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的土地兼并与罗马时期惊人地相似，两大帝国都经历了两次兼并高·潮，而且后者的规模远大于前者。第一次土地兼并将重创国家的财政税收，导致社会出现严重的贫富分化和税负不公，如果不改革，政权将逐渐陷入危机。第二次土地兼并将比第一次更疯狂，极端的财富分裂将摧毁穷人对政府的一切希望，导致恶性的仇富和仇贵心态。如果改革的最后努力陷于失败，将很快导致流血暴力、持续内战，或外敌入侵，最终是帝国崩溃和王朝倾覆。

罗马的土地兼并始于包税商阶层的崛起，他们豪夺了全民税收，这是罗马土地兼并的“第一桶金”；北宋则是银行家们通过盐茶票据交易，巧取了政府的盐茶厚利，这同样是全民税收，也是他们进行土地兼并的启动资金。

北宋历史上的第一次土地兼并大潮，就发生在宋真宗与宋仁宗的统治期间。

宋真宗于997年即位，998年辽国发动了第六次南侵战争，北宋对辽的军事冲突一直持续到1004年辽国的第九次南征，最终以宋辽的“澶渊之盟”告一段落。正是由于北方战事对粮草的巨大需求，才导致了交引制度的兴盛，从而让京城的金融势力集团坐收暴利，大发国难之财。

盐茶票据从985年出现，中间经历了短暂的中断，一直持续到1050年前后西夏战争落幕。在60多年中，商人和银行家们席卷的政府专营的茶利、盐利、香利难以计数，从而获得了进行大规模土地兼并的雄厚资金。

“富者有资可以买田，贵者有力可以占田”，而朝廷对土地兼并却完全放任自流，即所谓“不抑兼并”的国家政策。或者说，北宋从来就没有任何经济政策。从政府干预经济的角度上看，北宋堪称是奉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的先驱。

北宋立国之初，由于均田制的崩溃，原来属于国家调节之用的荒地、未垦地，任何人都可占有垦荒，只要在官府登记备案，到时按章纳税即可。至于这些土地归谁所有，占有的数量有多少，官府既不关心，也不干预。对于私人土地的买卖，官府的态度也是自由和放任的，只要买卖双方自愿成交，他们只需将田契送交官府备案，盖上官府的印信（所谓“红契”），并缴纳田契税，交易就算完成了，从此新主人负责田赋的上缴。

如果田地过户不经过官府，田契上没盖官府的印信，这就是所谓的“白契”，官府不承认其合法性。对于白契，官府只是坚持交易必须报备，而非干预交易本身。如果是国有土地，租种土地的人并没有土地所有权，但有“田面权”，就是北宋版的“小产权”，土地也能够买卖流通。

在视土地为生命的历代封建王朝，北宋对土地买卖完全放任的政策，堪称是封建史上的一朵“奇葩”。即便是在以开放著称的盛唐，买卖一亩“口分田”是要挨20鞭子的，世业祖产田买卖也会受到官府的严格限制。

966年，宋太祖刚得天下，就登高一呼：“所在长吏，告谕百姓，有能广植桑枣、开垦荒田者，并只纳旧税，永不通检。”大乱之后，人口稀少，百废待兴，这样的土地政策当然获得了百姓的热烈拥护，北宋初年经济增长之蓬勃，人口繁衍之迅猛，土地开垦之庞大，都说明了早期自由的土地政策是行之有效的。但当荒地开垦逐渐完成，人多地少的矛盾日益突出，再不调整政策，土地兼并势所难免，贫富矛盾必然激化。

首先掀起土地兼并大潮的自然是达官贵戚，他们属于“有力占田”一族，对普通百姓的田地巧取豪夺，“择肥而噬”，就连国有土地也不放过，如国有牧场、官办学田、公共山林也成为他们强占的目标，甚至连寺院的“福田”也不放过。灾荒之年，百姓困顿，不得不抵押或变卖土地，而达官贵戚们正好落井下石，趁势兼并。少数豪强大户甚至人为破坏堤坝，制造水灾，以图廉价抢夺百姓土地。北宋第一次土地兼并的势头之猛，手段之疯狂，为历代王朝所未见。

在官僚阶层的带动和刺激之下，手握巨额资金的金融大佬、大商人和大地主阶层岂肯落后，他们属于“富者有资可以买田”之辈，并在土地兼并的大潮中后来居上，逐渐取得了支配性地位。达官贵戚们不成器的后代，由于挥霍过度也把祖上占有的千顷良田抵押或转让给了他们。在汉唐被贬称为“豪民”并受到官府严厉打压的“兼并之徒”，到了北宋却成为世人艳羡的“大田主”。

由官僚、银行家、巨商和大地主所构成的豪强大户集团，占总人口的6%～7%，却囊括了全国土地的60%～70%，席卷了国民财富的一半。［7］

官府要打仗，还要维持国家运转，财政消耗入不敷出，以致国库空虚。富人集团要少交税，穷人阶层就得多交税。于是，苛捐杂税日渐繁多，变相盘剥越来越重，宋朝中产阶级的生活质量每况愈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