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女人有一张利嘴，毒得很，”雷西娅道。

“彼得斯先生是干什么的？”赛普蒂默斯问。

雷西娅“呃”了一声，尽力回忆。她想起菲尔默太太讲过，女婿是一家公司的推销员，常到外地出差。“眼下他到赫尔去了，”雷西娅说。

“就是这几天！”她重复道，带着意大利语音。他听见她亲口这样说。他用手半掩着眼睛，以免一下子看清她的面孔，而要一点一点地瞧，先看下巴，再看鼻子，然后，慢慢地窥那额头，生怕它是畸形的，或有什么可怕的斑痕。他想错了，她可没什么怪样，十分自然地坐在那儿，缝着帽子，像一般女人那样，缝纫时抿紧嘴，撅起嘴唇，露出悒郁的神情。他一次又一次谛视她的脸、她的手，叫自己放心，没有丝毫可怕的迹象，她只是大白天坐在那里缝纫，有什么吓人或可恶的呢？彼得斯太太却有一张恶毒的利嘴。彼得斯先生则到赫尔去了。那自己为什么要发怒或预言呢？为什么要自讨苦吃，自绝于人呢？为什么要凝望浮云而颤抖、哭泣呢？为什么要追求真理，传播福音呢？瞧，雷西娅不是安静地坐在那儿缝纫，把针插入外衣的前襟么？彼得斯不是照常出差，到赫尔去了么？什么奇迹、启示、痛苦、孤独啰，摔到海底，跌进火里啰——全都无影无踪了，因为，当他注视雷西娅替彼得斯太太做草帽时，只感觉到那条绣花床罩。

“对彼得斯太太来说，这帽子是太小了，”他说。

好多日子以来，这是第一回他像往常一样说话了！她应着道：可不是，实在……小得不像话呢。不过，这是彼得斯太太自己挑的嘛。

他把帽子从她手里拿过来，说道：这是摇风琴艺人耍的猢狲戴的帽儿。

哈，她听了多高兴呀！他俩好久没在一块儿欢笑了，此刻又像一般夫妻那样，私下里寻别人开心。她的意思是，眼下要是菲尔默太太走进来，或彼得斯太太、或任何人闯进来，都不会懂得她和赛普蒂默斯在嘲笑什么。

“瞧！”她把一朵玫瑰插上帽边。她从来没感到这么快活！一生中从未有过！

赛普蒂默斯道：插上花儿更可笑啦，那可怜的女人戴了活像动物展览会上一头猪哩。（没有任何人会像赛普蒂默斯那样叫她大笑的。）

她的针线盒里还有些什么呢？有丝带、小珠子、流苏、纸花，等等。她把这些一古脑儿倒在桌上。于是他把颜色各别的玩艺儿拼起来——尽管他的手不灵，连一只小包儿都扎不好，眼光却尖得出奇，对色彩常看得准，当然有时也会闹笑话，不过有时确实妙得很。

“这一下她会戴上漂亮的帽子啦！”他喃喃道，拣这样挑那样的；雷西娅蹲在他身旁，从他肩上望着。一会儿就拼好了，就是说，花样设计好了，现在她得缝起来。他说：你必须非常、非常细心，完全要“依样画葫芦”。

她便着手缝了。他觉得，她缝的时候有一种微声，仿佛炉子铁架上煮着水壶，冒出咝咝的水泡声；她忙个不停，纤小而有力的指尖一忽儿掐、一忽儿戳，手上的针闪亮着。随便太阳忽隐忽现，时而照着流苏，时而映出墙纸，他只管安心等待，躺在沙发上，脚伸得长长的，眼睛望着沙发那一头的环纹短袜；他要在这安乐窝里待着，四周一片宁谧，空气都静止了，仿佛有时树林边薄暮的气氛：由于地上有些坑洼，或由于树木分布的格局（首先要科学性、科学性），温暖的空气逗留着，微风迎面吹拂，恰似鸟翼在抚摸。

“喏，好了，”雷西娅道，指尖上绕着彼得斯太太的帽子，“暂时就这样吧，以后再……”她的话像水泡一般冒着，低下去了，一滴、一滴、一滴，犹如没关上的水龙头，满意地滴着水。

妙极了。他得意扬扬，感到从未有过这样称心的事。那么真实，那么实在——彼得斯太太的帽子。

“瞧呀，”他说。

真的，只要看见这顶帽子，她会永远感到幸福。因为做帽子的时候，他恢复本来面目了，他笑了。他俩又单独在一起了。她将永远喜欢这帽儿。

他要她戴上试试。

“嗐，我肯定会变成丑八怪的！”她嚷道，随即跑到镜子前面，头侧来侧去，端详着。忽然听见有人敲门，赶紧脱掉帽子。难道是威廉·布雷德肖先生来了？已经来叫了吗？

不！原来只是那小女孩，送晚报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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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总是例行的事——每晚都是这些事情。那小女孩照常来了，舔着大拇指，呆在房门口，雷西娅走过去，蹲下来，轻声轻气地跟孩子闲聊，亲吻她，再从抽屉里掏出一袋糖，塞给她吃。每天老是这样。一桩事接着另一桩事。她就这样按部就班做着，先做这桩，再做那桩。她拉着小孩跳来蹦去，溜呀滑的，在屋子里转圈儿。他看着晚报，念一则新闻的标题：萨里酷热，有一股热浪。雷西娅应声道：萨里酷热，有一股热浪；一面仍然同小孩（菲尔默太太的孙女）玩儿，跟她一起嬉笑谑浪，玩得挺有劲儿。他却很倦了，他很快乐。他想睡了。他闭上眼睛。可是，双眼一闭，她们玩耍的声音立即变轻了，有点怪了，似乎有人在寻什么，却找不到，招魂一般喊着，声音愈来愈渺远了。她们失去他了！

他惊恐地跳起来。看见了什么？餐具柜上一盘香蕉。屋里没有人（雷西娅陪孩子回到妈妈那里去了，该上床睡了）。原来如此：一辈子孤独。这是命里注定的，以前在米兰，走进住所的房间，看见那些人用麻布剪出花样时，已经注定了：一辈子孤独。

此刻，他独自面对餐具柜与香蕉。他孑然一身，躺着，栖息在阴沉的高处——不是在峰顶，也不在峭壁上，而是在菲尔默太太起居室的沙发上。至于那些幻觉、那些死者的面孔与声音，都消逝了？他面前只有一列屏风，上面显出黑油油的香蒲和蓝幽幽的燕子。在幻觉中一度呈现的山、脸、美，都杳无影踪了，惟有屏风。

“埃文斯！”他嘶喊。没有回音。一只老鼠在吱吱地叫，也许是帷幕沙沙地响。那是死者的声音。只剩下屏风、煤桶和餐具柜了。那就让他面对屏风、煤桶和餐具柜吧……忽然，雷西娅闯进来，跟他聊天了：

来了几封信。每个人的打算都改变了。菲尔默太太终究不能到布赖顿去了。来不及通知威廉斯太太，雷西娅觉得懊恼之极；这时她瞥见了那顶帽子，心里想……也许……她……可以做些小小的……她那心满意足的、悦耳的声音渐渐轻下去了。

“啊，见鬼！”她猝然嚷道（她这句粗话是他俩开玩笑的一种方式）；原来针断了。帽子、孩子、布赖顿、针。她一桩桩应付着：先处理这桩，再对付那桩；她按部就班做着，眼下在缝帽子。

她想拿掉那朵玫瑰，或许帽子会好看些，她要问他怎么想。当下她坐在沙发的另一头。突然她丢下帽子说，现在咱们是完全幸福的。此时此刻，她可以对他随意聊天，想说什么便说什么。其实，他俩初次相逢时，她就有这种感觉；那天晚上，在咖啡馆里，他和朋友们（都是英国人）走进来，显得有些腼腆，四面张望，想挂起帽子，却掉在地上。她记得那情景。当时，她知道他是英国人，可不是她姐妹爱慕的那种魁梧的英国人，因为他总是瘦削的，不过他的气色挺好，神清气爽；脸上一个大鼻子，眼神明亮；坐的时候有点伛偻，这使她想起（后来好多次跟他说过）一只年轻的鹰；那是他俩相逢的第一晚，当时她和伙伴们在玩多米诺牌，他进来了——像一只年轻的鹰，不过他待她始终是温存的。她从未看见他撒野或喝醉过，仅仅有时，由于经历过可怖的战争，仍然感到痛苦，然而，只要一见她进来，便丢掉一切烦恼了。她会对他讲任何事情，世界上任何事情，哪怕工作上一点小小的麻烦，只要她想说，便对他倾诉，他会立刻理解。即便她娘家的亲人也不如他。他比她大几岁，而且那么聪明——他多么一本正经呵，要她读莎士比亚的戏剧呐，那时她连英文的童话都念不懂哩！——他的经验比她丰富得多，因而能帮助她。她呢，也能帮助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