雷厄姆说，“他不是个流浪汉，他没有犯罪史。他不像大部分反社会的精神变态者那样，在小事情上有琐细或者滥用的倾向。他的感觉也并不迟钝。所以心理学家不知道叫他什么好。他的脑电图显示出一些异常的图像，但是他们从中并不能破译出太多的信息。”

“你把他叫什么？”斯普林菲尔德问。

格雷厄姆犹豫了。

“我不会告诉别人的。你自己管他叫什么？”

“他是个怪物。我觉得他是那种不时在医院里非正常出生的可怜的东西。他们喂养他，给他保暖，却不把他放在机器上，结果他就死了。莱克特的大脑和他们同样是不正常的，可是他外表看起来很正常，但没有任何人能识别出他与常人的不同。”

“我在探长这个领域有一些朋友在巴尔的摩工作。我问他们你是怎样发现莱克特的，他们说不知道。你是怎么干的？那个最初的暗示，那个让你感觉就是莱克特干的第一个证据是什么？”

“是个巧合。”格雷厄姆说道，“第六个受害者是在自己的工作间遇害的。工作间里有木工用的工具以及他保存的打猎用的器具。受害者被绑在了一个悬挂了工具的木板上。尸体完全被分解、砍断和刺破，而且身体里还被塞进了箭。那些伤让我想起了什么，但我当时想不出是什么。”

“然后你又开始研究下面的几个受害人。”

“是的。莱克特当时特别凶狠——他在九天内杀死了三个人，而这第六个人的大腿上有两处旧伤。病理学家与当地医院联系得知，那是五年前他在用弓箭狩猎时从一棵树上重重地摔下来留下的，他摔落的时候有支箭扎穿了大腿。

“记录上显示的是一位当地的外科医生，不过莱克特是最先为他治疗的大夫——他那天在急诊室值班。病人的名字在接诊记录上。虽然距离这个旧伤已经很长时间了，可我想莱克特也许还能记起箭伤可能有些可疑的地方。所以我到他的办公室去找他。我们就天南海北地随便聊了一会儿。

“他当时已经转向精神分析研究了。他有一间很豪华的办公室，很古典。他说他对那个人的箭伤已经记不大清楚了，只记得是他打猎的伙伴把他抬进医院的。

“可是有一些东西还是让我觉得有点怪。我想可能是莱克特说的某句话或者他办公室里的什么东西。克劳福德和我来了个彻底检查。我们查了记录，莱克特没有案底。我想在他的办公室里独自待一会儿，可是我们没有理由。因为我们拿不出什么东西。所以我又一次去找他。

“那是个星期天，他在星期天有门诊。整个门诊楼很空，只有在候诊室的几位患者。我刚到他就看见了我，我们就聊了几句，他表现得很有礼貌，并愿意帮我这个忙。当我抬头看见他头顶一个书架上的一些很老的医疗图书时，我知道他就是杀人凶手。

“当我再一次看他时，也许我的表情变了，我不知道。我知道他就是凶犯，而他也知道我了解到了真相。可我还是不知道自己是如何确定的，所以并没有相信直觉，可必须搞清楚。所以我搭讪了几句就离开，走到大厅。那里有公用电话。在我没得到任何帮助之前我不想惊动他。我正在和警察局总机说话的时候他从一个办公室钻出来，没穿鞋走到我的身后。我一点也没听到他在靠近。我感觉到了他的呼吸，然后……后来的情况你已经知道了。”

“可你是怎么知道他是凶手的呢？”

“我想可能是在一个星期之后，我在医院里时才搞明白的。是一张叫《受伤的人》的插图——在很多早期的医疗书籍里都有的一张图，莱克特的书里也有。这幅图展示了战争中可能受的各种各样的伤。我在乔治·华盛顿大学一堂病理学概述的课上看到过它。那第六个受害者伤口的部位与手法都和那幅插图里受伤的人很相似。”

“《受伤的人》，一幅画？你就靠这个破案？”

“就是这样。凑巧我事先看到过那张图，不过是有点运气罢了。”“这运气可够大的。”

“如果你不相信我，你他妈的干吗要问我？”

“我没听见你刚才的话。”

“太好了，我也没想那么说。不过事情就是那个样子。”

“好吧，”斯普林菲尔德，“谢谢你告诉我。我的确需要知道这样的信息。”

帕森对出现在巷子里的陌生人的描述以及关于猫与狗的信息都有可能关乎凶犯作案的方式：他似乎先会化装成一个读表员，察看地形，发觉不得不先杀死受害者的宠物，最后再向主人下手。

警方迎头遇到的难题就是是否应该公布他们的假设。

有了公众对危险信号的认知和警惕，警方也许能得到有关罪犯下一个进攻目标的预警——可是罪犯也可能在注意警方的动态，他有可能因此而改变作案习惯。

警察局内部对这条微弱的线索该继续保密，并向东南部各州的兽医诊所和动物收养所发布特别命令，要求他们对残害宠物的事件迅速通报。

这意味着不向公众透露最有价值的警告。这是个道义上的问题，而警方对此左右为难。

他们为此向芝加哥的亚兰·布隆博士请教。布隆博士说如果凶犯在报纸上读到警报，他很可能改变袭击一个家庭的策略。布隆博士同时也怀疑无论有没有这个风险，罪犯都有可能改变首先袭击宠物的策略。他还告诉警方千万不要轻信离下一次作案还有二十五天的时间——下一个满月日是8月25日。

7月31日的上午，在帕森给出嫌疑人描述三个小时以后，伯明翰、亚特兰大警方和华盛顿的克劳福德在电话会议后做出了决定：警方将向兽医诊所发布秘密通告，在案发附近地区张贴三天嫌疑人的素描画像，三天后向媒体公布线索。

这三天中格雷厄姆与警方在人行道上向利兹家附近的住户展示画像。在草图上对脸部只是一个建议性的勾画，但他们希望找到一个能改善图片的人。

格雷厄姆的草图的边沿这几天在他手中被汗浸得很软了。很多时候很难取得市民的信任而让他们开门接待。晚上格雷厄姆躺在自己的房间里，往痱子上抹粉，他的大脑则围着问题转个不停，仿佛它是个全息图。他想营造灵感来临之前的那种感觉，可是它却迟迟不到。

这期间，亚特兰大地区发生了五起枪击误伤，其中一人丧命，都是因为市民过于紧张，把回来晚的亲属当成了罪犯而开枪误伤。恐吓电话成倍增多，而没有用的举报塞满了警察总部的信箱。无助与恐慌像流感一样蔓延。

克劳福德在第三天的晚上从华盛顿赶回来，然后到宾馆去看了格雷厄姆，正好看见他把汗湿了的袜子脱下来。

“是不是很热？”

“明天早晨你拿张草图体验体验就知道了。”

“用不着喽，今天晚上新闻里会公布所有线索的。你走了一整天吗？”

“我总不能开车进出人家的小院吧。”

“我不觉得这张画能有什么结果。”克劳福德说。

“除此之外你还指望我做什么呢？”

“尽你的所能，是我对你的全部指望。”克劳福德站起来准备走了。“紧张的工作有时是我的麻醉剂，尤其是在我戒酒以后。对你来说也是一样，我觉得。”

格雷厄姆很恼火，可是克劳福说对了。

格雷厄姆天生爱拖延，他自己知道。以前上学的时候他可以用速度弥补耽误的时间，可现在他不在学校了。

还有一件事他可以做。他已经考虑好几天了。可以继续等待，直到下一个满月前几天，绝望把他逼到这个选择上。或者他可以现在就做，趁着他还可能派上些用场。

他想找一个观点。一个很奇怪的逻辑需要和人分享，一种思维方式他需要在暖和舒适的群岛生活之后重新发现。

理智像游乐场滑车上的嵌齿轮一个个劈里啪啦地上升。格雷厄姆抓住那个最上面的念头大声说：

“我得去找莱克特。”他说话时在抓自己的肚子，却丝毫没有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