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霞读书

2.3 商场劲敌 · 1

高阳2019年07月17日Ctrl+D 收藏本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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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雪岩口中的“他”,是个常州人,名叫盛宣怀,字杏荪。他的父亲单名康,字旭人。盛康是道光二十四年的进士,由州县做起,做到汉口道告老还乡,在苏州当绅士,因为盛宣怀需要利用老父的这种身份,在江苏官场上为他打交道。

盛宣怀是一名秀才,年轻时跟有名的“孟河费家”学过医,医家要有割股之心,而盛宣怀只要有机会,就要打人家的主意,自觉不宜入这一行,所以进京捐了个主事,准备入仕。时当同治末年,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大兴洋务,盛宣怀在这方面的脑筋特别快,而且记性好,口才更好,钻头觅缝,得以见了李鸿章一面,相谈之下,大蒙赏识,便加捐了“花样”,以候补道的身份,为李鸿章奏调到北洋当差,不久被派为招商局的会办,以直隶的候补道,久驻上海,亦官亦商,花样百出。

招商局创办于同治十一年,出于李鸿章的建议,为了抵制外商轮船,“拟准官造商船,由华商雇领,并准其兼运漕粮,俾有专门生意,而不为洋商所排挤。”奉旨准予试办,即由北洋拨借经费,另招商股,派浙江海运委员候补知府朱其昂筹办,定名轮船招商局,向英国买了一条轮船,开始营业,由于经营不善,不过半年工夫,老本亏得光光。胡雪岩是股东之一,也送了几万银子在里头。

同治十二年夏天,天津海关道陈钦建议李鸿章,派候补同知林槎到上海整理。陈、林都是广东人,林槎在上海自然亦是找广东同乡,一个是怡和银行的买办唐廷枢,另外一个是富商徐润,由他们募集商股四十余万两银子接办。但本有官本,且又领官款为运费,所以仍然是官督商办,由北洋控制,此所以盛宣怀得以由李鸿章派去当会办。

改组后的招商局,业务日有起色,徐润又别组保险公司,承保本局船险,假公济私,大发利市。洋商轮船公司,遇到劲敌,业务大不如前,美商旗昌洋行的股票,本来票面百两升值已近一倍,结果跌到五十几两,且有继续下跌的趋势。

于是徐润起意收买旗昌,但在盛宣怀的策划之下,变成了一个骗局。骗谁呢?骗曾当过江西巡抚、福建船政大臣的两江总督南洋大臣沈葆桢,而实际上是骗公家的钱。

盛宣怀的设计很巧妙。第一步是利用招商局的官款,秘密收买旗昌的股票,到得有相当把握,可以接收旗昌时,盛宣怀偕同唐廷枢、徐润联袂到了南京,首先是说动藩司梅启煦。

江苏有两个藩司,一个称为江苏藩司随江苏巡抚驻苏州,一个称为江宁藩司,随两江总督驻江宁——南京。梅启煦的关节打通了,方始向总督衙门上了一个呈文,说旗昌洋行甘心归并,开价二百五十余万,倘能收买,获利之丰,一时难以估计。

沈葆桢亦是勇于任事之人,当时虽在病中,以大利所在,不愿延搁,在病榻召见盛宣怀、徐润等人,听取说明。这天是光绪二年十一月十三日。

盛宣怀善于玩弄数字,讲得头头是道,且有佐证,沈葆桢听得满心欢喜。但招商局南洋虽亦管得到,而一向以北洋为主,所以沈葆桢表示,这件事应该会商北洋大臣,共同具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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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不可失!”盛宣怀为沈葆桢解释,洋人以冬至后十日为岁终,在这年便是四天以后的十一月十七。公司主管三年更换一次,现任的主管任期到那一天为止。过了十一月十七,新任主管一到,重新谈判,便捡不到这个便宜。或者新任主管,另集巨资,重整旗鼓,招商局便会遭受威胁,唯有乘机归并旗昌,招商局始能立于不败之地。结论是:“事有经权,而况招商局在南洋通商的范围之内,大人不但当仁不让,且须当机立断。”

沈葆桢盘算之下,还有顾虑,美商的旗昌固然归并了,英商的太古、怡和又将如何?

“太古、怡和船少,不足为虑,旗昌归并以后,招商局的船有二十七号之多,助力大增,洋人做生意一向以大吃小,太古、怡和只有跟着招商局走。招商局从前吃亏的是,自己没有码头栈房,有时不能不迁就太古、怡和,现在有了旗昌的码头、栈房,不必再迁就他人,主客之势,自然就不同了。还有,船一多了,自己可以办保险,利权不外溢,就等于另开了一条财源。”

沈葆桢完全被说服了,命盛宣怀当天就回上海,跟旗昌谈判,尽量压低“受盘”的价格,先把交易敲定下来。至于收买旗昌的资本,原呈中提出官商合办之议,命盛宣怀尽力先招商股,不足之数以“官本”补足,如何筹划,另作计议。

获得这样的授权,骗局已必可实现。盛宣怀一到上海,复又调动官款,收买旗昌股票,取得百分之五十一的股权以后,一面委托一名外国律师担文,办理接管的手续,一面赶到南京,向沈葆桢复命,事情已经定局了。

据盛宣怀的书面报告,说是“议定码头、轮船、栈房、船坞、铁厂,及一切浮存料物、器皿等项一概在内,现银二百万两。其余汉口、九江、宁波、天津各码头、洋楼、栈房,作价二十二万两。”总计二百二十二万两,较原来的开价,减了三十万两之多。

至于付款的办法,在十一月十九日已先付定银二十万两,约定十二月十八日续付二十万,明年正月十七再付三十万,即行交盘。余数如何分期交付,亦已商定。

至于商股,盛宣怀说已招到一百二十二万两,短缺“官本”一百万两,盛宣怀亦已借箸代筹,某处可拨多少,一一指明,当然这也是预先跟梅启煦商量好的。

谈停当了,便须出奏,类此案例,倘为北洋主稿,便须南洋会衔,南洋主稿,自然亦须北洋会衔。盛宣怀极力申说,时机迫促,往返磋商,误了二批交款之期,所付二十万定洋将遭没收,劝沈葆桢单衔出奏,又说李鸿章与沈葆桢是同年,遇到这样的好事,只会赞成,不会反对。沈葆桢想想也不错,同意单衔出奏,在折尾上声明:“时值冻阻,不及函商北洋大臣。”

运道冰封,陆路仍可通行,显然的,这是一个很牵强的理由。沈葆桢做梦也没有想到,这是盛宣怀特设的圈套,先则以“十七之期”劝沈葆桢“当仁不让”,继而以恐误二批交银之期,会遭损失,迫使沈葆桢单衔出奏,这种种设计,都是为了要出脱李鸿章,以便将来骗局败露时,李鸿章得以未与闻共事的局外人身份,易于回护。

果然,四年以后骗局败露了。发难的是一个湖南籍的名士,国子监祭酒王先谦,上折严劾招商局管事道员盛宣怀等蒙蔽把持,营私舞弊。当时言路上很有力量,朝廷对一般“清流”的议论与主张,十分重视,当即饬下两江总督“痛加整顿,逐一严查”。

其时的两江总督名叫刘坤一,湖南新宁人,对于李鸿章久怀不满。原来李鸿章自从“用沪平吴”后,一直视两江是他的地盘,官拜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却能巧妙地运用洋人,以及实际上办理洋务的关系,在两江安插私人,直接指挥,最使刘坤一不能忍受的是,李鸿章的妻舅赵继元在两江的胡作非为。

赵继元是安徽太湖人,他的祖父名叫赵文楷,是嘉庆元年丙辰科的状元,赵继元本人亦点了翰林,但肚子里一团茅草,如何侥幸而得列清班,一直是个谜。不过,他本人倒也有自知之明,知道凭他的那支笔,做京官绝无出头之日,因而以翰林捐班为道员,在吏部走了门路,分发江南候补。那时的两江总督是曾国藩,当洪杨初平时,怕功高震主,决定急流勇退,遣散湘军,扶植李鸿章的淮军来替代,所以赵继元一到江宁“禀到”,便派他一个极重要极肥的差使:两江军需总局坐办。赵继元凡事自作聪明,自恃有妹夫李鸿章作靠山,在曾国藩以后历任两江总督马新贻、李宗羲、沈葆桢,都不大能指挥得动他,沈葆桢病殁,继任刘坤一,资格比较浅,就更不在他眼里了。

除了赵继元,对身在南洋而唯北洋之命是从的盛宣怀等人,刘坤一亦耿耿于怀,久已想动手了。因此,一奉朝旨,立刻派上海道刘瑞芬及上海制造局总办李兴锐“调看该局账目,逐款严查”。

刘瑞芬是安徽贵池人,出身是个秀才,同治元年从李鸿章援沪,主管军械的采购与转运,以军功保到道员,曾经督办淞沪厘金,署理过两淮盐运使,是淮军系统中很重要的文官。

刘瑞芬跟李鸿章的关系很密切,但奉命查办此案,却很认真,因为他为人比较正派,看不起盛宣怀那种奸诈取巧的小人行径,加以刘坤一为人精明,在授命之前将他找了去,率直警告,如果查得不确实,他会另外派人再查:“那时老兄面子上不好看,可别怪我。”

其实盛宣怀搞的那套把戏,知道的人很多,刘瑞芬即令想为他掩饰也办不到,及至调出账目来一看,疑问到处都是。刘瑞芬为了慎重起见,特为找了几个内行朋友来研究,其中之一就是古应春。

“账本说商股只有四万多银子,可是盛杏荪当时具禀两江,说‘已于十一月十八日公商定议,即于十九日付给定银二十万两’,这二十万两银子是哪里来的?”

“根本没有这回事。”古应春说,“只要算一算日子,就知道他是假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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