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我虽然了解佛陀这些最根本的教义，却因为它们流传已久人所共知，只觉得它们朴实易懂，心中并不十分珍惜，反而对后来发展得越来越艰深和玄妙的一些宗派更感兴趣，尤其着迷于深具诗意与哲学之美的禅宗。可是当我真的来到佛陀曾经打坐冥想的地方，想象着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环境，想象着他曾经历过的种种生理、心理考验和自然界的剧烈冲击，体会着他的悲悯之心和感人毅力，再回头来认真研读这些我曾觉得太过平实的教义，不由得生发出完全不同的看法。

我开始深深感到佛陀是一位真正拥有理性智慧的思想家：他接受当时婆罗门教中轮回和业的思想，这些思想或许会被唯物主义者嘲笑，可从宗教的本位上却是最为公平合理的思想。它使得人们在不如意的境遇中心平气和地面对现实，想到来生的远景时便会努力行善，面对死亡也不用畏惧；然而佛陀并不接受《奥义书》中梵天显现宇宙的思想，更妙的是他根本不谈宇宙的创始，只教我们如何从有限存在的凡夫众生，转变为无限存在的大解脱者，指点我们循着一定的方法脱离苦海，从迷幻的有限之中走出来。也就是说，佛教更看重的是“方法论”，而不是“世界观”；此外，佛陀否认祭祀万能和婆罗门至上，主张四姓平等，人人皆有佛性，反对盲目的信仰，着重实际的修持与体证，强调人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智慧和毅力来超越生死和自我。

宗教大约起源于人类对于死亡和未知事物的恐惧。我常觉得对宗教有兴趣即是对人生的各种问题（比如生老病死）有兴趣。人为什么而活着的问题注定永远要在现实中困扰着我们，然而正如圣严法师所说，这是一个非常永恒，永恒得不会有也不应有统一的最后答案的问题，这是一个其内容具有极端特殊的经验性而无从用语言传达的问题。因此佛陀索性就不纠结于这个问题，而是向我们说明人生的归向以及达到永恒目的的实践方法，从而减少了人们对未知与死亡的恐惧。

佛陀认为众生的存在便是生老病死周而复始的受苦，所以他让众生了解痛苦和产生痛苦的原因，对意识的局限性保持警惕，这样才会知道如何远离痛苦。他认为人生充满缺陷，人却有着过多的不满足，总是盲目追求那些肤浅而毫无价值的东西，这本身就构成了人生的痛苦，因而他主张反观自身，去除恶性膨胀的欲·望，以个人的道德完善为目标。佛陀相信一切事物都具有因缘性，因此事物总是相对的和暂时的，因此他反对执着和自以为是，提倡理解和宽容。他并不教人背弃现实生活，而是要我们在以正当的职业为人间社会谋求幸福的同时，努力修持沉淀物欲，不执着于无常的环境和际遇，并以佛法的实践来达成个人生命的升华，同时促进人间社会的净化……这是真正的大智慧。且不论这是在两千五百年前产生的思想，即便是今日的文明对这位思想家所能做的唯一贡献也不过是肯定其智慧与成就。他并非天马行空地创造，而是在对人生和人性进行过深刻思考之后形成了自己一套令人信服的思想体系。佛陀将一切事物都视为不具任何意义，因此佛教在批判了生命以及整个宇宙的同时，在本质上也取消了自己作为一种宗教的身份。

佛陀在成道后的四十多年中，用各种不同的方法从不同的角度对不同程度的人说法，而不同程度的人也因此得到不同程度的意义。我想即便是固执的唯物主义者也能从中受益。记得在我更年轻的时候，头脑里灌满了理性主义，看不出神话与谎言有任何区别。读圣经故事时我质疑处女生子与耶稣复活，翻阅佛典时我又纠结于诸如“天魔”之类的记载。可是自从几年前第一次拜访印度，我惊讶地发现这是一片直觉高于智慧、体验高于教条的土地，它使我逐渐意识到体验在宗教中的重要性-重要的是这些故事对我的影响，重要的是它们所象征的现实和昭示的意义。就拿佛典中的“梵天”和“魔王”来说，站在宗教信仰的立场，自然对此信为事实，可是假如尚未入信，也不妨把它视作形象化或故事化了的寓意，比如魔王代表了人类的丑恶面和烦恼相，梵天代表了人类的善良面和清净相。

对于原始佛教有了不同的理解之后，再回想自己曾经对禅宗“呵佛骂祖”等惊人之举的兴奋着迷，简直无法原谅自己的愚蠢。修行到很高境界的禅师或会呵佛骂祖，可呵骂的其实不是佛祖，而是弟子们心中对佛相的执着。可我只不过读过几本书，连门都没入，对什么都只是一知半解，就妄想学着别人的样子呵佛骂祖，以为这样就是看破了，就高级了，其实不过是表面文章，实在愚不可及。

在菩提迦耶时我一直在重读佛陀的生平和原始佛教的根本教义，对其中一个故事印象特别深刻：由于佛陀本人平和容忍，对于外教教徒毫无歧视之心，因此赢菩提树下打坐的信徒得了许多外教徒的皈信。他同时还嘱咐那些皈信了佛教的外教徒们，对于他们原先供养恭敬的外教沙门婆罗门，仍当照旧地恭敬供养。这样的态度别说是在世界上其他地方，即便是在当时的印度也不能见到。

佛陀的教义如此容忍宽大，可惜后世的弟子们却常常因为宗派不同而互相鄙薄，最常见的便是大乘佛教（北传佛教）瞧不起小乘佛教（南传佛教），大概是觉得小乘只顾自己解脱，不愿回头救度其他众生。我在北京上大学时拜访某座寺庙，和庙里的僧人攀谈起来，他就说“小乘适合根器小的人”，言语间颇有一点不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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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原始佛教中根本就没有大乘与小乘的问题，而且如果一定要说小乘只顾自度而不度他人，南传佛教岂不是早就灭亡了？而禅宗之隐于山林，又岂是大乘的精神？

离开菩提迦耶的那天，我们照例还去摩诃菩提寺绕正觉塔和菩提树转圈。不知是不是天气的原因，树上的知了似乎叫得益发大声了。“虫呵虫呵，难道你叫着，业便会尽了吗？”不知名的日本诗人曾经写下这样的诗句。“业”和“缘”都是佛教中非常重要的两个概念，周作人先生却说“这业的观念太是冷而且沉重……缘的意思便比较温和得多”。其实若是仔细体会“一切诸法都依托众缘和合而生，缘尽则散灭”的说法，这“缘”的观念又何尝不是冷而沉重。只是一想起在摩诃菩提寺获得的感动，一想起这些日子里当地居民和僧侣们给予我们的帮助，我又觉得与菩提迦耶结下的因缘是温暖而有情意的。古代僧人也有结缘的风俗-“京师僧人念佛号者辄以豆记其数，至四月八日佛诞生之辰，煮豆微撒以盐，邀人于路请食之以为结缘。今尚沿其旧也”。佛法奥妙精深，既有“结缘”的主动，又有“随缘”的淡泊，怎奈我修行浅薄，做不到随缘适意，却总是聚散两依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