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到与劳厄兹会面的时候，格雷厄姆令布隆和克劳福德着实吃了一惊。他看起来很情愿地迎上劳厄兹，而且露出友善的神情，尽管他蓝色眼睛发出的是冷冷的光。

进入联邦调查局总部使劳厄兹的举止有所收敛。他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表现得很礼貌，而且使用他的设备时又迅速，又尽量小声。

格雷厄姆只有一次对劳厄兹说不：他断然拒绝让劳厄兹看利兹太太的日记以及两个家庭的任何私人信件。

在采访开始的时候，他回答劳厄兹问题显得语调很平和。两个人手上都有布隆博士提供的提纲。他们的问题和答案有很多处都是在事先准备的基础上转述的。

亚兰·布隆发现密谋激怒某个人很困难。最后他不得不把他对“牙仙”的观点抛出来了事。其他人则像空手道学生上解剖课一样听他讲。

布隆博士说“牙仙”的行为和来信暗示着他有妄想症，这种症状是对不可忍受的不满足感的一种补偿。他敲碎镜子的行为把这种不满足感与他的相貌联在了一起。

凶手对“牙仙”这个称呼的反对集中在带有同性恋含义的词“仙”。布隆认为他有一个潜意识的同性恋情结，一种害怕成为同性恋的强烈的恐惧。布隆博士的这个观点被一项在利兹家的怪异的发现所证实：折叠的痕迹和血迹，证明“牙仙”在利兹先生死亡以后给他穿上了裤衩。布隆博士认为他这么做是为了强调他对利兹先生不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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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精神分析学家还论述了早期的施虐狂身上攻击和性欲的紧密的联系。

那些野蛮的攻击行为都是针对妇女的，而当着整个家庭的面施暴则明显是针对一个母性成员。布隆在屋子里踱来踱去，自言自语似的称“牙仙”是个“梦魇下的孩子”。克劳福德的眼皮在布隆富有激情的陈词中耷拉下来。

在劳厄兹的采访中，格雷厄姆的言辞的尖刻是没有其他联邦调查员愿意效仿的。而通常情况下没有媒体会在引用如此尖刻的言辞以后透露说话人的姓名。

格雷厄姆表示他预见到“牙仙”长得奇丑无比，而且阳痿。他还故意做出错误判断说凶手曾对男性遇害者施加性暴力。格雷厄姆说“牙仙”毫无疑问是认识他的人的笑料，而且是一个乱伦家庭的产物。

格雷厄姆强调“牙仙”显然没有汉尼拔·莱克特高明。他保证会把随着调查工作的深入而获得的材料和思考都提供给《国民闲话报》。许多执法人员不同意他的见解，但是，他说，只要他主持“牙仙”案，《国民闲话报》就可以放心地从他这里得到第一手材料。

劳厄兹拍了很多照片。

最重要的一张是在格雷厄姆“华盛顿的藏身之所”拍的，这是一套他借用的公寓，他会一直住在这里“直到他捉住‘牙仙’”。这里是惟一的一处能让他在食人狂的氛围中“找到一丝安宁”的住所。

照片上格雷厄姆穿着睡袍坐在桌前，研究案卷到深夜。他在默默地对变态的“牙仙”做一个“艺术家的构思”。

照片上透过他身后的窗能看到国会山的圆顶。最重要的是，在玻璃窗的左下角，街对面的一家人们熟知的酒店的招牌依稀可见。

“牙仙”能根据照片找到这套公寓，如果他想的话。

在总部里格雷厄姆站在一个大型的光谱仪前照了一张照片。这跟案子毫无关系，可劳厄兹认为这样照的效果很好。

格雷厄姆居然同意在采访的时候和劳厄兹一起合影。他们是在武器及装备工具科的大大小小的枪支陈列架前拍的照片。劳厄兹手里拿着与“牙仙”用的相同的九毫米口径自动手枪。格雷厄姆指着一个自制的消音器，形状模仿的是电视天线杆。

布隆惊奇地看到就在克劳福德按动快门前的一刹那，格雷厄姆把一只手友爱地搭在劳厄兹的肩膀上。

他们计划把采访内容和照片刊载在第二天的《国民闲话报》上，星期一，8月11日。在得到需要的材料以后，劳厄兹回到芝加哥。他说他想亲自监督排版，并和克劳福德约好周二下午在离设计的埋伏处五个街区以外的一个地方见面。

从周二开始，《国民闲话报》在全国都有发售，两处埋伏的地方就做好准备迎接这个恶魔。

格雷厄姆每天晚上都会去那个报纸上登的他的“临时住所”。

在同一期的《国民闲话报》上还有一条密码处理过的信息，邀请“牙仙”到安娜波利斯的一个邮筒那里会面，这个地点二十四小时有人盯防。如果他对邮筒表示怀疑，也许认定抓他的兵力都集中在那里，这样格雷厄姆就会成为首选的攻击目标，这是联邦调查局的逻辑。

佛罗里达方面在舒格罗夫安了一个监视器。

在捕手当中开始出现不满的情绪——因为两处埋伏的地点占用了大量的本该在其他地方使用的人力，而格雷厄姆每晚在埋伏处的露面也影响他在华盛顿的正常工作。

尽管克劳福德的理性判断告诉他这是现有条件下最好的对策，可这个程序对于他以往的办案风格来说还是过于被动。他觉得他们这是在和自己玩游戏，在剩下不到两个星期的时间里、在满月重新升起之前的一片黑暗中玩游戏。

周日和周一在好奇和躁动中过去了，分针爬得很慢，而时针跑得飞快。

斯珀根，昆蒂科特种武器和战术部队装备处的负责人，在周一下午绕着公寓所在的街区转了一圈。格雷厄姆在副驾驶座上，克劳福德坐在后排。

“行人流量的高峰到大约七点一刻就结束了，每个人在这时候都到家准备吃饭了。”斯珀根说。他身材瘦而结实，头上的棒球帽低低地压在头上，看起来像个内野手。“明天晚上你的车开过铁路小旅馆到这片空场的时候鸣笛告诉我们一声，大概在八点半或者八点四十。”

他把车开进公寓的停车场。“这个场地不是最好的，可也不是最坏的。明天晚上你就把车停在这里。我们会安排你每天晚上在不同的车位里停车，不过会一直是这一侧。这离公寓的大门有七十五码远。咱们走过去吧。”

斯珀根，矮矮的个子，膝向外弯曲，走在格雷厄姆和克劳福德的前头。

他在找能得到坏投手的地方，格雷厄姆想。

“咱们步行的线路是最有可能发生情况的地方，如果真会发生的话。”这位特种武器装备处的头说，“你看，从你的车到公寓入口连成的直线，这条自然的路径，正好穿过停车场的中心。这是他经过这里摆的成排的车必须走的最长的距离。他必须走过沥青的空地才能接近你。你的听力怎么样？”

“挺棒的，”格雷厄姆说，“在这样的停车场里就更棒了。”

斯珀根想在格雷厄姆的脸上寻找一种表情，可是没发现任何东西。

他在停车场的中心停下。“我们在调节这些街灯的瓦数，好让带来福枪的射手不容易瞄准。”

“你的人也一样。”克劳福德说。

“我们的两个人会戴斯达纯夜视镜的。”斯珀根说，“我得请你在西服外罩上喷一些光亮剂，威尔，我可不管你热不热。你每天晚上无一例外地要穿防弹衣，好吗？”

“好的。”

“哪一种？”

“克福勒——什么来着，杰克——‘昔日重来’？”

“对，‘昔日重来’。”克劳福德说。

“很有可能他会向你走过来，可能从你背后，或者他可能与你擦肩而过然后转过身向你开枪。”斯珀根说，“他已经有七次对受害人的头部开枪了，对吗？他知道这个方法很灵。要是你给他足够的时间瞄准，他对你也会故技重演的，所以不要给他时间。在大厅里交给你一些东西以后，咱们就去射击场吧。你行吗？”

“他可以的。”克劳福德说。

斯珀根在射击场是权威。他让格雷厄姆在耳罩下面加上耳栓，并且从各种角度向他晃动射击目标。他看到格雷厄姆用的不是规定的点三八口径枪时放心地舒了口气，可是他对格雷厄姆手枪里关闭了气门的枪管造成的闪光有些担心。他们在射击场练了两个小时。格雷厄姆结束练习以后这家伙坚持要检查他的点四四口径枪的枪管和枪管接口的螺钉是否依旧牢靠。

格雷厄姆冲了个澡，换了衣服，好把身上的火药味弄干净。然后他开车回到海湾的住所，去和莫莉和威利度过最后一个平常的夜晚。

晚饭后他带妻子和继子去了零售店挑选瓜果，他们嬉闹了好一阵。他要他们买够所有的副食和日常用的东西——旧的《国民闲话报》还在收银机旁的架子上，他希望莫莉不会看到明天一早出的新报纸，他不想让她知道正在发生的一切。

她问他下星期的晚饭想吃点什么，他只对她说他要出差了，要去伯明翰。这是他头一次真正地对她说谎，而这让他觉得自己油滑得像用旧了的钞票。

他注视着她在货架中间走，莫莉，他漂亮的打棒球的妻子，这个女人时刻对肿块警觉，坚持让他和威利每三个月就做一次身体检查；对死亡有切身体验的她克制了自己对黑暗的恐惧；她深知活着就是幸运，她了解他们生活的价值。她让每一分钟都过得很充实，甚至能把分分秒秒抓在手心里。她教他怎样调剂生活。

派舍贝尔的礼炮声传进了阳光明媚的小店，他们两个对视着，直到他们感受到的愉悦变得巨大得无法承受。即便在这个时刻，恐惧还是从他身边飘忽而过，像一只鱼鹰的阴影：这样平静美好的生活是那样难以持久。

莫莉把提包在两个肩上换来换去，好像里面的手枪的重量不止十九盎司似的。

格雷厄姆要是听见自己对甜瓜咕哝的那句丑陋的言语也会脸红的：“我非把那个混蛋装进塑料口袋里不可，我必须那么做。”

在谎言、枪支和购物的重压下，三个人形成了一列小队，神色庄严。

莫莉闻出一只老鼠的气味。她和格雷厄姆熄灯以后就没说话。莫莉做梦听见沉重疯狂的脚步声在一个有很多更衣室的大房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