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到5分钟，我坐在了办公室里，面前是一张适合于发号施令的办公桌，所坐的椅子有如王座一般。我将脑袋扭向一边，对房间里其他两个人说：“现在我把话挑明了，你们想把一个侏儒带来这里，让他在交易室里被抛来抛去？”

他们一致点了点头。

在我正对面，坐在一张深红色皮革太空椅上的正是丹尼·波洛西。这一刻，他似乎没因刚吃下金鱼而有什么不适，现在，他正在向我极力推销他最近头脑风暴的产物，即以5 000美元请一位侏儒来交易室，让经纪人们玩“抛侏儒”游戏，这绝对是长岛历史上首次“抛侏儒比赛”。这件事听起来够古怪的，我产生了点儿兴趣。

丹尼耸耸肩，“这并没有听起来那么疯狂。我是说，我们不会将这个小浑蛋随意乱抛的。我的想法是，我们在交易室前面摆放一排摔跤垫，给马登交易中表现最好的5位经纪人每人两次抛侏儒的机会。我们会在垫子一端画一个靶心，然后放下一些维克罗搭扣，这样侏儒能够粘住。然后我们选几位热辣的销售助理来举牌——就像潜水比赛的裁判一样。他们可以根据抛的方式、距离、难度系数等来打分。”

我难以置信地摇摇头。“这么短时间你到哪儿去找个侏儒来？”我转过头看着屋里的第三个人，安迪·格林。“你对这事怎么看？你是公司的律师，你肯定有话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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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迪谨慎地点点头，仿佛他在酝酿适当的法律措辞来答复我。他是我一个值得信赖的老朋友，最近被晋升为Stratton公司的财务部总监。安迪的工作职责是，审查Stratton每天收到的几十份商业计划，决定哪些（如果有的话）需要送给我看。本质上，公司财务部充当了一个生产工厂的角色，即提供以股票和IPO认购权证（华尔街的说法是“新股发行”）为形式的制成品。

安迪身着Stratton标志性的制服：一套完美的吉尔伯特西装、白衬衫、丝绸领带。另外他还戴着一头糟糕的假发，看起来就像是有人拿了一条煺了毛的驴尾巴，拍击着他鸡蛋形状的犹太人头骨，往上泼虫胶，再往虫胶上扣了一个谷物盘，然后再在谷物盘上放一个20磅的贫化铀盘，让它静止一会儿的样子。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安迪在Stratton得到了一个“假发佬”的绰号。

“呃，”“假发佬”说，“就保险问题而言，如果我们有侏儒签字的弃权证书，并有一份免责协议，那么，如果侏儒摔断脖子的话，我们是不负有责任的。但是，我们需要非常谨慎，这是在诸如这类情形下做出的明确的法律声明……”

天哪！我可不想听他对抛侏儒一事的法律分析，我只是想知道，“假发佬”是否认为这有助于提升经纪人的士气！因此，我转过头，一只眼睛盯着办公桌上电脑显示屏里滚动着的绿色数字和字母，另一只眼睛则瞟向落地平板玻璃窗，看看交易室里的情况。

“假发佬”和我以前是同窗。那时，他长着一头我所见过的最漂亮的金发，宛如玉米穗丝。但遗憾的是，到17岁生日时，他那头漂亮的金发早已成为遥远的记忆了，头发稀疏得快连大齿的男士梳子都用不上了。

面对着小小年纪（还在读高中）便要完全秃顶的命运，安迪把自己锁到了地下室里，抽了5 000卷廉价的墨西哥大麻，玩着电脑游戏，一天三顿吃着Ellio冷冻比萨，等待着自然之母来跟他开这个残酷的玩笑。

3年后，他终于从地下室里走了出来，俨然一个50岁的猥琐的犹太老头儿，脑门上仅残留着几缕头发，大腹便便，并形成了新的性格，即《小熊维尼》里那个无趣的小驴屹耳与小母鸡潘妮（童话故事中的角色）的综合体，总认为天快要塌下来了。此后，安迪被逮到在学术能力评估考试 （SAT）中作弊，由此被“发配”到了纽约北郊弗里多尼亚小镇上一个当地的教育学院——弗里多尼亚州立大学，在那儿，即便夏天学生们也冻得要死。但他还是想办法通过了这所优良学校严格的学术要求，并于5年半后毕了业——他智商是一点未见长，不过明显比以前狡诈多了。后来他进了南加州某个名不见经传的法学院，而他所获得的法律学位毫无含金量可言。

当然，在Stratton Oakmont这样一家投资公司，平时的一些琐碎事务并不是那么要紧。重要的是私人关系和忠诚。所以，当安德鲁·托德·格林（即安迪·格林）听到风声说他儿时的朋友获得了极大的成功时，他和我其他的儿时伙伴一起来找我，向我发誓会忠诚于我，从而搭上了这辆顺风车。这不过才一年多的时间。从加入那天起，他便一直打压、排挤、使阴招儿、欺骗或挤走任何一个敢挡他路的人，直至站到了Stratton“食物链”的最顶端——这在Stratton可谓屡见不鲜。

他对Stratton式企业财务的微妙做法——寻找刚起步、急需钱、愿意将大部分所有权卖给我的公司——毫无经验可言，所以我一直在培训他。“假发佬”那张法律学位证书连给我的宝贝女儿擦屁股的资格都没有，但我还是给他开了50万美元的基本工资。

“……那么你怎么看待这个，认为可行吗？”“假发佬”问。

我突然意识到他在向我发问了，但除了知道这与“抛侏儒”有关外，他在讲些什么我还真不知道。我也懒得理他，扭过头去看着丹尼，问道，“你打算去哪儿找侏儒？”

他耸耸肩，“我还不太确定，但你如果同意的话，我会首先打给玲玲兄弟马戏团（Ringling Bros.Circus）。”

“或者世界摔跤协会（WWF）。”我忠心耿耿的律师补充道。

天哪，我心想，我简直快疯了！我深吸了一口气说，“伙计们，听着，抛侏儒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在同样重量的情况下，他们可比熊强壮多了，知道吗，他们就曾把我吓得半死。因此，在我批准这个抛侏儒游戏之前，你要给我找到一个游戏监督员，如果侏儒莽撞从事，他能及时控制住。此外，我们还需要一些镇静剂、一副手铐、一罐催泪瓦斯——”

“假发佬”插话道：“一件紧身衣——”

丹尼补充说：“一根电牛棒——”

“没错。”我大笑说。

我们大笑起来。我说：“不过还是要非常谨慎，如果事情上了报纸我们可是得受罚的。”

丹尼耸耸肩，“这我可不知道，我认为我们可以从积极的方面看待这件事。我是说，想一想，侏儒能有多少工作机会？这好比是我们在回馈社会，帮助那些不幸的人。”他又耸了耸肩，“不管怎么样，没人会关心这种事情。”

这一点他倒是说对了。事实上，没人会以积极的态度来关注我们。他们总会使用那些一成不变的负面术语来报道我们——Stratton员工都是狂野的异端分子，而为首的就是我，一位超级年轻的银行家，在长岛上创办了我自己独特的天地，在这里你找不到任何正常的行为。在媒体的眼中，Stratton和我就像是连体婴一样密不可分。即便我在向受虐儿童基金会捐款时，他们还是挑我的毛病——仅用一段来写我的慷慨之举，而其他三四页则扯些别的东西。

媒体的“大屠杀”始于1991年，当时《福布斯》杂志一位傲慢的记者鲁拉·卡拉夫（Roula Khalaf）将我描写成一个另类的罗宾汉——抢劫有钱人，然后将钱财分给自己以及手下那群快乐的经纪人。当然，她的确是个聪明绝顶的人。说实话，这篇报道让我吃了一惊，至少刚开始看时是这样，后来我才得出结论，原来这篇文章是在赞美我。毕竟，有多少个28岁的年轻人能在《福布斯》杂志上曝光？不可否认的是，文章中所讲的有关于“另类罗宾汉”的事绝对是在凸显我慷慨大方的本性！这篇文章火起来后，又有一大群人在我门口排起了长队应聘。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虽然是在为一个几乎无恶不作的老板效力，Stratton员工却自豪无比。他们会在交易室跑着高唱道：“我们就是你快乐的手下！我们就是你快乐的手下！”有些人会穿紧身衣来上班，还有人则故意把贝雷帽歪戴成俏皮的样子。

所以，这样看来丹尼说得没错。没人会在乎所谓的报道，但“抛侏儒”这件事会有怎样的反应呢？我现在没有时间去想这个。就史蒂夫·马登股票认购一事还有一些重要问题需要解决，而且我还得对付一下我的父亲，他就在附近“潜伏”，一只手上拿着一叠50万美元的美国运通账单，另一只手则毫无疑问拿着一杯冷掉的Stoli（俄罗斯的伏特加品牌）。

我对“假发佬”说：“你先去找下马登，跟他讲些鼓励的话。告诉他讲话时一定要简短、体贴，不要讲他如何喜欢女鞋的话，否则他们会直接砍了他的。”

“没问题，”“假发佬”从椅子上站了起来，“这个‘笨鞋匠’肯定不会讲女鞋这个话题的。”

他还没走出门，丹尼就说起他的假发。“他这头破假发是怎么回事？”丹尼咕哝着，“看起来就像一只死了的松鼠，真恶心。”

我耸耸肩。“我觉得他一直得戴着这个东西。或许这假发需要干洗一下了。得，现在说正事：我们还是要处理一下马登这笔交易，现在时间不多了。”

“我记得纳斯达克说过他们会让它上市吧？”丹尼问道。

我摇摇头。“会倒是会，不过他们只会让我们保留我们所持股份的5%，就这么多。开始交易前我们需要把持有的剩余股份出让给史蒂夫。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现在就签署协议，今天上午就得签！此外，这也意味着我们必须相信史蒂夫在公司上市后会做出正确的举动。”我抿着嘴唇，开始缓慢地摇着头。“我不知道，丹——我有一种感觉，他在和我们耍手段。我不确定他在最后的紧要关头能否做对的事。”

“你可以信任他，他绝对忠诚。我了解这个家伙，相信我，他比谁都清楚要保持缄默。”丹尼把拇指和食指放到嘴边，扭转着指头，仿佛在说，“我会让他闭嘴的！”他接着说道，“看在你为他所做的一切的分儿上，他不会出卖你的。史蒂夫可不是傻瓜，他给我当代理人（Rathole）赚了这么多钱，他可不会冒这个风险，小心他血本无归。”

“Rathole”是Stratton的术语，指的是“代理人”，即持有纸面股票，但充其量不过是个名义上的代理。作为代理人而言，只要合法纳税，并且代理人协议不违犯证券法，那么这本身并没有什么违法的因素。事实上，代理人的使用在华尔街是一种常见做法，那些大的金融机构会指派代理人建立一家公司的股票头寸而不惊动其他投资者。只要你对任何一家公司所购入的股份不超过5%，则完全合法，如达到5%这个点，你就需要填报13D表格进行备案，披露你的所有权和购买意图。

然而，我们使用代理人的方式——秘密地大量购入Stratton新发行的股票——却大大违犯了证券法，以至于证券交易委员会在努力制定新的法规来制止我们。问题是，目前已出台的各项法律法规漏洞太多。当然，我们并不是华尔街上唯一一家钻法律漏洞的公司；事实上，每个人都在这么做，只不过我们做得更过火，更厚颜无耻而已。

我对丹尼说：“我知道他是你的代理人，但用钱来控制一个人并不像看起来那么简单。相信我吧。我做这一行比你久。重要的是，你如何满足你的代理人未来的期望，而不是过去你为他做了什么。过去的利润已经是过去的事了，而且这或许会起到反作用。人们并不喜欢总是感觉亏欠别人，尤其是好朋友之间。因此，过一段时间，你的代理人就会开始恨你。我已经因为这样失去一些朋友了，你也会的，这只不过是时间问题而已。不过，我想说的是，用金钱换来的友情并不长久，忠诚亦是如此。这也是为什么像‘假发佬’这样的老朋友在这家公司会有这样重要的地位。你不可以靠金钱来换别人的忠诚，你懂我的意思吗？”

丹尼点点头，“是的，我懂，我和史蒂夫之间也是这样做的。”

我郁闷地点点头。“别误会我的意思，我不是在贬低你和史蒂夫两人的关系。但我们现在说的是800万美元，至少是这个数。基于公司的发展状况，这一数字有可能飙升10倍不止。”我耸耸肩，“谁知道到底会发生什么。我口袋里可没有水晶球，预测不了未来！平心而论，我告诉你，我对这只股票感觉很好。我觉得这家公司会有大的成就。如若果真如此，我们持有200万股，伙计，你算一下：按1股100美元，我们会有2亿美元。这一巨额数字会驱使人们做出奇怪的事情。不仅是史蒂夫·马登，每个人都可能会。”

丹尼点点头说：“我懂你的意思，毫无疑问，你是这方面的权威。但我告诉你，史蒂夫很忠诚。现在唯一的问题是如何从他那儿拿到钱。他付钱可一向不爽快。”

这倒不假。使用代理人的问题之一就是想办法无须发出警告便可拿到现金。说永远比做容易，尤其当交易金额以百万美元计算时，这更是难上加难。“总会有办法的，”我自信满满地说，“我们可以弄一份咨询合约，但如果金额达到了千万以上，我们就需要考虑动用一下我们的瑞士账户了，不过我还是希望能尽可能保守住秘密。话说回来，可能出问题的不仅仅是史蒂夫·马登鞋业，其他15家公司和马登一样，也都正在做着上市准备。如果史蒂夫都不能守住秘密让我失望的话，那么其他大多数我不了解的人就更谈不上信任了。”

丹尼说：“只需告诉我你希望我怎么处理史蒂夫这笔交易，我会照办的。但是，我还是要说，你不需要担心，他对你的赞美超过了其他任何一个人。”

我可是太了解史蒂夫是如何赞美我的，或许了解得过了头。事实很简单：我对他的公司进行了一笔投资，作为回报，我拿走了85%的股份，这样说来，他欠我什么？事实上，除非他是圣雄甘地再生，否则他肯定很恨我——多多少少会有些怨恨——我竟然将他名下的份额拿走了这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