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杭州，第一个要想见他的不是左宗棠，而是藩司“护理抚篆”的蒋益澧，他早就派人在阜康钱庄留下话，等胡雪岩一到，立刻通知，以便会面。

“雪翁，”与胡雪岩见着了面，蒋益澧哭丧着脸说，“你非帮我的忙不可！大帅交代下来了，浙江每个月解福建协饷二十万两，按月十二号汇出，迟一天都不准。这不是强人所难吗？”

听得这话，胡雪岩也吓一跳。洪杨之乱，浙江遭劫特深，满目疮痍，百废待举，何来每月二十万两银子，供养入闽之师？当时估计，每月能凑十万两银子，已经至矣尽矣，不想左宗棠狮子大开口，加了一倍，而且日子都不准拖，这就未免太过分了。

“雪翁，”蒋益澧又说，“于公于私，你都不能不说话，私，老兄在大帅面前言听计从，公，俗语说的‘羊毛出在羊身上’，真是逼得非解这个数目不可，只有让地方受累。雪翁，你也于心不忍吧！再说，我到底不过是藩司。”

最后这句话，才是蒋益澧真正的苦衷。目前巡抚的大印握在手里，令出即行，办事还容易，等马新贻一到任，认为协饷数目太大要减，他当藩司的，不能不听命。而另一方面左宗棠又是一手提拔他的恩主，且有承诺在先，不能不维持原数。这一下岂非挤在夹缝里轧扁了头？

想了一会，胡雪岩觉得这个麻烦非揽下来不可，便点点头说：“好的。我来想办法。”

“这一来有救了！”蒋益澧如释重负，拱拱手问说，“雪翁，谅来胸有成竹了。是何办法，可以不可以先闻为快？”

“当然，当然！原要请教。”胡雪岩答说，“第一，我想请左大人酌减数目。”

“酌减？”蒋益澧问，“减多少？”

“总得打个七折。”

“打个七折，每月亦还得要十四万两。”蒋益澧说，“如今军务肃清，我这个藩司不必带兵打仗，要在本分上做点事。你看——”

蒋益澧细数他该做的事，最有关国计民生的要政，便是兴修水利。浙江全境皆是土田，近山者瘠，近水者腴。兼以蚕丝之利，首重栽桑，而桑树的栽培灌溉，与水田的要求，没有什么两样。所以自古以来，在浙江做官，而遗爱在民，久留在思的，无不是因为在水利方面大有成就之故。

浙江的水利重在浙西，浙西的水利又重在海塘。乾隆六次南巡，都以巡视浙江海塘为名，可以想见其关系的重大。海塘欲求完固足以捍御海潮，须用石塘，洪杨作乱以来，海宁一带的石塘没有修过，日渐坍圮，现在要及时修复，估计费用须上百万银子，迫不得已，只有先办土塘，暂且将就。

“就是办土塘，亦要三十万银子。土塘料不贵，人工贵，大乱之后，壮丁少了，就是人工贵。”蒋益澧说，“雪翁，这件事我亦要跟你好好商量，怎么得筹一笔款子，拿海塘修一修？万一海塘溃决，可是件不得了的事，一想起来，我真连觉都睡不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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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蒋益澧这样表示，即令是矫饰之词，胡雪岩亦觉得十分可敬。“三代以下唯恐不好名”，他的本心不必问。只听他的语气是想做好官，正不妨与人为善，趁此机会捧他一捧、扶他一扶，拿他逼到好官的路上，亦正是地方之福。

想到这里，他毫不迟疑地答道：“请放心。我来策划一下，大家量力捐办，不是难事。”

“那就再好没有。”蒋益澧很欣慰地，“还有西湖的疏浚，也不能再拖了。西湖水利，关乎杭州、海宁的水田灌溉，明年春天以前，一定要整理好，这也得好几万银子。雪翁，你倒想，我这个藩司难做不难做？有啥开源之道，真要好好向你请教。”

“如今只有在盐上动脑筋。”胡雪岩答说，“倘能照我的办法，可以救得一时之急，一年半载，福建军务，告个段落，浙江不必再负担协饷，那时候就轻松了。”

“我也是这么想。不过，盐法我不大懂，大帅倒是内行。”

“左大人是内行？”胡雪岩很惊异地问。

“这也无足为怪的。雪翁，你莫非不知道？大帅是陶文毅公的儿女亲家。”

“啊！啊！原来如此！”

胡雪岩恍然大悟，左宗棠对盐法内行，渊源有自。在他廿六岁时，两江总督陶澍在江西阅兵事毕，请假顺道回湖南安化原籍扫墓，经过醴陵，县官照例“办差”，布置公馆时，请主讲醴陵渌江书院的左宗棠，做了一副对联，陶澍一见，激赏不已，问知县官，出自左宗棠的手笔，当时便请来相见。

果然，一谈到浙江的盐务，左宗棠立即表示，在他交卸浙江巡抚兼职以前，有几件必办的事，其中之一就是整顿浙江盐务，改引行票，打算从同治四年正月起，先试办一年。

“我的办法，一共四款：第一是缉私，第二是革浮费，第三是减价，第四是清查煎盐的灶户。至于盐课收入，全数提为军饷，除去开销每个月至少有十万银子，够我一半的数目了。”

这就是说，左宗棠援闽之师，每个月要浙江负担二十万两的饷银。与蒋益澧的话，完全相符。胡雪岩很沉着，暂且放在心，先谈盐务。

“大人这四款办法，后面三条是办得到的，就是缉私有些难处。浙盐行销松江，松江是江苏地面，鞭长莫及。这一层可曾想过？”

“当然想过。”左宗棠答道，“我正要跟你商量，你不是跟我提过，有个松江漕帮的首脑，人很诚朴能干吗？他肯不肯帮帮浙江的忙？”

“此人姓尤，只要大人吩咐，他一定乐于效劳。”胡雪岩问道，“就不知道这个忙怎么帮法？”

“自然是带队伍缉私。”

胡雪岩是明知故问，等左宗棠有了答复，因话答话，故意摇摇头说：“这怕办不到。他本人是个‘运子’，不是官儿的身份，说到规矩，见了把总都要尊称一声‘总爷’。大人请想，他怎么带队伍？就算他肯带，分拨过去的官兵，也不服他的指挥。”

“这话倒也是。”左宗棠踌躇了，“不过，若非带队伍缉私，又有什么可以借重他之处？”

“漕帮的底蕴，大人向来深知。尤某的手下，都听他一句话，如果有个名义，对松江一带的缉私，成效是一定有的。”

“喔，我明白了。”左宗棠想了一会说，“这样办也没有什么不可以，让尤某自己去招人，当然也不能太多，招个两三百人，保尤某一个官职，让他管带。这件事，我交代盐运使去办，尤某那里，请你去接头。至于饷银公费，一概照我营里的规矩，由盐务经费里面开支。”

胡雪岩很高兴，这不但为尤五找到了一条出路，而且于公事亦有裨益，所以欣然应诺。然后谈到蒋益澧所托之事，亦就是浙江按月协解福建饷银的数目。

“从前浙江靠福建协饷，前后用过三百万之多，如今浙师援闽，饷银自然应该由浙江接济。大人是怎么个主意，请交代下来，好趁早筹划。”

“我已经跟芗泉谈妥当了，浙江每个月接济我二十万。”

“二十万不多，只恨浙江的元气丧得太厉害！”胡雪岩故意沉吟了一会，然后突如其来地问说，“大人是不是打算到了福建，要奏调蒋杨两位去帮忙？”

这话问得左宗棠莫名其妙，立即答说：“我并没有这样的打算。而且蒋杨两位，也巴结到监司大员了，一则福建无可位置；二则，朝廷也未见得会准。再说，我又何苦为马谷山铺路，腾出这么两个紧要缺分，好方便他援引私人？”

这番回答，原在胡雪岩意料之中，尤其是最后一点，更有关系——蒋益澧留任浙江藩司，并保杨昌浚为浙江臬司，原是左宗棠所下的一着“先手棋”，用来钳制马新贻，保护他在浙江的饷源，岂肯自我退让？而胡雪岩所以明知故问，亦正是因话答话，好引入正题的一种手法。

“这就是了！但愿蒋杨二公，安于其位，就等于大人仍旧兼摄浙江抚篆一样。不过，大人，我有句话，只怕忠言逆耳。”

“不要紧，你我无话不可谈。而况你必是为我打算的好话。”

“是，我是替大人打算，细水长流，稳扎稳打。”胡雪岩很从容地答说，“浙江的收入不但有限，而且没有确数可以预估。地丁钱粮，已经奉旨豁免，盐课收入，总要明年春末夏初，才有起色，米捐要看邻省肯不肯帮忙。靠得住的，只有厘金，市面越来越兴旺，收数自然越来越多，但也要看经手人的操守。至于支出，第一是善后，第二是海塘，都要大把花银子。大小衙门，文武官员的经费俸禄，更不能不筹，地方上总也还要养些兵。大人倒想一想看，倘或每个月先凑二十万银子解粮台，藩库一清如洗，什么事都动不了，蒋芗泉这个藩司，怎么还当得下去？”

“这，”左宗棠呆了半晌，方始说下去，“这也不至于如你所说的那样子艰窘吧？”

“当然。我是说得过分了一点。不过，大人，请你也要替马中丞想一想，人家刚刚巴结到方面大员，自然也想做番事业。如果处处捉襟见肘，动弹不得，那时候怎么办？只有逼蒋芗泉，逼蒋芗泉就是逼大人。”胡雪岩停了一下又说，“从前江西沈中丞是曾中堂一手提拔的，本省的厘金说截留就截留，朝廷也不曾责备他耽误了曾家弟兄的‘东征’。马中丞为人虽不如沈中丞那样子刚烈，然而也不是肯得过且过的人。”

提到沈葆桢与曾国藩交恶的往事，左宗棠不能不起警惕之心。他最讲究利害关系，冷静思量，马新贻的脚步站得很稳，亦无弱点可攻，果然为此有所争执，自己不见得能占上风。而且一闹开来，蒋益澧首当其冲，他一调离了浙江，每月又何有二十万银子可得？

转念到此，便心平气和地问道：“那么，雪岩，你说呢？我该怎么办？”

胡雪岩率直答道：“只有减个数目。”

“减多少呢？”左宗棠问。

“这我就不敢说了。”胡雪岩答道，“唯有请大人交代下去，官兵弟兄先委屈些，只要局面一好转，必然补报。”

“好！”左宗棠点点头，“我也不忍太累浙江，就照你的意思，让粮台重新核算，减到减无可减为止。不过，雪岩，我的处境你是知道的，一直孤立无援，总要打开一条出路才好。”

“是！”胡雪岩毫无表情地应声。

“你要大大地帮我的忙！”左宗棠问道，“你看，我的出路该怎么打？”

“大人不是已有成算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