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戴夫朝我跑来，我箭一般迅速向厨房的另一端飞去，抓起了一瓶杰克丹尼威士忌，但我嘴巴还没碰到瓶口，戴夫就扑了上来——将酒瓶打落，紧紧抱住了我。电话响了起来，他没有理睬，而是将我放倒在地板上，接着将他细长的手指伸进我的嘴里，试着将药片抠出来。我咬着他的手指，但他太强壮了，我根本扳不动他。他大叫道：“把药吐出来！把药吐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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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你的！”我大叫道，“让我起来，否则我会杀了你，你这个大白痴！”

电话一直在响，戴夫一直在叫着：“把药吐出来！把药吐出来！”而我则一直嚼着药片，试图吞下更多的药片，最终，他用右手使劲儿地按着我的脸颊。

“噢，去你的！”我吐出了药片，药片的味道像毒药……奇苦无比……我已经吞下了那么多药片，所以吐出的这一点根本就没关系。现在只是时间的问题了。

他一只手将我按着，另一只手则抓起无绳电话，拨打了911，疯狂地向警察讲着他的地址。接着，他摔了电话，试着从我嘴里抠出更多的药片。我又咬了他。

“把你的爪子从我嘴里拿出来，你这个可恶的蠢材！我永远都不会原谅你。你和她们是一伙的。”

“冷静些。”他像提着一把烟花一样把我提了起来，并移至沙发。

我躺在沙发上，足足咒骂了他两分钟，直至我开始失去兴趣。我渐渐地感觉很累……很温暖……很梦幻。事实上，这种感觉很愉悦。接着，电话响了。戴夫拿起电话，是劳里打来的。我想听他们的谈话内容，但我的思绪很快就游离了。戴夫将电话贴在我的耳朵上，说：“给，伙计，是你太太打来的。她想跟你讲话，她想告诉你她依然爱着你。”

“娜？”我以困倦的声音说道。

我深爱着的女公爵说：“嘿，亲爱的，为了我坚持下去。我依然爱你，一切都会过去的。孩子们爱你，我也爱你，一切都会好的。不要睡着了。”

我开始哭，“娜，对不起。今天我不是有意那样对你的。我不知道我在做什么。我不能独自一人活下去……我……很抱歉。”我控制不住地啜泣着。

“没关系，”我的太太说，“我依然爱你。你在那边坚持住，一切都会过去的。”

“娜，自看到你的第一天起，我一直都爱着你。”

接着，因用药过量，我昏了过去。

我在一种极其可怕的感觉中醒了过来。我记得自己在大喊：“不！你这个白痴，把那个东西从我嘴里拿走！”不过我不确定是什么原因。

一秒钟后我找到了答案。我被绑在了急诊室的检查台上，周围站着一群医生和护士。检查台与地面垂直。不仅我的双手双脚被绑了起来，我身上还绑着两道粗粗的乙烯带用来固定我——一道横跨我的躯干，一道则横跨我的大腿。一位医生站在我面前，穿着一件绿色的医院手术服，手里拿着一根长长、粗粗的黑管子，是你在车用散热器上会看到的那种。

“乔丹，”他坚定地说，“你需要与我们合作，不要再咬我的手了。我们必须给你洗胃。”

“我很好，”我咕哝着，“我胃里面什么都没有，我把药都吐了。我不过是在玩恶作剧。”

“我明白，”他耐心地说，“但我不能冒这个险。我们已经给你注射了吗啡酮，以消除吗啡的麻醉药效，所以你现在没有危险了。但听我说，我的朋友，你的血压高得离谱，你的心跳也很奇怪。除了吗啡你还吃了什么药？”

我打量了一下医生，他看起来像是伊朗人，我可以信任他吗？毕竟我是犹太人，这让我成了他的死敌。或者，希波克拉底誓约（立誓拯救人命及遵守医业准绳）能否超越种族的界线？我环视着这个房间，从眼角的余光，我看到一处很烦人的景象——两位持枪警察身着制服站在那里。他们正倚着墙，观察着眼前的一切。我心想，现在必须要镇静。

“什么也没吃，”我大叫着，“只吃了吗啡，或许还吃了一点赞安诺。我的背伤很严重，这些都是医生给我开的。”

医生难过得笑了笑。“乔丹，我是要帮助你，而不是害你的。”

我闭上眼睛，准备接受折磨了。是的，我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这个伊朗浑蛋会将这个管子沿着我的食管插下去，直至我的胃部，然后吸出胃里的所有东西。接着，他会向我的胃里冲进几十磅黑色木炭，使药物在未经吸收的状态下经由消化系统排出体外。这是我人生中少有的时刻——我会对自己如此博学而深感后悔。在这5位医生和护士向我发起攻击，用力将管子插进喉咙里之前，我最后的一个想法是：上帝啊，我痛恨自己所有时候都如此判断正确！

一小时后，我的胃完全掏空了，除了他们强行塞进我喉咙的那一卡车木炭。我仍被绑在手术台上，这时，他们终于把黑管子撤了。

“你感觉如何？”这位和善的医生问。

“我真的很想去洗手间，”我说，“事实上，如果你不给我松绑，我马上就要尿到裤子里了。”

医生点点头，他和护士们开始给我松绑。“洗手间就在那边，”他说，“我一会儿会进去检查你。”

我不太确定他这话是什么意思，直至第一颗“子弹”以高压水枪般的威力冲出我的直肠时，我这才明白过来。我控制自己不往马桶里看，但排了10分钟后，我终于忍不住了，向马桶里瞥了一眼。它看起来就像维苏威火山喷发一样——10磅深黑色“火山灰”从我的肛门里冲了出来。如果我今天早上的体重有130磅，现在只能有120磅了。我体内的东西留在了佛罗里达州博卡拉顿某个廉价的瓷制马桶里。

一小时后，我终于从洗手间里走了出来。我现在已经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感觉正常多了。我心想，或许他们将我的一部分疯狂也吸了出来。不管怎么样，现在可以继续“有钱人和生活紊乱者的生活方式”了；现在可以和女公爵修复关系，减少药物服用量，过着更加自控的生活。毕竟，我已经34岁，是两个孩子的爸爸了。

“谢谢，”我对和善的医生说，“刚刚咬了你，真的很抱歉。我之前只是有点紧张，你能理解吧？”

他点点头。“没问题，”他说，“我很高兴我们能够帮到你。”

“请问你们能不能帮我叫辆出租车？我想回家睡会儿觉。”

这时我发现，那两位警察仍然在房间里，他们正径直向我走来。我本能地意识到，他们应该不会是要送我回家。

当其中一位警察掏出手铐时，医生后退了两步。我心想，噢，妈的！又要被铐？这将是“华尔街之狼”在24小时内的第4次被铐！我做过什么？我决定不要继续想下去。毕竟，我接下来又不会回家，我会有足够的时间想这些事情。

给我戴手铐时，这位警察说：“根据《贝克法案》，你将会被安置在一个精神科关72小时，之后你将被带至法官面前，由法官决定你对自己或他人是否仍构成危险。很抱歉，先生。”

呃……这个警察看起来似乎人很不错，毕竟，他只是在履行职责。另外，他将带我去的是精神科，又不是监狱，这至少是件好事，不是吗？

“我是一只蝴蝶！我是一只蝴蝶！”一个穿着蓝色穆穆袍的胖胖的黑发女人大叫着，在德拉医学中心4楼被锁起来的精神科里，拍打着双臂，慵懒地转着圈。

“蝴蝶”飞来飞去时，我则坐在公共区域中间一张很不舒服的沙发椅上。我笑着，向她点了点头。公共区域约有40名病人，几乎都穿着浴袍和拖鞋，并做出种不同形式的不被社会接受的行为。精神科前面是护士站，所有的疯子每隔几个小时就会排队领取氯丙嗪或氟哌啶醇或其他抗精神病药，以舒缓他们疲惫的神经。

“我会算出来的。6.02×1023……”一个高高瘦瘦、长着一脸粉刺的小男孩咕哝着。

我心想，很有趣。两个多小时以来我一直在观察这个可怜的孩子，看着他走着一个个完美的圆圈，咕哝着阿伏伽德罗常数——一个用来计算分子密度的数学常数。起初，我有点困惑的是，他为什么如此痴迷于这个常数，直至其中一位医护人员解释说，这个年轻人是一个智商很高的迷幻药常用者，不论何时，每当一剂迷幻药让他着魔，他就会一直牢记阿伏伽德罗常数。这是过去12个月来他第3次“光顾”德拉医学中心了。

我竟然会被安置在这样一个地方，想想我精神这么正常，这可真是太有讽刺意味了，但这恰恰就是《贝克法案》这类法律存在的问题了：它们旨在满足大众的需求。不管怎么说，到目前为止，一切进展得还算顺利。我说服了一名医生给我开了利必通，他还决定给我开一种短效麻醉药以帮助我戒毒。

不过，让我困扰的是，我曾用精神科的投币电话至少给几十个人打过电话——朋友、家人、律师、商业伙伴。我甚至试过给艾伦·切姆托伯打过，确保我一离开这儿，他就能为我奉上一批新鲜的安眠酮，但我跟任何人都联系不上。一个都没有：不论是女公爵，我的父母，还是利普斯基、戴夫、劳里、格温、珍妮特、“假发佬”、乔·法玛格提、格雷格·奥康奈尔、“大厨”，甚至是一直保持联络的波也不例外。仿佛我现在正在被驱逐，被每个人抛弃了。

事实上，当我在这家华丽的医学中心结束第一天时，我发现自己对女公爵的憎恨到了一个极点。她已经完全把我遗忘了，用我将她推下楼梯的这一卑鄙行为从我朋友和商业伙伴那儿博得同情，从而让每个人都背叛了我。我确定她已不再爱我，当我药物服用过量时，她只是出于同情才跟我说出那番话的——心想我很可能真的会“翘辫子”，那倒不如用最后一句虚假的“我爱你”送我下地狱。

到午夜时分，可卡因和安眠酮的药效已经大抵消掉了，但我仍然无法入睡。就在那时——1997年4月17日凌晨，一位心地善良的护士在我右边屁股上注射了一针盐酸氟胺安定。15分钟后，我终于在3个月来首次没有服用可卡因的情况下睡着了。

18个小时后，听到有人在叫我的我字，我醒了。睁开眼睛，一个大个子黑人医生站在我旁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