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夏天的夜晚都有音乐声从我邻居家传过来。在他蔚蓝的花园里，男男女女像飞蛾一般在笑语、香槟和繁星中间来来往往。下午涨潮的时候，我看着他的客人从他的木筏的跳台上跳水，或是躺在他私人海滩的热沙上晒太阳，同时他的两艘小汽艇破浪前进，拖着滑水板驶过翻腾的浪花。每逢周末，他的罗尔斯—罗伊斯轿车就成了公共汽车，从早晨九点到深更半夜往来城里接送客人，同时他的旅行车也像一只轻捷的黄硬壳虫那样去火车站接所有的班车。每星期一，八个仆人，包括一个临时园丁，整整苦干一天，用许多拖把、板刷、榔头、修枝剪来收拾前一晚的残局。

每星期五，五箱橙子和柠檬从纽约一家水果行送到；每星期一，这些橙子和柠檬变成一座半拉半拉的果皮堆成的小金字塔从他的后门运出去。他厨房里有一架榨果汁机，半小时之内可以榨两百只橙子，只要男管家用大拇指把一个按钮按两百次就行了。

至少每两周一次，大批包办筵席的人从城里下来，带来好几百英尺帆布帐篷和无数的彩色电灯，足以把盖茨比巨大的花园布置得像一棵圣诞树。自助餐桌上各色冷盘琳琅满目，一只只五香火腿周围摆满了五花八门的色拉、烤得金黄的乳猪和火鸡。大厅里面，设起了一个装着一根真的铜杆的酒吧，备有各种杜松子酒和烈性酒，还有各种早已罕见的甘露酒，大多数女客年纪太轻，根本分不清哪个是哪个。

七点以前乐队到达，决不是什么五人小乐队，而是配备齐全的整班人马，双簧管、长号、萨克斯管、大小提琴、短号、短笛、高低音铜鼓，应有尽有。游泳的客人最后一批已经从海滩上进来，现在正在楼上换衣服；纽约来的轿车五辆一排停在车道上，同时所有的厅堂、客室、阳台已经都是五彩缤纷，女客们的发型争奇斗妍，披的纱巾是卡斯蒂尔(1)人做梦也想不到的。酒吧那边生意兴隆，同时一盘盘鸡尾酒传送到外面花园里的每个角落，到后来整个空气里充满了欢声笑语，充满了脱口而出、转眼就忘的打趣和介绍，充满了彼此始终不知姓名的女太太们之间亲热无比的会见。

(1)西班牙一地区，以产头巾出名。

大地蹒跚着离开太阳，电灯显得更亮，此刻乐队正在奏黄色鸡尾酒会音乐，于是大合唱般的人声又提高了一个音调。笑声每时每刻都变得越来越容易，毫无节制地倾泻出来，只要一句笑话就会引起哄然大笑。人群的变化越来越快，忽而随着新来的客人而增大，忽而分散后又立即重新组合；已经有一些人在东飘西荡——脸皮厚的年轻姑娘在比较稳定的人群中间钻进钻出，一会儿在片刻的欢腾中成为一群人注意的中心，一会儿又得意洋洋在不断变化的灯光下穿过变幻不定的面孔、声音和色彩扬长而去。

忽然间，这些吉卜赛人式的姑娘中有一个，满身珠光宝气，一伸手就抓来一杯鸡尾酒，一口干下去壮壮胆子，然后手舞足蹈，一个人跳到篷布舞池中间去表演。片刻的寂静，乐队指挥殷勤地为她改变了拍子，随后突然响起了一阵叽叽喳喳的说话声，因为有谣言传开，说她是速演剧团的吉尔德·格雷(2)的替角。晚会正式开始了。

(2)吉尔德·格雷：名噪一时的纽约舞星。

我相信那天晚上我第一次到盖茨比家去时，我是少数几个真正接到请帖的客人之一。人们并不是邀请来的——他们是自己来的。他们坐上汽车，车子把他们送到长岛，后来也不知怎么的他们总是出现在盖茨比的门口。一到之后总会有什么认识盖茨比的人给他们介绍一下，从此他们的言谈行事就像在娱乐场所一样了。有时候他们从来到走根本没见过盖茨比，他们怀着一片至诚前来赴会，这一点就可以算一张入场券了。

我确实是受到邀请的。那个星期六一清早，一个身穿绿蓝色制服的司机穿过我的草地，为他主人送来一封措辞非常客气的请柬，上面写道：如蒙我光临当晚他的“小小聚会”，盖茨比当感到不胜荣幸。他已经看到我几次，并且早就打算趋访，但由于种种特殊原因未能如愿——杰伊·盖茨比签名，笔迹很神气。

晚上七点一过，我身穿一套白法兰绒便装走过去到他的草坪上，很不自在地在一群群我不认识的人中间晃来晃去——虽然偶尔也有一个我在区间火车上见过的面孔。我马上注意到客人中夹杂着不少年轻的英国人；个个衣着整齐，个个面有饥色，个个都在低声下气地跟殷实的美国人谈话。我敢说他们都在推销什么——或是债券，或是保险，或是汽车。他们最起码都揪心地意识到，近在眼前就有唾手可得的钱，并且相信，只要几句话说得投机，钱就到手了。

我一到之后就设法去找主人，可是问了两三个人他在哪里，他们都大为惊异地瞪着我，同时矢口否认知道他的行踪，我只好悄悄地向供应鸡尾酒的桌子溜过去——整个花园里只有这个地方，一个单身汉可以留连一下而不显得无聊和孤独。

我百无聊赖，正准备喝个酩酊大醉，这时乔丹·贝克从屋里走了出来，站在大理石台阶最上一级，身体微向后仰，用轻藐的神气俯瞰着花园。

不管人家欢迎不欢迎，我觉得实在非依附一个人不可，不然的话，我恐怕要跟过往的客人寒暄起来了。

“哈啰！”我大喊一声，朝她走去。我的声音在花园里听上去似乎响得很不自然。

“我猜你也许会来的，”等我走到跟前，她心不在焉地答道，“我记得你住在隔壁……”

她不带感情地拉拉我的手，作为她答应马上再来理会我的表示，同时去听在台阶下面站住的两个穿着一样的黄色连衣裙的姑娘讲话。

“哈啰！”她们同声喊道，“可惜你没赢。”

这说的是高尔夫球比赛。她在上星期的决赛中输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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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知道我们是谁，”两个穿黄衣的姑娘中的一个说，“可是大约一个月以前我们在这儿见过面。”

“你们后来染过头发了，”乔丹说，我听了一惊，但两个姑娘却已经漫不经心地走开了，因此她这句话说给早升的月亮听了，月亮和晚餐的酒菜一样，无疑也是从包办酒席的人的篮子里拿出来的。乔丹用她那纤细的、金黄色的手臂挽着我的手臂，我们走下了台阶，在花园里闲逛。一盘鸡尾酒在暮色苍茫中飘到我们面前，我们就在一张桌子旁坐下，同座的还有那两个穿黄衣的姑娘和三个男的，介绍给我们的时候名字全含含糊糊一带而过。

“你常来参加这些晚会吗？”乔丹问她旁边的那个姑娘。

“我上次来就是见到你的那一次，”姑娘回答，声音是机灵而自信的。她又转身问她的朋友，“你是不是也一样，露西尔？”

露西尔也是一样。

“我喜欢来，”露西尔说。“我从来不在乎干什么，只要我玩得痛快就行。上次我来这里，我把衣服在椅子上撕破了，他就问了我的姓名住址——不出一个星期我收到克罗里公司送来一个包裹，里面是一件新的晚礼服。”

“你收下了吗？”乔丹问。

“我当然收下了。我本来今晚准备穿的，可是它胸口太大，非改不可。衣服是淡蓝色的，镶着淡紫色的珠子。二百六十五美元。”

“一个人肯干这样的事真有点古怪，”另外那个姑娘热切地说，“他不愿意得罪任何人。”

“谁不愿意？”我问。

“盖茨比。有人告诉我……”

两个姑娘和乔丹诡秘地把头靠到一起。

“有人告诉我，人家认为他杀过一个人。”

我们大家都感到十分惊异。三位先生也把头伸到前面，竖起耳朵来听。

“我想并不是那回事，”露西尔不以为然地分辩道，“多半是因为在大战时他当过德国间谍。”

三个男的当中有一个点头表示赞同。

“我也听过一个人这样说，这人对他一清二楚，是从小和他一起在德国长大的，”他肯定无疑地告诉我们。

“噢，不对，”第一个姑娘又说，“不可能是那样，因为大战期间他是在美国军队里。”由于我们又倾向于听信她的话，她又兴致勃勃地把头伸到前面。“你只要趁他以为没有人看他的时候看他一眼。我敢打赌他杀过一个人。”

她眯起眼睛，哆嗦了起来。露西尔也在哆嗦。我们大家掉转身来，四面张望去找盖茨比。有些人早就认为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需要避讳的事情，现在谈起他来却这样窃窃私语，这一点也足以证明他引起了人们何等浪漫的遐想了。

第一顿晚饭——午夜后还有一顿——此刻开出来了，乔丹邀我去和花园那边围着一张桌子坐的她的一伙朋友坐在一起。一共有三对夫妇，外加一个陪同乔丹来的男大学生，此人死气白赖，说起话来老是旁敲侧击，并且显然认为乔丹早晚会或多或少委身于他的。这伙人不到处转悠，而正襟危坐，自成一体，并且俨然自封为庄重的农村贵族的代表——东卵屈尊光临西卵，而又小心翼翼提防它那灯红酒绿的欢乐。

“咱们走开吧，”乔丹低声地讲，这时已经莫名其妙地浪费了半个钟头。“这里对我来说是太斯文了。”

我们站了起来，她解释说我们要去找主人；她就是因为我还从来没见过他，这使我颇感局促不安。那位大学生点点头，神情既玩世不恭，又闷闷不乐。

我们先到酒吧间去张了一张，那儿挤满了人，可盖茨比并不在那里。她从台阶上头向下看，找不到他，他也不在阳台上。我们怀着希望推开一扇很神气的门，走进了一间高高的哥特式图书室，四壁镶的是英国雕花橡木，大有可能是从海外某处古迹原封不动地拆过来的。

一个矮矮胖胖的中年男人，戴着老大的一副猫头鹰式眼镜，正醉醺醺地坐在一张大桌子的边上，迷迷糊糊目不转睛地看着书架上一排排的书。我们一走进去他就兴奋地转过身来，把乔丹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

“你觉得怎么样？”他冒冒失失地问道。

“关于什么？”

他把手向书架一扬。

“关于那个。其实你也不必仔细看了，我已经仔细看过。它们都是真的。”

“这些书吗？”

他点点头。

“绝对是真的——一页一页的，什么都有。我起先还以为大概是好看的空书壳子。事实上，它们绝对是真的。一页一页的什么——等等！我拿给你们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