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的全盛时期，就是公元前50年到公元50年，军事扩张的红利余温尚在，和平带来了经济的自然复苏。不过，罗马帝国的财政收入却越来越难以满足日益膨胀的支出。到尼禄统治期间（54—68年），第纳尔的含银量降低到90%；到图拉真时代（98—117年），含银量降到了85%；而马可奥勒留（161—180年）继续贬值含银量到75%；到2世纪末，第纳尔仅剩50%的含银量。

很明显，帝国的货币循环出了大问题。货币问题的根子在经济，而经济的根子在农业。

帝国初期生机勃勃的动力是扩张，扩张停止之后靠复苏，复苏完成后就必须依靠提高生产率，但意大利的农业非但无法提高生产率，而且已经濒临破产。在一个以农业为经济基础的时代，如果农业遭到削弱，则一切基于其上的城市文明和商业繁荣都成了无水之源。

导致农业基础被瓦解的主要原因是粮价过于低廉，用中国的古话说，就是谷贱伤农。罗马帝国刻意压制粮食价格的主要原因在于供养庞大的城市人口，特别是人数众多的破产后流入城市的农民。

在奥古斯都皇帝及其继任者们的大力推动之下，罗马帝国境内出现了数量惊人的城市集群：意大利有1197个城市，高卢地区约1200个，西班牙有700个，阿非利加四省650个，东方地区包括希腊大约900个。罗马帝国的城市化率之高，在工业革命之前的人类历史上堪称绝无仅有。

在首都与各大城市之间，就是闻名世界的“条条大路通罗马”的道路网，起点是罗马广场，横越意大利，遍及各行省，以帝国的边疆为终点。从安东尼边墙到罗马，再抵达耶路撒冷，这个伟大的交通系统从帝国的西北角到东南边陲，全长达4080罗马里。山岭可以凿通，激流架设桥梁，道路的制高点可以俯瞰四周景观，路面用砂石、水泥和大石块层层铺叠，到罗马附近的路段全是花岗岩，罗马的道路是如此坚固，历经2000多年的岁月，部分路段至今还在发挥运输功能。［14］

如此规模的都市化运动，发生在2000多年前，实在是一个奇迹，也实在是一个令人难以想象的经济重负。过度超前的都市化运动，使帝国背上了沉重的包袱，特别是农业经济遭受了惨重的损失。

奥古斯都皇帝为什么如此看重都市化运动，甚至不惜重创国本来戮力推行呢？

当奥古斯都君临天下之时，他所面对的最大困境与秦始皇非常类似，那就是尽管帝国的军事实力足以征服大片的土地，但政府的组织能力却无法有效地驾驭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文化复杂、经济各异、交通不便的庞大帝国。

罗马帝国和秦帝国在统一初期，其生产力、技术基础、经济水平、思想体系、政治架构，均不足以满足帝国直接统治领土上所有角落的高难度要求。秦始皇仓促和强行地推行郡县制，试图立刻在全国实现中央集权的垂直统治，实际上已远远超越了秦国自身的能力，走得越急，摔得越狠。从秦始皇到汉武帝，经过了近百年的反复尝试，才形成了中央集权的大模样，而中国封建帝国对农村的垂直管理，从来就没有真正的实现过，皇帝的中央集权必须依靠广大的乡绅阶层，才能将统治的能量辐射到庞大的农民阶层。

奥古斯都同样不可能实现帝国对民众的垂直管理，他选择的道路就是搞都市化，以帝国控制众多的城市联邦，以城市联邦控制所辖居民，将尽可能多的人口塞进城市的办法，来实现间接统治的目的。

因此，罗马帝国的城市化，绝非经济自然发展的结果，而是为统治一个庞大帝国无奈的政治选择。都市化的既定国策，同时也完美地符合了权贵阶层对土地兼并的贪婪需求。罗马的农业经济正是帝国国策和权贵贪婪的双重牺牲品。

埃及、西西里、阿非利加、西班牙等行省，由于天然良好的土壤和气候条件，使其粮食价格远低于意大利的谷物生产成本，罗马政府本应提高关税保护意大利农业以固国本，但却错误地放弃了本土的粮食生产。在权贵集团看来，土地是财富最终极和最可靠的体现，低廉的粮价使得意大利的农田价值大跌，中小农户难以为继，必然大量破产，这为权贵集团提供了大规模兼并土地的良机。

当农户失去土地之后，大量涌向城市，成为无业流民，而城市的手工业还相当原始和粗陋，分工远未达到精细化的程度，根本无法提供充足的就业机会。百万人口的罗马，并不代表着城市经济的繁荣，只能说明农业破产的现状。20万成年男性公民有资格领取政府免费的救济粮，意味着60万人口的家庭处于饥饿的边缘。城市中的无业流民越多，政府越需要压低粮价来“维稳”，进而加剧了意大利的农业破产，刺激了土地更大规模的兼并，导致更多破产农民涌向城市。

罗马经济陷入了一个难以挣脱的恶性循环。

在共和时代，发生在意大利的农业危机，到帝国时期，却在所有行省一起出现。原来盛产谷物的高卢（法国）在都市化运动中，开始转向大面积种植葡萄。现代享誉世界的法国葡萄酒，就是在罗马帝国时代奠定的基础。西班牙则盛行种植橄榄树，随后阿非利加也成为橄榄王国，传统的谷物生产逐渐萎缩。与此同时，土地兼并之风在这些地区犹如烈火燎原，势不可挡。到尼禄时期（54—68年），6个大地主就占有了阿非利加领土的一半！［15］在帝国全境，随着都市化运动的推进，土地快速地集中于权贵集团之手。

这些超大型地产主的经营思路完全不同于中小地主，他们住在罗马或行省的各大城市，很少来到自己的土地查看农业生产，他们既不关心也不在乎土地的产出，对农业的关注程度甚至不如共和时代大规模使用奴隶劳动的大田主。帝国停止扩张以来，从外国掠夺的奴隶出现了严重的供不应求，奴隶价格水涨船高，大规模使用奴隶进行农业劳动的时代已经过去。

对于大地产主而言，最省心的赚钱方式就是把土地租给佃户，坐收田租。至于修建水利、改良土质、优选良种这些杂事最好没有，投资于土地就像投资于房产，保值是主要目的，省心为最大原则，花钱去精耕细作并非他们的特长，更不是他们的本意。而普通佃户们，既不会为别人的土地投入改良的资金，也缺乏投资的能力。帝国农业产出的下降已成为必然。

粮食供应逐渐成为帝国的心腹大患。希腊和小亚细亚的粮食由南俄罗斯供应，而那里的产量日见低落；意大利的谷物原本依赖埃及、西西里、西班牙和阿非利加，结果葡萄园和橄榄园占用了谷田，而谷田的生产率和产出量又在下降，意大利面临日益严峻的粮食危机。

尽管罗马城享有特供权而不致发生粮食短缺，但其他城市就没有这样幸运了。几乎所有的帝国城市都面临缺粮的困境，就是那些最肥沃地区的城市也不例外。每当饥荒来临，社会上通常会爆发严重的骚乱，人民痛斥政府和议会考虑不周，政府则指责大地主和大商人囤积居奇。于是，“筹粮官”成了罗马帝国官场道路上最为凶险的职位，他们不仅要保证搞到粮食，而且还必须负责粮价低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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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西班牙开始大规模种植橄榄树之后，很快就成为质量最好的橄榄油输出地，畅销高卢、不列颠和其他地区，意大利的橄榄油被抢去了高端市场，甚至连本地市场也被蚕食。阿非利加的橄榄油在质量上不如西班牙产品，但在价格上却很有优势，因而被广泛地用于灯油和化妆品，行销整个帝国，意大利的橄榄油因此又丧失了低端市场，就连小亚细亚和叙利亚的橄榄油也来瓜分意大利的市场。

高卢、希腊、小亚细亚都在大力种植葡萄，葡萄酒市场的竞争空前惨烈，供应出现严重过剩，以至于皇帝图密善（81—96年）下令限制葡萄酒和橄榄油的生产，无论意大利还是外省，都不得再开辟任何新的葡萄园，而且，现有的葡萄园有半数必须摧毁。

罗马帝国刻意压低粮价造成了一系列严重的资源错配，农业危机体现在土地兼并导致的谷物生产萎缩，经济作物严重过剩，基于农业的手工业消费品滞销，商业活力下降，国家税收陷入困境。

在共和时代，意大利最重要的拳头产品除了葡萄酒和橄榄油，还有许多工业制成品在市场中占据明显优势。随着帝国时代的来临，高卢（法国）的工业和商业迅猛发展，已经凌驾于意大利之上，它的南、西、北三面临海均有良港，内陆河道纵横八达，交通极为便利。高卢的天然资源也异常丰富，在接受了意大利的工业技术扩散之后，迅速成为制造业的中心和商业中心，其产品覆盖了高卢、阿非利加、不列颠、西班牙、日耳曼尼亚的广阔市场，意大利的工业品被挤出了西欧市场。

与此同时，帝国的东方也同样摆脱罗马的产品和商人。在高端产品中，小亚细亚和叙利亚行省的染色亚麻布、高级羊毛织物、上等皮革制品、精致餐具、高档化妆品、香水、调味品和颜料打遍帝国无敌手，而意大利的产品则很难打入东方的市场。意大利的商人们不仅不再出现于东方，同时也消失于西方。

至此，意大利在农业、制造业、商业领域的优势业已丧失殆尽，金融业的垄断地位也岌岌可危。随着意大利经济的空心化，土地兼并愈演愈烈，在丧失土地之后，失业农民大举进城。帝国的城市中到处都是失去产业的流民，他们仇恨政府，更痛恨夺走他们产业的富人集团，他们对生活不满，对未来绝望，只有凶狠的报复之火在心中熊熊燃烧。

在共和时代，参加罗马军队的都是纯良有产的庄稼汉；在帝国时期，入伍的尽是仇恨权贵的无产流民。

军队的变质，引发了更为凶险的政权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