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冬以来，汤河流域一直没有认真地冷过。冬至到小寒的半个月中间，曾经变过一回天，刮了一下午五级到六级的西北风。那天黑夜，落了不到二寸雪。第二天太阳一出，刚刚半天工夫，一层薄雪就化得无影无踪了。隆冬的渭河平原，白日仍旧温暖如春。蛤蟆滩渠道里的紫草和鸡爪草，青翠晶亮，在急湍的清流里快活地漂摆着。庄稼人们谈论着：解放后的冬天比解放前的冬天暖和了。有些人说：是人们心里暖和。那些人则坚持：天气也的确暖和了，而且还是一年比一年暖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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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历癸巳年十一月二十七，小寒前六天，一九五四年在人们不知不觉中来到了蛤蟆滩。

在蛤蟆滩周围——在黄堡镇、上堡村、下堡村、冯店村、章村、杨村，以及田地和蛤蟆滩毗连的峪口区赵村和竹园村，新年来得相当热烈，有声有色。向农民宣传总路线的运动，已经乡乡进入敲锣打鼓送粮入仓的阶段了。区、乡政府、商店、邮政代办所，都贴起拥护社会主义革命的红纸对联了。各乡的六年制完全小学，为了庆祝五年计划的第一个新年，在街道上扎起了柏叶牌坊。老师们和高年级学生们，还敲锣打鼓，化装游行哩。有的装扮成非常愉快的工、农、兵、学、商群众，拿着工具、农具、武器、钢笔和算盘，手舞足蹈，歌颂共产党和毛主席。有的装扮成艾森豪威尔、杜勒斯、麦克阿瑟和他们在中国的台湾岛上豢养的走狗。看看艾森豪威尔愁眉苦脸，杜勒斯阴险毒辣的样子吧！麦克阿瑟在游行的行列里颠跛着，架着伤兵拐棍，显出一副狼狈相。把余粮卖给国家以后心情愉快的庄稼人们，指着穿黑礼服、拿文明棍的那个美国人，叫他：“杜老四！杜老四！”然后呵呵地笑着，高兴极了，畅快极了。……

但这个时候，整个蛤蟆滩却是严肃的。上下河沿大约有三十户的庄稼人，要和几千年古老的生活道路告别了。他们要走上一条对他们完全陌生的生活道路了。所有坚决走这条新路的庄稼人，对农业生产合作社有疑虑的庄稼人，和被邻居们造成的形势逼着不得不跟着走的庄稼人，家家户户都在经历着一个激荡人心的历史时刻。心情振奋的、心情沉重的和心情郁闷的灯塔农业社各阶层的社员们，他们把心思全贯注到建社的事情上去了。就说那些决定暂时不入社的庄稼人们吧，也在眼巴巴地盯着，看灯塔社到底怎么办呀。谁还算它哪一天过阳历年呢？可以说蛤蟆滩的大部分庄稼人，对周围大村庄的锣鼓声和歌舞游行，没一点兴趣。甚至于中共渭原县委派到这里的建社工作组，对过新年这码事也糊里糊涂。建社工作组和建社委员们，一部分人在忙“四评”——评土地等级、评劳力底分、评牲口价和农具价；另一部分人在抓思想教育，对所有将来要参加集体劳动的男女社员，进行有关团结性、组织性和纪律性的起码的教育。和这两样事情同时，在下河沿冯有义草棚院和上河沿郭庆喜草棚院，给两个生产队的饲养室盘槽的工作，也不能被挤掉。所以，中共黄堡区委，在元旦早晨，派骑自行车的通信员到蛤蟆滩，通知建社工作组的县区干部去参加新年会餐的时候，大伙都瞪眼了。

“啊呀！今天已经是一九五四年了吗？……”

一九五四年了。元旦这一天，好平静的蛤蟆滩呀！渠岸上有啃枯草的牛。庄稼院周围有觅食的鸡。温暖、明朗的阳光，热情地把庄稼人吸引到室外来，开会、做活、闲谈。谁不愿意享受冬天的好天气呢？只有姚士杰一人，在他的四合院正房东屋炕上，抱着脑袋睡觉！

郭世富在统购粮入仓以后，今天是第一次出了街门。这位大庄稼院的家长，和从前一样，衣冠整洁。他头上戴着老伴在热天给他保存得很好的毡帽。他浑身上下，穿着一色新浆洗过的黑市布棉衣。他要尽量摆出一种“没有什么”的神气。但没出街门的这半个来月光景，毫不留情地在他外貌上留下了惹眼的痕迹。老汉瘦啰——脸色暗了，颧骨高了，皱纹深了。他两鬓的白头发，也比粮食统购以前多了一些。春天，老汉兴高采烈地盖起了准备囤放余粮的前楼；诸葛亮活着，也想不到当年冬天，共产党就想出这个粮食统购统销的主意！每一场空欢喜后头，都紧跟着一场实难受。十八石余粮，卖得老汉体重至少能轻十斤！

世富老大现在出了街门，他看看官渠岸村巷的东头，又看看西头。噢！那里，在小土神庙前头，官渠岸的“闲话站”上，几个老中农在晒太阳，说闲话哩。看见了他们，老汉皱纹脸上有了一丝笑容。他在背后提着长烟锅，朝那几位闲人走去了。

出门见喜！今天在这里的是几个好庄稼人。他看见一个身材粗壮的结实庄稼人，站在那里正发什么议论。那不是杨加喜吗？是哩！就是他！这人言多，可是个有钢的人。民国十年前后，加喜在下堡村卢秀才书馆念过三年书。半部《论语》囫囵装在肚里头，怕至今也没消化开；可是他念过《朱子家训》这本农村名著，可在官渠岸行了好事。世富老大不识字，趁下雨天和上集走路的工夫，他向杨加喜学了许多朱柏庐辞源注：朱柏庐，明季诸生，入清隐居不仕，其学确守程朱……治家格言。那些格言，几百年来，都是大庄稼院过富裕光景的经典。郭世富一个粗笨庄稼人嘛，要不是这位明朝人的精神影响，他哪能使一个落荒到蛤蟆滩的穷家，发达成现在的样子呢？现在，世富老大看见杨加喜站在土神庙前，大声说笑，他立刻感觉到心里宽慰了许多。加喜和他爹务劳起三亩大一片桃园。他家每年收入几百元，家业渐渐兴旺起来了。种庄稼的学者侃侃而谈，这就证明粮食统购统销和灯塔农业社建立，对于富裕庄稼人，并不像世富老大蹲在炕上所想象的那么暗淡吧？

郭世富看见了：蹲在杨加喜左边的，是虎头老二。嘿！数九天，头剃得光亮，舍不得叫老婆给你做一顶帽子戴？这孙兴发养一匹好马，见天早晨出去拾粪，牵着马遛。谁想碰碰马的缰绳吗？滚开！人家都叫他“马亲家”哩。蹲在杨加喜右边的，世富老大闭上一只眼，也认出那是草阎王郭振云。这人对庄稼地里长出来的杂草，铁面无情，锄草刨根，狠心透了。他做活没个定时：肚里饿得动不得了，就算晌午了；看不见做活了，就算天黑了。这两个“务实庄稼人”，曾经不止一次当众宣布：他们不喜愿互助合作。这是毛主席许可的！他们不像有学识的杨加喜那样灵活，看见对自己有利的时候，就和贫雇农邻居们互助做活。他们比杨加喜更加“务实”。世富老大从心眼里喜爱他们。想起他们，他就觉得自己在下堡乡五村，绝不像姚士杰那么孤立。他是有伙伴的！

郭世富从村巷里向土神庙走着，在心里宽慰自己：

“算啦！甭难受啦！十八石粮食，从黄堡粮站的仓库里头回不到咱楼上了。咱白难受做啥？咱还是往前看吧！”

现在，世富老大慢慢走到小土神庙前头来了。

孙兴发和郭振云站起来了，表示欢迎官渠岸的长辈来到“闲话站”。老汉自信：他在他们中间的威信，是用了几十年的时间建立起来的，是共产党不可动摇的。

郭振云咧开稀疏胡子的嘴巴笑着，亲切地说：

“大叔！你看日头爷爷多红？噢？”

“噢！”本家叔叔很和善地笑笑，说，“不像数九天……”

孙兴发一只粗糙手摸摸亮光头，说：“头九，二九，不算九，小寒到大寒，才冷呀。……”

“对！”郭世富也同意，“小寒不冻大寒冻，大寒不冻来年定起虫……”

闲话说得十分愉快。但完全靠自家的劳动培育起一片桃园，多少有点自负的杨加喜，对世富老大就不那么尊敬。他看见他红光满面的胖脸上，带着嘲笑的表情。四十多岁的粗壮庄稼人，一只手拍拍饱满的肚皮，问郭世富：

“怎样？好些哩？你？”

“好哩。”世富老大痛快地回答，努力把脸挺得板平，表示他已经不在乎那十八石粮了。

但是旧社会不断地向他传授过治家格言的杨加喜，并不放弃教给他新社会过日子的新态度。聪明庄稼人更加明白地劝说他：

“往宽处思量。老哥！咱土疙瘩庄稼汉嘛，顺着国策走，没错！这如今，人民政府按牌价买粮食哩。你记得不？国民党要了军麦，又要马料。嘴说等着发官价，给过你一个麻钱吗？嘿！提着马棒，到咱官渠岸来，吓得鸡飞狗跳墙。你郭世富没挨过马棒，还是我杨加喜没挨过马棒？……”

马亲家和草阎王声明：他们没有挨过马棒。不管国民党的官兵从黄堡镇过汤河，还是从下堡村过汤河，他们总是来得及朝峪口区的赵村或竹园村跑。人家从来也没有追上他们过……

可怜的郭世富说什么呢！他挨过国民党的马棒。为了军麦的事也挨过，为了马料的事也挨过。他总是希望：多说好话，少拿粮食。他想：国民党也是人嘛。谁知道马棒和拿马棒的人，全没人性。唉！杨加喜！你的嘴真爱拍！说起来好像口袋装西瓜，直出直入，没有拐弯，也没有分寸。他也挨过马棒嘛！你说这个，有什么光彩吗？现在，世富老大不得不说几句话，来表明他对粮食统购统销的态度了。

世富老大在孙兴发和振云侄子中间，蹲下来。他把烟锅插进烟布袋里头。他一边装着烟叶，一边思量着。他望着终南山一直白到山脚的雪峰，想好了他要说的几句话：

“加喜！你甭冤屈好人！自解放到如今，五个年头了，咱没违抗过国策。把余粮卖给人民的国家，支援工业化，咱最满意。咳！粮食放在家里能怎？虫吃，老鼠糟蹋。加喜兄弟哟！粮食不是在楼上放着哩。粮食是在哥的心上放着哩。这如今，一下卖了倒好！为啥哩？省心！钱存在银行里，用多少，取多少，还有利息哩……”

他把干部们宣传的话，全部说完以后，才划着洋火，吸着了旱烟。他现在相当的平静。杨加喜新旧社会对比的话，对他起了一些作用。他说话的表情临时增添了真实的感觉。

畅快人杨加喜仰脸对着雪白的终南山，哈哈大笑起来：

“那么，你今年肚疼，不是疼粮食吗？”

“唉——”郭世富长长地叹了口气，难受地挤了挤眼，说，“好兄弟哩！人过了五十，如比庄稼过了白露，一天不如一天。我这肚疼病，年年冬里犯，有一年日子多，有一年日子少。你又不是不知道？受了凉犯，吃不对胃口也犯。屋里人都说：要当心。当心！当心！土疙瘩庄稼人嘛，七事八事，紧时忙时，怎个当心？”

他说得杨加喜、孙兴发和郭振云三人，都很感动。他的到来引起的这段插话，就这样搁过去了。

蛤蟆滩的评论家杨加喜，现在言归正传了：

“第一生产队的队长是冯有万，妇女队长是郭秋霞……”

“郭秋霞？”兴发老二和振云老三惊住了，“哪个的媳妇？”

“媳妇？这辈子当不成媳妇啰。欢喜他妈！任老三的寡妇！几回普选，咱叫她起官名，她都不起。咱这个选举委员脸面小，只好在选民册上登记任郭氏。这回她要当社干部，得报县委批准。她托建社工作组的女同志王亚梅，给起了个郭秋霞。王同志说这是老来红的意思。”

三个听众都嘿嘿笑了。老来红！真个可笑！在他们老庄稼人脑筋里，一个新时代女性的名字，一个五十多岁老婆子的模样，两样怎能联系起来呢？叫起来不嫌歪嘴吗？欢喜他妈不脸红吗？

郭世富很高兴知道灯塔农业社的情况。他可惜自己来迟了，没有从头听起。他想问问社长、副社长和会计是谁，但是自负的评论家继续报道了：

“第二生产队的队长是杨大海，妇女队长是廖树芬，拐子福旦的媳妇。才二十一岁，拖了两个娃子。你们口张了那么大做啥？振山给他们建议来：‘不行啊！不行啊！一个家里妇道多了，还惹是生非哩。上河沿生产队二十来个女劳力，毛长嘴尖，拐子福旦媳妇怕拿不起来吧？’人家不听。人家单挑劳动好，诉旧社会的苦能哭下的那号人。卢支书说：办社走贫雇农路线，比土改还当紧。区委王书记说能耐是锻炼出来的。咱振山见区乡的头头一个调儿，他再没吭声……”

三个老中农听着，一个个都点着头，表示佩服郭振山精明。他们的观点接近：灯塔社男干部的阵势倒还罢了，要是出乱子，就在女人们这方面。在他们老脑筋的印象里，无论哪个大家庭分家，都先是女人们过不到一块。他们很高兴能够站在这样近的旁边，看见全区第一个农业社的成立和垮台。这是多么有趣的事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