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物的第一法则，是保存自身，是生存下去。您播种毒芹，却指望看见麦穗成熟！

马基雅维里   

那个威严的人物继续发言；可以看得出，他熟悉情况。他用使于连感到非常喜欢的一种文雅而有节制的口才陈述这些重大的事实：

“一、英国没有一个畿尼可以帮助我们；节约和休谟[1]在那里风行一时。甚至连那些圣人[2]也不会给我们钱，布鲁汉姆[3]先生将嘲笑我们。

[1]休谟（1711—1776），英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在其经济论文中，对当时日渐繁荣的工商业赞不绝口，反对减轻利率、间接税和提高“劳动价格”。[2]圣人，指英国不信奉国教的新教徒，代表工商业资产阶级利益的辉格党人。[3]布鲁汉姆（1778—1868），英国历史学家、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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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没有英国的金钱，就不可能从欧洲的国王们那里得到两次以上的战役；而两次战役不足队对付小资产阶级。

“三、有必要在法国组成一个武装的政党，否则欧洲的君主政体原则甚至连这两次战役都不敢冒险。

“我敢于做为显而易见的事实而提出的第四点是：

“没有教士不可能在法国组成一个武装的政党。我大胆地对你们这么说，因为我这就要向你们证明，先生们。应该把一切给予教士。

“一、因为他们不分昼夜勤奋地干着他们的事务，而且是在一些能力很强的人指导之下，这些人远离风暴之外，离着你们的国境线有三百法里之遥……”

“啊！罗马，罗马！”房主人叫了起来……

“是的，先生，罗马！”红衣主教骄傲地说。“不管你们年轻时流行的那些多少有一点巧妙的笑话是怎样的，我在一八三〇年要大声疾呼，只有在罗马指导下的教士们能够对社会最低阶层说话。

“五万名教士在首领们指定的日期重复说相同的话，而老百姓呢，士兵毕竟是由他们提供的，比起世上所有那些歪诗[4]来，老百姓更容易被他们的教士的声音所打动……（这个人身攻击引起了不满的咕哝声。）

[4]可能指法国诗人贝朗瑞的那些反对王权和教会的诗歌。

“教士们的才能胜过在座各位，”红衣主教提高嗓音说下去；“你们朝着在法国有一个武装政党这个主要目标采取过的每一步骤，都是由我们完成的。”接下来举出了一些事实。“……是谁送了八万条枪到旺代？……”等等，等等。

“只要教士们没有收回他们的树林，[5]他们就什么事也不能做。战争一爆发，财政部长就会书面通知他的下属，除了发给本堂神父们的钱以外，其他概不支付。其实，法国并不是虔诚信教的国家，它喜欢战争。不管是谁，只要能把战争给它，就会加倍得到民心，因为打仗，用老百姓的话来说，就能让耶稣会士挨饿；打仗，就能使法国人，这些骄傲的怪物，摆脱外国干涉的威胁。”

[5]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教会的林产被没收拍卖。王政复辟后，教会要求归还林产，自由党人反对，他们在没收财产购买者的支持下，于1817年议会改选中获得胜利。圣会派一直没有放弃收回林产的计划。

红衣主教的话深受欢迎……“应该让德·内瓦尔先生离开内阁，”他说，“他的名字不必要地激怒公众。”

听到这句话，所有的人都立起来同时说话。“他们又要把我打发开了，”于连想；但是连细心的主席也忘了于连在场，忘了他的存在。

所有的眼睛都转向一个人，于连认出了他。这是内阁总理德·内瓦尔先生，于连在德·雷斯公爵的舞会上见过。

正如报纸报道议会消息时说的那样，混乱达到了极点。足足一刻钟以后，寂静才稍微恢复。

这时候，德·内瓦尔先生立起来，神气像一个使徒，怪腔怪调地说：

“我决不会向你们保证，说我毫不留恋内阁。

“事实已经向我证明，先生们，我的名字促使许多温和派反对我们，因而增强了雅各宾党人的力量。因此我很乐意引退。但是天主的意图只有少数人能够看见；我呢，”他目不转睛地望着红衣主教，补充说，“我负有一个使命；上天对我说过：‘你不是把你的头送上断头台，就是重新在法国建立君主政体，将议会两院削弱到路易十五时代的最高法院的程度，’而这件事，先生们，我将去做。”

他说到这儿停住，坐下来；一片肃静。

“这是一个出色的演员，”于连想。他想错了；像平常一样，他总是猜想别人有太多的才智。在一个晚上的如此热烈的争论的激励下，特别是在讨论的真诚气氛的激励下，德·内瓦尔先生非常兴奋，这时候完全相信他自己的使命。这个人有着巨大的勇气，却没有头脑。

在随着我将去做这句精彩话而来的肃静中，午夜十二点的钟声响了。于连觉得时钟的声音有点儿庄严和不祥。他心情很激动。

讨论很快地又重新开始，劲头越来越足，特别是坦率得令人难以置信。“这些人会让人毒死我的，”于连有时这么想，“怎么可以在一个平民面前谈这种事情？”

两点钟的钟声响了，他们还在谈。房主人早已经睡着。德·拉莫尔先生不得不打铃叫人换蜡烛。内阁总理德·内瓦尔先生一点三刻离开，离开前一再从他身边的镜子里研究于连的相貌。他的离开好像使所有的人都感到了自在。

在换蜡烛的时候，那个穿背心的人对他身边的人低声说：“天知道这个人去对国王说什么！他可能把我们说得很可笑，毁掉我们的未来。

“应该承认，他上这儿来，显出一副少有的自负，甚至厚颜无耻的样子。在他组阁以前经常在这儿露面；但是总理职位改变了一切，淹没了一个人的其他所有利益，他应该意识到这一点。”

总理刚出去，波拿巴的将军就闭上了眼睛。这时候，他谈到自己的健康，谈到自己受的伤，看看表，走了。

“我敢打赌，”穿背心的人说，“将军去追总理了，他要为自己上这儿来请求原谅，而且还要声称是他在操纵我们。”

等到半睡半醒的仆人们把蜡烛都换完，主席说：

“让我们进行磋商吧，先生们，不要再企图你说服我，我说服你了。我们要想到记录的内容，在四十八小时之内记录将送到我们国外的朋友们面前。现在，既然德·内瓦尔先生已经离开我们，我们可以这么说了，那些部长与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将来可以左右他们。”

红衣主教微微一笑，表示赞许。

“依我看，再没有比总结我们的立场更容易的事了，”年轻的阿格德主教说，他强压住从最猛烈的宗教狂热产生出的热情，不让它流露出来。在这以前他一直保持沉默；他的眼睛，于连曾经留意，起初是温和的、平静的，在头一个小时的讨论以后燃烧起来。现在他的心灵像维苏威火山的熔岩一样溢出来了。

“从一八○六年到一八一四年，英国只犯了一个错误，”他说，“这就是没有对拿破仑采取直接的、对付他个人的行动。这个人从他封公爵和内侍，重新建立帝位的时候起，天主交给他的使命就结束了。除了把他宰杀充当牺牲，没有别的用途。《圣经》里不止一个地方教导我们用什么方法消灭暴君。（接下来是好几段拉丁文引文。）

“今天，先生们，要除掉的已经不止是一个人，而是整个巴黎。全法国都在模仿巴黎。在每个省份武装你们的那五百人有什么用处呢？这是个冒风险的，而且没完没了的工作。把整个法国牵连进只涉及巴黎一个地方的事，有什么好处呢？只有巴黎一个地方用它的报纸，用它的客厅在作恶；让新巴比伦毁灭吧。

“在祭坛和巴黎之间的斗争应该结束了。这个灾难甚至对王位的世俗利益也是至关重要的。为什么巴黎在波拿巴统治下不敢吭声？请你们去问圣罗克[6]的大炮吧……”

[6]圣罗克，巴黎的教堂。1795年10月4日（即共和历葡月13日）保王党分子在巴黎举行暴动。热月党人的军队总司令起用拿破仑·波拿巴，命他率军镇压。10月5日在圣罗克教堂附近打死的保王党分子最多。

……

一直到凌晨三点钟，于连才跟德·拉莫尔先生离开。

侯爵又羞愧，又疲乏。他跟于连说话，语气里还是头一次带有恳求的意味。他要求于连保证，决不把刚刚碰巧见到的那种过分的狂热（这是他的原话）说出去。“不要告诉我们的国外朋友，除非他一再坚持，非要知道我们的这些年轻疯子的情况不可。政府被推翻了对他们有什么关系？他们将来当上红衣主教，躲到罗马去。我们，我们在我们的城堡里，将遭到农民们的杀害。”

于连做的会议记录长达二十六页，侯爵根据这二十六页重新编写秘密记录，到四点三刻才完成。

“我疲乏得要命，”侯爵说，“这一点从这一份结尾缺乏清晰的记录中可以看出。我一生中做过的事，这是我最不满意的一件了。好吧，我的朋友，”他补充说，“去休息几个钟头，我担心有人会把您劫走，让我把您锁在您的卧房里。”

第二天侯爵把于连带到离巴黎相当远的一座孤立的城堡里。那儿住着一些奇怪的人，于连断定他们是教士。有人交给他一张护照，护照用的是假名字，但是终于注明了他一直假装不知道的真正的旅行的目的地。他单独登上一辆敞篷四轮马车。

侯爵对于连的记忆力完全放心，于连曾经把秘密记录背了好几遍给他听，不过他非常担心于连会在路上遭到拦截。

“要特别注意，您的样子只可以像一个为了消磨时间，出门旅行的花花公子，”他在于连离开客厅时亲切地对他说，“在我们昨天晚上的会议中，也许假伙伴还不止一个。”

这趟旅行速度快而且非常愁闷。于连刚一离开侯爵的视野，就立刻忘掉了秘密记录和使命，只想着玛蒂尔德的鄙视。

在过了梅斯[7]几法里的一个村子里，驿站长来对他说没有马。这时候已经是晚上十点钟，于连非常恼火，吩咐给他准备晚饭。他在门口溜达，趁着人不注意，慢慢走进马厩的院子，果然没有马。

[7]梅斯，法国摩泽尔省省会，在巴黎东北面，相距312公里。

“可是这个人态度很奇怪，”于连对自己说，“他那双粗鲁的眼睛老打量我。”

正如我们看到的，他已经开始不完全相信别人对他说的话了。他考虑在晚饭后溜走；为了了解一点当地的情况，他离开房间到厨房里去烤火。没想到在那儿发现了著名的歌唱家吉罗尼莫先生，他有多么高兴啊！

那不勒斯人坐在他让人搬到炉火跟前的一把扶手椅上，大声地叹气，一个人说的话，比张口结舌地围着他的那二十个德国农民说的话还要多。

“这些人把我毁了，”他朝于连嚷道，“我答应明天在美因兹[8]唱歌。有七位国君要赶来听我唱。咱们还是出去透透空气吧，”他带着意味深长的神色补充说。

[8]美因兹，德国城市。

等到他在大路上走了一百步，不可能再被人听见以后，他对于连说：

“您知道是怎么回事吗？这个驿站长是个坏蛋。我在溜达的时候给了一个小淘气二十苏，他把什么都告诉我了。在村子另一头的一个马厩里不止有十二匹马。他们想延误一个信使的行程。”

“真的吗？”于连装傻地说。

光发现这件欺骗事，事情还不算完结，他们必须离开；而这正是吉罗尼莫和他的朋友无法办到的事。“让我们等到天亮，”歌唱家最后说，“他们怀疑我们。他们的目标也许是您或者我。明天早上我们吩咐给我们准备一顿丰盛的早餐，在他们准备早餐时，我们出去散步，一溜了事；我们租几匹马，赶到下一个驿站。”

“您的行李呢？”于连说，他心里想，也许吉罗尼莫本人就可能是被派来拦截他的。吃晚饭和睡觉的时候到了。于连还在睡头一觉，忽然被人声吵醒，有两个人在他房里大大咧咧地谈话，并不感到很拘束。

他认出了驿站长。驿站长提着一盏暗灯，灯光照向马车行李箱，这个箱子是于连让人搬到楼上他的房间里来的。驿站长身边的一个人正在打开的箱子里沉着地搜寻。于连只能看见他的衣袖，衣袖是黑颜色的，非常紧。

“这是一件道袍，”他对自己说，轻轻地抓住他放在枕边的那两把小手枪。

“别担心，他不会醒来的，本堂神父先生，”驿站长说。“给他们喝的葡萄酒是您亲手准备的。”

“我连文件的影子也没有找到，”本堂神父回答。“内衣、香水、发蜡、无关紧要的小东西有不少；这是一个一心想着享乐的现代青年，密使看来是另外那个装着用意大利口音说话的人。”

这两个人走近于连，在他的旅行服装的口袋里搜寻。他恨不得把他们当成窃贼打死。决不会有什么危险的后果。他真想这么干……“那我可成了一个傻瓜，”他对自己说，“我会危害到我的使命的。”教士把他的衣服搜查完毕，说：“这不是一个外交官，”说完就走了，他幸亏走了。

“如果他到我床上来碰我，那就活该他倒霉！”于连对自己说；“他很可能过来用匕首刺我，我当然不会容许他这样做。”

本堂神父转过头来，于连半睁开眼睛；他有多么惊奇啊！原来是卡斯塔内德神父！其实他一开始就觉得这两个人中间有一个人的声音很耳熟，尽管他们说话时想把声音压得很低很低。于连突然感到一股无法遏止的欲望，想把一个最卑鄙的坏蛋从人间清除出去……

“我的使命呢！”他对自己说。

本堂神父和他的同伙走出去。一刻钟以后，于连假装醒来了。他大声叫喊，把整座房子里的人全都吵醒了。

“我中了毒，”他嚷道，“我难过得要命！”他需要一个借口去帮助吉罗尼莫。他发现吉罗尼莫已经被葡萄酒里含有的阿片酊麻醉，处在半窒息状态中。

于连担心会有人开这种玩笑，他吃晚饭时喝的是他从巴黎带来的巧克力。他没有能让吉罗尼莫完全清醒过来，可以促使他下决心走。

“即使把整个那不勒斯王国给我，”歌唱家说，“我这时候也不会放弃睡觉的快乐。”

“那七位国君呢！”

“让他们等着吧。”

于连单独一个人走了，在见到大人物以前没有再发生什么别的事故。[9]他请求接见，白白花费了一个上午的时间，没有成功。幸好到了四点钟，公爵想透透空气。于连看见他走着出来，于是毫不犹豫地走近他，向他请求施舍。到了离这位大人物两步远的地方，他掏出德·拉莫尔侯爵的表，故意装模作样地炫耀它。“远远地跟着我，”对方对他说，并没有看他。

[9]于连看来是越过国境，来到德国的美因兹会见那个大人物，而那个大人物应该是一位使臣。

到了四分之一法里以外，公爵忽然走进一家小咖啡馆。就是在这最下等的客栈的一间房间里，于连荣幸地把他那四页东西背给公爵听。背完以后，对方对他说，“重新背一遍，背得慢一些。”

公爵用笔做记录。“步行到附近的驿站。把您的行李和马车丢在这里。尽可能到斯特拉斯堡[10]去，本月二十二日（当天是十日）中午十二点半到这同一个咖啡馆来。等半个小时以后再出去。保持沉默！”

[10]斯特拉斯堡，法国东部边境城市，阿尔萨斯地区的经济和文化中心，在巴黎东面，相距447公里。它位于莱茵河西岸，东岸是德国国土。

于连听见的仅仅只有这么几句话。但是这几句话足以使他佩服到五体投地的地步。“处理大事就应该这样，”他想；“这位伟大的政治家，如果听见三天前那些狂热的饶舌者说的话，会怎么说呢？”

于连花了两天时间才到达斯特拉斯堡，他觉得他去那儿也没有什么事可做，于是绕了一个很大的弯路。“如果卡斯塔内德神父这个鬼东西把我认出来了，他可不是很容易放过我的踪迹的人。要是能够嘲弄我，使我的使命遭到失败，他会有多么快乐啊！”

卡斯塔内德神父，圣会在整个北部边境线上的秘密警察的头目，幸好没有认出他。斯特拉斯堡的耶稣会士们虽然很热心，却根本没有想到去监视于连。于连戴着十字勋章，穿着蓝色的常礼服，样子完全像一个把全副心思都花在自己的外表上的年轻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