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忠清先还不敢说，经不起那同事诚恳热心，拍胸脯担保，必定设法为他分忧，袁忠清才吐露了心底的秘密。

“实不相瞒，我这个‘六品蓝翎’，货真价实，县丞是个‘西贝货’。你想这一保上去，怎么得了？”

“什么？你的县丞是假的！”

假的就不能见天日。江西的保案上去，吏部自然要查案。袁忠清因为是县丞才能保知县，然则先要问他这个县丞是什么“班子”。一查无案可稽，就要行文来问。试问袁忠清可拿得出“部照’或是捐过班的“实收”？

像这种假冒的事，不是没有。吏部的书办十九是吃人不吐骨头的积年滑吏，无弊不悉，只怕没有缝钻，一旦拿住了短处，予取予求勒索够了，怕还是要办他个“假冒职官”的罪名，落个充军的下场。

他那同事，倒也言而有信，为他请教高人，想出一条路子，补捐一个县丞。军兴以来，为了筹饷，大开捐例，各省都向吏部先领到大批空白收据，即名为“实收”——捐班有各种花样，各种折扣，以实际捐纳银数，暂给收据，就叫“实收”，将来据以换领正式部照。所以这倒容易，兑了银子，立时可以办妥。但是，日期不符也不行，缴验“实收”，一看是保案以后所捐，把戏立刻拆穿。

“这没有别的办法，只有托人情。”

“托人情要钱，我知道。”袁忠清说，“我这个差使虽有点油水，平时都结交了朋友，吃过用过，也就差不多了。如今，都在这里了！”

将枕头箱打开，里面银票倒是不少，但零零碎碎加起来，不过百把两银子。像这种倒填年月的花样，担着极大的干系，少说也得三百两，他那朋友知道袁忠清是有意做作，事到如今，人家半吊子，自己不能做为德不卒的事，只好替他添上五十两银子，将他这件事办了下来。

但是，袁忠清“不够意思”的名声，却已传了出去。江西不能再混，事实上也非走不可，因为保升了知县，不能在本省补缺，托人到部里打点，分发浙江候补。

袁忠清原来是指望分发广东，却以所托的人，不甚实在，改了分发浙江，万般无奈，只有“禀到”候补，那时浙江省城正当初陷收复以后，王有龄全力缮修战备，构筑长壕，增设炮台，城上鳞次栉比的营房，架起极坚固的吊车，安上轴辘，整天不停地储备枪械子药。放眼一望，旗帜鲜明，刀枪雪亮，看样子是一定守得住了。

于是袁忠清精神复振，走了藩司麟趾的门路，竟得“挂牌”署理钱塘县。杭州城内，有钱塘、仁和两县，而钱塘是首县，县官身份更自不同。袁忠清工于心计，只具“内才”，首县却是要“外才”的，讲究仪表出众、谈吐有趣、服饰华丽、手段圆滑，最要紧的是出手大方、善于应酬，袁忠清本非其选。但此时军情紧急，大员过境的绝少，送往迎来的差使不繁，正可发挥他的所长。

袁忠清的长处就在搞钱。搞钱要有名目，而在这个万事莫如守城急的时候，又何愁找不到名目？为了军需，摊派捐献，抓差征料，完全是一笔烂账。只要上面能够交差，下面不激出民变，从中捞多少都没有人会问的。

到了九月里杭州被围，家家绝粮，人人瘦瘠，只有袁忠清似乎精神还很饱满，多疑心他私下藏着米粮，背人“吃独食”，然而事无佐证，莫可究诘。这样的人，一旦破城，自然不会殉节——有人说他还是开城门放长毛进城的人。这一点也无实据，不过李秀成进城的第二天他就受了伪职，却是丝毫不假。他受的伪职，名为“钱塘监军”，而干的差使却是“老本行”，替长毛备办军需。

长毛此时最迫切需要的是船，因为一方面掳掠而得的大批珠宝细软、古董字画，要运到“天京”，进献天王。一方面要从外埠赶运粮食到杭州，所以袁忠清摔掉翎领，脱去补挂，换上红绸棉袄，用一块黄绸子裹领，打扮得跟长毛一样，每天高举李秀成的令箭在江干封船。城外难民无数，有姿色的妇女，遇到好色如命的袁忠清，就难保清白了。

“这个王八蛋！”刘不才愤愤地说，“居然亲自到胡家，跟留守在那里的人说：胡某人领了几万银子的公款，到上海去买米，怎么不回来？你们带信给他，应该有多少米，赶快运到杭州来。不然，有他的罪受！你们想想看，这不是有意找麻烦？”

这确是个麻烦。照袁忠清这样卑污的人品，毒辣的手段，如果不早作铺排，说不定他就会打听到胡家眷属存身之处，凌辱老少妇孺，岂不可忧？

“顶教人担心的是，这是王八蛋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如果说他拿胡家大小弄了进去，托到人情，照数释放，倒也还不要紧。就怕他跟长毛一说，人是抓进去了，要放，他可作不了主。这一来，要想走条路子，只怕比登天还难。”

刘不才这番话，加上难得出现的沉重的脸色，使得七姑奶奶忧心忡忡，也失去了平时惯有爽朗明快的词色。古应春当然也相当担心，但他一向深沉冷静，一半也是受了胡雪岩的濡染，总觉得凡事只要不怕难，自然就不难。眼前的难题，不止这一端，要说分出缓急，远在杭州的事，如果已生不测，急也无用。倘或根本不会有何危险，则病不急而乱投医，反倒是自速其祸。

然而这番道理说给刘不才听，或许他能接受，在七姑奶奶却是怎么样也听不进去的。因而他只有大包大揽地先一肩担承了下来，作为安慰妻子的手段。

🍔 落·霞*读·书=- l u o x i a d u s h u . c o m -=

“不要紧！不要紧！”他拍一拍胸说，“我有办法，我有路子，我今天就去办。眼前有件事，先要定个主意。”

这件事就是要将杭州的消息，告诉胡雪岩。家山陷贼，至交殒命，是他不堪承受的两大伤心之事。可是老母健在，阖家无恙，这个喜讯，也足以抵消得过，所以古应春赞成由刘不才去跟他面谈。

七姑奶奶表示同意，刘不才当然依从，不过他要求先去洗个澡——这是他多少天来，梦寐以思的一种欲望。

“那容易。”七姑奶奶对古应春说，“你先陪刘三叔到澡塘子去，我回家去收拾间屋子出来。”

“不必，不必！七姐，”刘不才说，“我还是住客栈，比较自由些。”

“刘三叔喜欢自由自在，你就让他去。”古应春附和着，他是另有用意，想到或许有什么不便当着胡雪岩说的话，跟刘不才在客栈里接头，比较方便些。

在新辟的“石路”上，买好从里到外，从头到脚的全套衣衫鞋帽。照道理说，刘不才脱下来的那身既破且脏的旧衣服，可以丢进垃圾箱里去了，但他却要留着。

“从前，我真正是不知稼穑之艰难，虽然也有落魄，混到吃了中饭，不知夜饭在哪里的日子也有过，可是我从来不愁，从没有想过有了钱要省俭些用。经过这一场灾难，我变过了。”刘不才说，“这身衣服我要留起来，当作‘传家之宝’。这不是说笑话，我要子孙晓得，他们的祖宗吃过这样子的苦头！”

古应春相当惊异，“刘三叔，”他说，“你有这样子的想法，我倒没有想到。”

“我也是受了点刺激，想想一个人真要争气。”刘不才说，“从三天竺进城，伤心惨目，自不必说，不过什么东西可怕，都不如人心可怕。雪岩在地方上，总算也很出过一番力的，哪知道现在说他好的，十个之中没有一个。我实在不大服气。如果雪岩真的垮了下来，或者杭州也真的回不去了，那就冤屈一辈子，坏名誉也不能洗刷。到有一天光复，雪岩依旧像从前那样神气，回到杭州，我倒要看看那班人又是怎么个说法。”

这是一番牢骚，古应春颇有异样的感觉。从他认识刘不才以来，就难得听他发牢骚，偶尔那么一两次，也总是出以冷隽嘲弄的口吻，像这样很认真的愤激之词，还是第一次听到。

再将他话中的意思，好好咀嚼了一会，终于辨出一点味道来了。“刘三叔，”他试探着问，“你好像还有什么话，藏在肚子里似的。”

刘不才倏然抬眼，怔怔地望着古应春，好半晌才深深点头：“应春兄，你猜对了。我是还有几句话，倒真应该跟你谈才是。雪岩的处境很不利。”

听他谈了下去，才知道胡雪岩竟成众矢之的。有人说他借购米为名，骗走了藩库的一笔公款，为数可观，有人说王有龄的宦囊所积，都由胡雪岩替他营运，如今死无对证，已遭吞没。此外还有人说他如何假公济私，如何虚有善名，将他形容成一个百分之百的奸恶小人。

“这都是平时妒嫉雪岩的人，或者在王雪公手里吃过亏的迁怒到他头上。疯狗乱咬，避开就是，本来可以不必理他们，哪知长毛也看中了雪岩，这就麻烦了。”

越说越奇，如何长毛又看中胡雪岩？古应春大感不解，不过一说破也就无足为奇了。“雪岩向来喜欢出头做好事，我们凭良心说，一半他热心好热闹，一半也是沽名钓誉。李秀成打听到了，想找雪岩出来替他办善后。这一来就越发遭忌，原来有批人在搞，如果雪岩一出面，就没得那批人好搞的，所以第一步由袁忠清那样的王八蛋来恐吓。第二步手段真毒辣了。据说，那批人在筹划鼓动京官要告雪岩，说他骗走浙江购米的公款，贻误军需国食，请朝廷降旨查办。”

听到这里，古应春大惊失色，“这，从何说起？不是要害他家破人亡吗？”他大摇其头，“不过我又不懂，果然降旨查办，逼得小爷叔在上海存身不住，只好投到长毛那里，于他们又有何好处？”

“不要忙，还有话。”刘不才说，“他们又放出风声来了，说是胡雪岩不回杭州便罢，一回杭州，要鸣锣聚众，跟他好好算账。”

“算什么账？”

“哪晓得他们算什么账？这句话毒在‘鸣锣聚众’四个字上头，真的搞成那样的局面，雪岩就变成过街老鼠了，人人喊打！”

古应春敲敲额角，“刘三叔，”他紧皱着眉说，“你的话拿我搞糊涂了，一方面不准他回去，一方面又逼得他在上海不能住，非投长毛不可，那么他们到底要怎么办呢？莫非真要逼人上吊，只怕没有那样容易吧？”

“当然。雪岩要让他们逼得走投无路，还能成为胡雪岩？他们也知道这是办不到的，目的是想逼出雪岩一句话：你们饶了我，我决不会来坏你们的事。应春兄，你想雪岩肯不肯说这句话？”

“不肯也得肯，一家老少，关系太重了。”

“话是不错。但是另外又有一层难处。”

这层难处是个不解的结，李秀成的一个得力部下，实际上掌理浙江全省政务的陈炳文，因为善后工作棘手，一定要胡雪岩出头来办事。据说已经找到阜康钱庄的档手，嘱咐他转言。照刘不才判断，也就在这两三天之内，会到上海。

“照这样说，是瞒不住我这位小爷叔的了。”古应春觉得情势棘手，问刘不才说，“你是身历其境的人，这几天总也想过，有什么解救之方？”

“我当然想过。要保全家老小，只有一条路，不过——”刘不才摇摇头说，“说出来你不会赞成。”

“说说何妨。”

“事情明摆在那里，只有一个字：去！说老实话，雪岩真的回杭州去了，那班人拿他又有什么办法？”

古应春大不以为然。但因刘不才言之在先，料他不会赞成，他倒不便说什么责备的话了。

“刘三叔，”他慢吞吞地说，“眼前的急难要应付，将来的日子也不能不想一想。我看，这件事，只有让小爷叔自己去定主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