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都司是天亮来到张家的，带来两个马弁，另外带了一匹马来，“提起此马来头大”，是蒙古亲王僧格林沁所送，蒋益澧派人细心喂养，专为左宗棠预备的坐骑，现在特借给胡雪岩乘用。

何都司同时也带来了一个消息，余杭城内的长毛，亦在昨天弃城向湖州一带逃去。左宗棠亲自领兵追剿，如今是在瓶窑以北的安溪关前驻扎。要去看他，得冒锋镝之危，问胡雪岩的意思如何。

“死生有命，左大帅能去，我当然也能去。用不着怕！”

“不过，路很远，一天赶不到，中途没有住宿的地方，也很麻烦。”

“尽力赶！赶不到也没有办法，好在有你老兄在，我放心得很。”

这本是随口一句对答之词，而在何都司听来，是极其恳切的信任。因而很用心地为他筹划，好一会方始问道：“胡大人，你能不能骑快马？”

“勉强可以。”

“贵管家呢？”

“他恐怕不行。”

“那就不必带贵管家一起走了。现成四个弟兄在这里，有什么差遣，尽管让他们去做。”何都司又说，“我们可以用驿递的办法，换马走，反而来得快。”

紧急驿递的办法是到一站换一匹马，由于一匹马只走一站路，不妨尽全力驰驱，因而比一匹马到底要快得多。僧王的这匹名驹虽好，也只得走一站，换马时如果错失了找不回来，反是个麻烦，因此胡雪岩表示另外找一匹马。

“这容易，我们先到马号去换就是。”

于是胡雪岩辞别张家，临走时交代，第三天早晨一定赶回来。然后与何都司同行，先到藩司行台的马号里换了马，出武林门，疾驰到拱宸桥，何都司找着相熟的军营，换了好马，再往西北方向行进。

一路当然有盘查、有阻碍、也有惊险，但都安然而返。下午三点钟到了瓶窑，方始打尖休息，同时探听左宗棠的行踪：是在往北十八里外的安溪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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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条山路，很不好走。”何都司恳切相劝，“胡大人，我说实话，你老是南边人，‘南人行船，北人骑马。’你的马骑得不怎么好，为求稳当，还是歇一夜再走。你看怎么样？”

胡雪岩心想，人地生疏，勉强不得，就算赶到安溪，当夜也无法谒见左宗棠，因而点头同意，不过提出要求：“明天天一亮就要走。”

“当然。不会耽误你老的工夫。”

既然如此，不妨从容休息。瓶窑由于久为官军驻扎，市面相当兴盛，饭摊子更多，胡雪岩向来不摆官架子，亲邀四名马弁，一起喝酒。而那四名弟兄却深感局促，最后还是让他们另桌而坐。他自己便跟何都司对酌，听他谈左宗棠的一切。

“我们这位大帅，什么都好，就是脾气不好。不过，他发脾气的时候，你不能怕，越怕越糟糕。”

“这是吃硬不吃软的脾气。”胡雪岩说，“这样的人，反而好相处。”

“是的。可也不能硬过他头！最好是不理他，听他骂完、说完，再讲自己的道理，他就另眼相看了。”

胡雪岩觉得这两句话，受益不浅，便举杯相敬，同时问说：“老兄，你跟蒋方伯多少年了？”

“我们至亲，我一直跟他。”

“我有句冒昧的话要请教，左大帅对蒋方伯怎么样？是不是当他是自己的替手？”

“不见得！”何都司答说，“左大帅是何等样人？当自己诸葛亮，哪个能替代他？”

这两句闲谈，在旁人听来，不关紧要，而在胡雪岩却由此而作成了一个很重要的决定。他对于自己今后的出处，以及重整旗鼓，再创事业的倚傍奥援，一直萦回脑际，本来觉得蒋益澧为人倒还憨厚，如果结交得深了，便是第二个王有龄，将来言听计从，亲如手足，那就比伺候脾气大出名的左宗棠，痛快得多了。

现在听何都司一说，憬然有悟，左宗棠之对蒋益澧，不可能像何桂清之对王有龄那样，提携唯恐不力。一省的巡抚毕竟是个非同小可的职位，除非曾国荃另有适当的安排，蒋益澧本身够格，而左宗棠又肯格外力保，看来浙江巡抚的大印，不会落在蒋益澧手里。

既然如此，唯有死心塌地，专走左宗棠这条路子了。

半夜起身，黎明上路。十八里山道，走了三个钟头才到。

左宗棠的行辕，设在一座关帝庙里。虽是戎马倥偬之际，他的总督派头，还是不小，庙前摆着一顶绿呢大轿，照墙下有好几块朱红“高脚牌”，泥金仿宋体写着官衔荣典，一块是“钦命督办浙江军务”，一块是“头品顶戴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闽浙总督部堂”，一块是“兼署浙江巡抚”，一块是“赏戴花翎”，再一块就不大光彩，也是左宗棠平生的恨事，科名只是“道光十二年壬辰科湖南乡试中式”，不过一名举人。

再往庙里看，两行带刀的亲兵，从大门口一直站到大殿关平、周仓的神像前，蓝顶子的武官亦有好几个。胡雪岩见此光景，不肯冒犯左宗棠的威风，牵马在旁，取出“手本”，拜托何都司代为递了进去。

隔了好久，才看见出来一个“武巡捕”，手里拿着胡雪岩的手本，明明已经看到本人，依然拉起官腔问道：“哪位是杭州来的胡道台？”

胡雪岩点点头，也摆出官派，踱着四方步子，上前答道：“我就是。”

“大帅传见。”

“是的。请引路。”

进门不进殿，由西边角门中进去，有个小小的院落，也是站满了亲兵，另外有个穿灰布袍的听差，倒还客气，揭开门帘，示意胡雪岩入内。

进门一看，一个矮胖老头，左手捏一管旱烟袋，右手提着笔，在窗前一张方桌上挥毫如飞。听得脚步声，浑似不觉，胡雪岩只好等着，等他放下笔，方捞起衣襟请安，同时报名。

“浙江候补道胡光墉，参见大人。”

“喔，你就是胡光墉！”左宗棠那双眼睛，颇具威严，光芒四射似的，将他从头望到底，“我闻名已久了。”

这不是一句好话，胡雪岩觉得无须谦虚，只说：“大人建了不世之功，特为来给大人道喜！”

“喔，你倒是得风气之先！怪不得王中丞在世之日，你有能员之名。”

话中带着讥讽，胡雪岩自然听得出来，一时也不必细辩，眼前第一件事是，要能坐了下来——左宗棠不会不懂官场规矩，文官见督抚，品秩再低，也得有个座位，此刻故意不说“请坐”，是有意给人难堪，先得想个办法应付。

念头转到，办法便即有了，捞起衣襟，又请一个安，同时说道：“不光是为大人道喜，还要跟大人道谢。两浙生灵倒悬，多亏大人解救。”

都说左宗棠是“湖南骡子”的脾气，而连番多礼，到底将他的骡脾气拧过来了，“不敢当！”他的语声虽还是淡淡的，有那不受奉承的意味，但亦终于以礼相待了，“贵道请坐！”

听差是早捧着茶盘等在那里的，只为客人不曾落座，不好奉茶，此时便将一碗盖碗茶摆在他身旁的茶几上。胡雪岩欠一欠身，舒一口气，心里在想：只要面子上不难看，话就好说了。

“这两年我在浙江，很听人谈起贵道。”左宗棠面无笑容地说，“听说你很阔啊！”

“不敢！”胡雪岩欠身问道，“请大人明示所谓‘阔’是指什么？”

“说你起居享用，俨如王侯，这也许是过甚之词。然而也可以想象得知了。”

“是！我不瞒大人，比起清苦的候补人员来，我算是很舒服的。”

他坦然承认，而不说舒服的原因，反倒像塞住了左宗棠的口，停了一下，他直截了当地说：“我也接到好些禀帖，说你如何如何！人言未必尽属子虚，我要查办，果真属实，为了整饬吏治，我不能不指名严参！”

“是！如果光墉有什么不法之事，大人指名严参，光墉亦甘愿领罪。不过，自问还不敢为非作歹，亦不敢营私舞弊。只为受王中丞知遇之德，誓共生死，当时处事不避劳怨，得罪了人亦是有的。”

“是不是为非作歹，营私舞弊，犹待考查。至于你说与王中丞誓共生死，这话就令人难信了。王中丞已经殉难，你现在不还是好好的吗？”

“如果大人责光墉不能追随王中丞于地下，我没有话说，倘或以为殉忠、殉节，都有名目，而殉友死得轻如鸿毛，为君子所不取，那么，光墉倒有几句话辩白。”

“你说。”

“大人的意思是，光墉跟王中丞在危城之中共患难，紧要关头，我一个人走了，所谓‘誓共生死’，成了骗人的话？”

“是啊！”左宗棠逼视着问，“足下何词以解？倒要请教！”

“我先请教大人，当时杭州被围，王中丞苦苦撑持，眼睛里所流的不是泪水，而是血，盼的是什么？”

“自然是援军。”

“是！”胡雪岩用低沉的声音说，“当时有李元度一军在衢州，千方百计想催他来，始终不到。这一来，就不能不作坚守的打算，请问大人，危城坚守靠什么？”

“自然是靠粮食。‘民以食为天’。”

“‘民以食为天’固然不错，如果罗掘俱穷，亦无非易子而食。但是，士兵没有粮食，会出什么乱子？不必我说，大人比我清楚得多。当时王中丞跟我商量，要我到上海去办米。”胡雪岩突然提高了声音说，“王中丞虽是捐班出身，也读过书的，他跟我讲《史记》上赵氏孤儿的故事，他说，守城守不住，不过一死而已，容易，到上海办米就跟‘立孤’一样比较难。他要我做保全赵氏孤儿的程婴。这当然是他看得起我的话，不过，大人请想，他是巡抚，守土有责，即使他有办法办得到米，也不能离开杭州。所以，到上海办米这件事，只有我能做，不容我不做。”

“嗯，嗯！”左宗棠问道，“后来呢？你米办到了没有？”

“当然办到。可是——”胡雪岩黯然低语，“无济于事！”

接着，他将如何办米来到了杭州城外的钱塘江中，如何想尽办法，不能打通粮道，如何望城一拜，痛哭而回，如何将那批米接济了宁波。只是不说在宁波生一场大病，几乎送命，因为那近乎表功的味道，说来反成蛇足了。

左宗棠听得很仔细，仰脸想了半天，突然冒出一句话来，却是胡雪岩再也想不到的。

“你也很读了些书啊！”

胡雪岩一愣，随即想到了，这半天与左宗棠对答，话好像显得很文雅，又谈到《史记》上的故事，必是他以为预先请教过高人，想好了一套话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