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节
然而,平稳还有个姊妹,不那么笑容可掬,更令人敬畏;这位女神此刻正要冲下圣殿,打碎偶像,代之以她自己那严峻的形象——在炎热的印度沙丘上,在泥泞的非洲沼泽地里,在伦敦的贫民窟;总之,只要不正常的气候或魔鬼引诱人们放弃自己的真实信念,她便会在那里出现。她的大名叫感化,她尽情地蹂躏弱者的意志,热衷于引人注目,发号施令,强加于人,把自己的容貌刻在民众脸上而得意扬扬。在海德公园的自由论坛上[67],她站在一个桶上宣讲;她身穿白衣,装出兄弟般仁爱的面貌,在工厂和议会里走动,带着一副忏悔的模样;她提供援助,但渴望权力;她粗暴地惩罚异己分子或心怀不满的人;她赐福于驯良之辈,他们仰望她,卑躬屈膝,从她的眼神里看到自己的光明。这位女神(雷西娅·沃伦·史密斯看透了)也存在于威廉爵士心中,尽管她披着似乎合情合理的伪装,潜伏在冠冕堂皇的名称之下:爱情、职责、自我牺牲,等等;在大多数场合,她不露真面目。威廉爵士一直多么辛勤地工作啊——多么努力地筹措资金,宣传改革,创立机构啊!但是,感化,这位爱挑剔的女神,更喜欢鲜血,而不爱砖瓦,并且极其微妙地尽情销蚀人们的意志。譬如布雷德肖夫人吧,十五年前她屈服了,拜倒在感化女神的脚下,这是完全无法解释的:没有当众争吵,没有厉声申斥,只是潜移默化,她的意志渐渐消沉,被水淹没,转变为他的意志。她带着甜蜜的笑容,很快地顺从了;在哈利街宅子里准备八九道菜,宴请十至十五位专家,她都应付裕如,礼数周全。不过,那天晚上,她露出一些呆板的样子,兴许是忐忑不安,神经质的抽搐,笨拙的摸索,支吾其辞,困惑不解;这一切证明这位可怜的夫人说了谎——要相信这一点真叫人痛苦。曾几何时,她为人机灵,轻而易举地钓到鲑鱼,而如今,却为了满足她丈夫追求控制与权力的强烈欲望,那种使他眼睛里闪现圆滑而贪婪的神色的欲望,她抽搐,挣扎,削果皮,剪树枝,畏畏缩缩,偷偷窥视;她弄不明白,究竟是什么缘故使那天的晚宴不太愉快,为什么人们感到头昏脑涨(很可能由于医学专业的话题太严肃了,或者由于主人身为名医,过于忙碌而疲乏不堪;布雷德肖夫人说,一位名医的生命“属于他的病人而不属于他自己”);总之,晚宴沉闷乏味;所以,当钟声敲响十点,散席之后,客人们呼吸到哈利街上清新的空气时,真感到如释重负;不过,这种安慰却不是那位名医的病人能享受的。
[67] 海德公园是伦敦著名的公园。按惯例,各式各样的人可以在园内公开宣讲形形色色的观点。
在那墙上挂着图画、陈设着贵重家具的灰色诊所里,病人们在毛玻璃反射的日光下,了解自己所犯错误的严重性;他们蜷缩在扶手椅里,瞧着他为了他们的利益,挥舞手臂,做完一套奇怪的动作。他突然伸出胳膊,又猛地抽回来,从而证实(如果病人顽固不化)威廉爵士完全能控制自己的行动,而病人则不能。就在那诊所内,有些软弱的病人经受不住,放声啼哭,低头屈服;另一些人,天知道他们受了什么过于疯狂的刺激,竟然当面辱骂威廉爵士是个可恶的骗子,甚至更为狂妄地怀疑生命本身。人为什么要活着?他们问。威廉爵士答道:因为活着就好。对于布雷德肖夫人来说,活着当然是美好的;她那幅戴着鸵鸟毛装饰的画像就挂在壁炉之上的墙上,而他的收入呢,一年差不离有一万二千英镑呐。可是对于我们这种人呢,病人责问道,生活并没有给予这些恩惠。威廉爵士含蓄地表示赞同。他们缺乏平稳的观念。也许,归根结底,人世间并没有上帝吧?病人又问。他耸了耸肩膀。总而言之,活着还是死去,难道不是我们自己的事吗?在这一点上,你们错了。威廉爵士有一位朋友住在萨里[68],有人在那里教授一种十分艰难的艺术(威廉爵士坦率地承认)——平稳的观念。此外,还有家庭温暖,荣誉,勇敢,以及光辉的事业。威廉爵士对这一切都坚决拥护。万一这些终于失败,还有警察和社会力量支援他。他们将在萨里注意压制那些不利于社会的鲁莽举动,威廉爵士沉静地说。这些举动主要是由于出身低微而滋生的。到那时,那位女神便会从她潜伏之处悄悄地踅出,登上宝座;她的欲望是镇压反抗,把自己的形象永不磨灭地树立在他人的圣殿内。于是,那些赤身裸体、筋疲力尽、举目无亲、无力自卫的人们便受到威廉爵士的意志的冲击。他猛扑,他吞噬,他把人们禁闭。正是这种决心和人道的结晶,促使他的牺牲品的亲属对他感到如此亲切哩。
[68] 英格兰东南一地区。
然而,在哈利街上彳亍的雷西娅·沃伦·史密斯却说,她不喜欢那个家伙。
哈利街上钟声齐鸣,把六月里这一天又剁又切,分割又分割,仿佛在劝人驯服,维护权威,并齐声宣告平稳观念无比优越,直到繁杂的钟声愈来愈减少,最后只剩牛津街上一家商店上面的商业钟,亲切而友好地敲响一点半,似乎那商店(里格比—朗兹公司)为了能给大家免费报时而感到荣幸。
抬头望一下,看来那招牌上的每一个字母代表某一个钟点;人们不由得感谢里格比—朗兹给公众报时——格林威治标准时间;这种感激的心情自然会促使他们以后去买那家商店的鞋袜。当惠特布雷德在橱窗前闲荡时,转着那些念头。他就是这样转念头的。这是他的习惯。不过,他想得并不深。他总是浮光掠影,一忽儿念陈腐的古文,一忽儿又搞当代语言,还轮流地向往巴黎、罗马与君士坦丁堡[69]的生活;以前还喜欢骑马,射击,打网球呢。有人谑弄地声称:如今他在白金汉宫当警卫,穿着丝绸长袜和短裤,看守着不知什么东西。不过话得说回来,此人异常干练。他在伦敦上流社会混了五十五年,结识过几位首相呐。据说,他的感情却很深挚。如果说他从未投入当代任何伟大的运动,也没有出任显要的官职,至少他参与了一些不那么重大的改革,诸如改善公共房屋喽,保护诺福克郡的猫头鹰喽,保障女佣们的福利喽,等等。此外,他曾屡次写信给《泰晤士报》,要求人们捐助基金,呼吁公众维护公益,清除垃圾,减少乌烟,禁止公园内的秽行;这些信末的署名令人肃然起敬。
[69] 君士坦丁堡,土耳其港市伊斯坦布尔的古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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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一点半的钟声渐次消逝,他在橱窗前逗留一会,挑剔而庄重地审视那些短袜与鞋子,看上去仪表堂堂,衣冠楚楚,一副殷实而无瑕可击的模样,好像他居高临下地俯视人间;同时又意识到,这种人财两旺、满面红光的气派必须有适当的举止,因而,即使在不太需要的场合,他也拘泥于小节,彬彬有礼,一派古风,平添了一份雅致;这种风度是值得摹仿并且记住的;例如,每当他跟布鲁顿夫人(他和她已有二十年交情了)进餐时,他总是捧着一束康乃馨花,双手递过去献给她;同时向夫人的秘书布勒希小姐致意,问候她在南非的那位兄弟近况如何;可是不知怎的,布勒希小姐尽管毫无女性的风韵可言,还是会恼羞成怒,便说,“谢谢,他在南非过得挺好哩。”其实,在过去六年中,他是在朴茨茅斯[70]勉强混日子罢了。
[70] 朴茨茅斯,英国港市。
至于布鲁顿夫人嘛,则更喜欢理查德·达洛卫;他与惠特布雷德同时到达,事实上是在门口碰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