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西洋！二千五百万平方公里的汪洋大海，长九千海里，平均宽度二千七百海里。这么重要的海洋，古人可能除了一些迦太基〔1〕人外，几乎无人知晓！这些迦太基人实际上是古代荷兰人，他们沿着欧洲和非洲西海岸进行长途商贸跋涉。大西洋海岸弯弯曲曲，但走向却基本平衡，拥抱着幅员辽阔的水域，世界上最大的河流大都注入其间，圣劳伦斯河、密西西比河、亚马孙河、拉普拉塔河、奥里诺科河、尼日尔河、塞内加尔河、易北河、卢瓦尔河以及莱茵河，给大西洋带来最文明国度和最野蛮地区的水源！沧海横流，各国船只来往穿梭，各国国旗迎风招展，两个可怕的岬角分别把守大洋的两端，那便是令航海家胆战心惊的合恩角和风暴角〔2〕！

〔1〕 迦太基，非洲北部奴隶制古国，曾强盛一时，在今突尼斯境内。

〔2〕 合恩角在南美洲的最南端，是大西洋和太平洋的分界处；风暴角即现在的好望角，在非洲最南端，是大西洋和印度洋的交汇处。

鹦鹉螺号以冲角劈波斩浪，航行在浩淼的大西洋上，三个半月以来，行程近一万法里，相当于绕地球一圈多〔3〕。现在，我们要去什么地方？等待我们的前途又会怎样？

〔3〕 1法里约合4公里。地球赤道周长约4万公里。

鹦鹉螺号走出直布罗陀海峡后，冲进了汪洋大海，重新浮出了水面，我们又恢复了天天上平台散步的习惯。

我在尼德·兰和贡协议的陪同下，立刻登上了平台。眼前十二海里处，西班牙西南端的圣维森提角依稀可见。阵阵南风来势凶猛，大海波涛汹涌。鹦鹉螺号随着风浪颠簸不停。大浪不断袭击平台，我们躲之不及。我们呼吸几口新鲜空气后，便不得不匆匆回到船内。

我回自己的寝室。贡协议则回他的舱房，但加拿大人却忧心忡忡地跟着我。我们的船快速穿越地中海，他的逃跑计划未能实现，难免露出垂头丧气的模样。

关好了房门，加拿大人便坐了下来，一声不吭地看着我。

“尼德朋友，”我对他说，“我理解您的心情，但您大可不必自责。在鹦鹉螺号那样航行条件下想逃跑，那简直就是发疯！”

尼德·兰一言不答，只见他紧绷着双唇，紧蹙着眉头，说明他并不死心，非拼个鱼死网破不可。

“您瞧，”我接着说，“还没有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嘛。我们正沿着葡萄牙海岸向上走。不远就是法国、英国，在那里，我们很容易找到逃脱的机会。啊！假如鹦鹉螺号离开直布罗陀海峡之后向南走，假如它把我们带到远离大陆的地方，那我就会跟您一样坐立不安的。不过，现在我们已经明白，尼摩船长并不回避文明化了的海域，我想，再过几天，您就可以有几分把握采取行动了。”

尼德·兰死盯住我看，最后终于开口了：

“那就在今天晚上。”

我霍地站了起来。我承认，我没料到会谈出这样的结果。我本想回答加拿大人，但理屈词穷。

“我们说好要等待时机，”尼德·兰继续说，“时机，现在我抓到了。今天晚上，我们离开西班牙海岸只有几个海里。茫茫黑夜，大海刮风。阿罗纳克斯先生，您的话我可记着，我相信您。”

由于我老不说话，加拿大人便站了起来，向我走了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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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晚，九点，”他说，“我已经通知了贡协议。到那时，尼摩船长已闭门谢客，或许已经上床睡觉了。不论是机械师还是其他船员都看不见我们。我和贡协议，我们上中央楼梯。您呢，阿罗纳克斯先生，您呆在图书室里，离我们只有几步远，等待我的信号好了。船桨、桅杆和船帆都装在小艇里。我还设法藏进去一些食品。我还弄到一把扳手，用来拧开小艇固定在鹦鹉螺号上的螺母。就这样，一切都准备好了。今晚见。”

“海况很糟。”我说。

“我知道，”加拿大人回答道，“但必须冒这个风险。自由需要付出代价。再说，小艇很牢靠，顺风跑几海里不算什么事。谁知道明天我们会不会在百里之外的大海上？但愿一切如意，十点到十一点之间，要么我们登上陆地，要么非死不可。只好让天主保佑我们了，晚上见！”

加拿大人说完这话就告退了，我茫然不知所措，半天愣在那里。我原来设想，即使来了时机，我也许还有时间考虑考虑，研究研究。可我那犟伙伴不允许我深思熟虑。事已如此，我还说什么好呢？尼德·兰有一百条理由这么做。眼看就有机会了，当然要利用。我岂可言而无信，为了一己私利而牺牲同伴们的前途？明天，尼摩船长不就会把我们带到远离大陆的汪洋大海中去了吗？

此时，一阵相当响亮的哨声传来，我知道水罐开始注水了，鹦鹉螺号已开始潜入大西洋水中。

我一直呆在房间里。我有意躲开尼摩船长，不能让他看出我忐忑不安的情绪。多么难过的一天，我就这样熬过来了，我左右为难，进退维谷，既渴望恢复自由，却又舍不得离开鹦鹉螺号，实在不甘心让我的海底研究半途而废！难道就这样离开这片海洋，离开“我的大西洋”（因为我喜欢这样称呼它），可我还没有来得及观察它海底水层的状况，还没有揭开大西洋海底的秘密，而我在印度洋和太平洋却一一揭开了谜底！小说才读完第一卷岂能就释手，美梦正酣甜岂容被打断！我思前想后，苦不堪言，来回自我折磨了好几个小时，时而眼看自己同伙伴们一起平安地登上了陆地，时而又失去理智，总希望出现意外情况，让尼德·兰的计划实现不了。

我两次来到大厅。我想查看一下罗盘。我想看看，鹦鹉螺号的航向到底是接近还是远离海岸。但都不是。鹦鹉螺号始终在葡萄牙水域潜航。它一直沿着大西洋海岸北上。

因此，必须下决心准备逃跑。我的行李并不重。除了笔记本，两手空空。

至于尼摩船长，我扪心自问，他对我们的潜逃该作何感想？他会怎样地惶惶不安？对他会造成什么样的伤害？万一潜逃计划败露或逃跑失败，船长会采取什么措施？当然，我对他毫无怨言。相反，我对他感恩不尽。他待我们情真意切，无与伦比。可我离开他，也不能说是“忘恩负义”吧。我们之间并无誓约束缚。他想把我们永远留在他身边，靠的是事物本身的力量，并不需要我们作什么承诺。然而，既然他公开声称要把我们永远囚禁在他的船上，反而证明我们逃跑的企图是无可非议的。

自从参观过桑托林岛之后，我就再没见过尼摩船长。我们逃跑前万一碰上他呢？我既想见他，又怕见他。他就住在我的隔壁，我不由留心隔壁的动静，听听他是不是在走动，可是我的耳朵没有听到任何声响。隔壁房间好像空无一人。

我不由问我自己，这位古怪人物会不会不在船上？自从那天夜里，小艇离开鹦鹉螺号去执行一项神秘使命之后，我对这个怪人的看法稍有改变。我想，别管他嘴上如何表白，他跟陆地似乎仍然保持着某种联系。难道他一直未曾离开过鹦鹉螺号？我经常几个星期没见他一面。这段时间他到底干什么去了？我原以为他愤世嫉俗，看破红尘，他会不会是到远处去干什么秘密勾当，而我至今却被蒙在鼓里？

所有这些念头夹杂着其他想法似千头万绪在我心头胡搅蛮缠。我们的处境本来就很离奇，胡猜乱想难免不着边际。心中的郁闷忍无可忍。等待中度日如年。我的心情愈烦躁，愈发嫌时间过得太慢。

我照常在房间里用晚膳，但精神过于紧张，吃得很闹心。我七时离开餐桌。只有一百二十分钟——我默默地数着——我就得与尼德·兰会合了。我更加心烦意躁。我的脉搏怦怦直跳。我坐也不是，站也不是。我来来回回地踱着步，希望用运动来安抚慌乱的心态。想到此次采取的鲁莽行动很可能死路一条，难免瞻前顾后，但我却可以视死如归；但再一想，如果我们的计划在离开鹦鹉螺号前就败露了，我们被抓回到尼摩船长的面前，看到船长因我的背信弃义而大发雷霆，甚至更糟糕的是，他因此备感痛心疾首，我的心反而忐忑不安起来。

我想与大厅作最后的告别。我穿过通道，来到这间博物馆，我曾在这里度过多少惬意而有意义的时光。我看了看满厅的财富，这琳琅满目的奇珍异宝，犹如终身被流放之人，在一去不复返的前夜那样恋恋不舍。这些大自然的造化神功，这些艺术杰作，多少时日以来，我置身其间，早已和我融为一体，成了我生命的精华，可我现在却要永远抛弃它们不管了。我本想通过大厅的观景窗留连注目大西洋的层层海水，可是盖板封闭得严严实实，一张铁板就把我与这片尚未摸底的大洋隔开了。

我就这样恋恋不舍地走过大厅，来到装饰有隅角斜面的门旁，这扇门正对着尼摩船长的卧室。令我大吃一惊的是，门居然半开着。我不禁退了回来。如果尼摩船长在房间里，他就可能看见我。不过，没有听到任何动静，我便走了过去。房里没有人。我索性把门推开。我往里走了几步。还是那样朴素无华，好像苦行僧的住所。

就在这时，墙上悬挂着的几幅铜版画映入我的眼帘，我首次来访时并没有发现。这是几幅肖像画，是一些历史伟人的画像，他们毕生忠诚于人类的一种伟大理念，其中有：柯斯丘什科〔4〕，一位在“波兰完了”的呼喊中倒下的英雄；博察里斯〔5〕，现代希腊的列奥尼达〔6〕；奥康瑙尔〔7〕，爱尔兰的保卫者；华盛顿，美利坚合众国的缔造者；马宁〔8〕，意大利爱国人士；林肯，倒在奴隶制顽固派的枪弹下；最后是绞刑架上的约翰·布朗〔9〕，为黑人的解放而牺牲，很像是维克多·雨果用铅笔勾画的惨状。

〔4〕 柯斯丘什科（1746—1817），波兰将军，抗击沙俄侵略的民族解放运动领袖之一。

〔5〕 博察里斯（1788—1823），希腊独立战争初期领导人之一。

〔6〕 列奥尼达，古斯巴达国王（前488—前480）。抗击波斯入侵的民族英雄。

〔7〕 奥康瑙尔（1794—1855），英国宪章运动领袖之一，曾参加爱尔兰独立运动。

〔8〕 马宁（1804—1857），意大利律师，威尼斯复兴运动领袖。

〔9〕 约翰·布朗（1800—1859），美国废奴主义者，为黑人的解放英勇就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