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市面更坏了，是受了法国在越南的战事的影响。

法国觊觎越南，由来已久。同治元年，法皇拿破仑第二，以海军大举侵入越南。其时中国正因平洪杨自顾不暇，所以越南虽是中国的属国，却无力出兵保护，越南被迫订了城下之盟，割让庆和、嘉定、定祥三省。嘉定省便是西贡，法国人在那里竭力经营，作为进一步侵略越南、进窥中国云南的根据地。

同治十一年，越南内乱，头目叫做黄崇英，拥众数万，用黄旗，号称“黄旗军”。法国人勾通了黄崇英，攻取“东京”，渡汉江，攻取广西镇南关外的谅山。广西巡抚是湘军宿将刘长佑，派兵助越平乱，同时邀请刘永福助剿——刘永福是广西上思州人，本是个私枭，咸丰年间，洪杨乱起，刘永福却另有心胸，率领部下健儿三百人，出镇南关进入越南保胜，此地本为一个广东人何均昌所占领，为刘永福起而代之，所部用黑旗，号称“黑旗军”。既受刘长佑的邀请，复又受越南王的招抚，与广西官兵夹击法军，威震一时。但越南内部意见纷歧，最后决定议和，所派遣的大臣三名，为法军所拘禁，被迫订了廿二条的《西贡条约》，割地通商以外，承认受法国的保护。为了安抚刘永福，授职为三宣副提督，刘永福便在边境深山中，屯垦练兵，部下聚集至二十万之多，其中劲旅两万人，年龄在十七以上，二十四以下，一个个面黑身高，孔武有力，越林超涧，轻捷如猿，士气极其高昂，因而为法军视如眼中钉，曾经悬重金买他的首级。

自从《西贡条约》订立以后，越南举国上下，无不既悔且愤，越南王阮福时，决意重用黑旗兵。不道法国先下手为强，以重兵陷河内，于是在顺化的阮福时遂授予黑旗军驱逐法军的任务。

越南若失，广西、云南便受威胁，而且法国已正式向中国提出通商的要求。朝中议论，分为主战、主和两派，主战派以李鸿藻为首，除了支持云贵总督岑毓英支持刘永福以外，且特起曾国荃为两广总督，部署海防。此外左宗棠亦力主作战，清议更为激昂，但主和派的势力亦不小。当然，李鸿章是主和的，驻法公使曾纪泽亦不主张决裂，但对其中的利害得失，看得最清楚的是曾经使法的郭嵩焘。这年光绪九年正月，李鸿章与法国公使宝海，本已达成“中国撤兵、法不侵越”的协议，不意法国发生政潮，内阁改组，新任外务部长拉克尔是个野心家，一面将宝海撤任、推翻成议，一面促使法国增兵越南。于是朝旨命丁忧守制之中的李鸿章迅往广东督办越南事宜，节制两广云南防军。就表面看，是派李鸿章去主持战局，而实际并非如此，此中消息为郭嵩焘所参透，特意从他的家乡湖南湘阴派专差送了一封长信给李鸿章，以为“处置西洋，始终无战法”，他说，洋人意在通商，就跟他谈通商好了。只要一答应谈判通商，越南的局势自然就会缓和。如今派李鸿章出而督师，大张旗鼓，摆出一决雌雄的阵势，是逼迫法国作战。法国本无意于战，逼之应战，是兵法上的“不知彼”。

如果真的要战，又是“不知己”。他的话说得很沉痛：“用兵三十余年，聚而为兵，散而为盗，蔓延天下，隐患方深。重以水旱频仍，吏治凋敝，盗贼满野，民不聊生，而于是时急开边衅，募兵以资防御，旷日逾时，而耗敝不可支矣。”这是就军费者言，说中国不能战。

就算战胜了，又怎么办？战胜当然要裁兵，将刚招募的新兵遣散，结果是“游荡无所归”，聚集“饥困之民图逞”，是自己制造乱源。

接下来，他转述京中的议论：“枢府以滇督擐甲厉兵，而粤督处之泰然，数有訾议，是以属中堂以专征之任。”看起来是因为岑毓英想打，而曾国荃袖手旁观，前方将帅意见不一，需要一个位高权重的李鸿章去笼罩全面，主持一切。事实上呢，“京师议论，所以属之中堂，仍以议和，非求战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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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虽然在守制之中，但朝中情形，毫不隔膜，他在京师有好几个“坐探”，朝中一举一动，无不以最快的方法，报到合肥，知道恭王于和战之际，犹疑不决，而主战最力的是“北派”领袖李鸿藻及一班清流，尤其是左副都御史张佩纶。

因此，李鸿章纵有议和之意，却不敢公然表示，因为清议的力量很大，而且刘永福的黑旗军打得很好，更助长了主战派的声势，此时主和是冒天下之大不韪。所以迟迟其行，到上海以后，与接替宝海的新任法国公使德理固，谈了几次，态度不软亦不硬，掌握了一个“拖”字诀。

“拖”下去会有什么结果呢？这是连李鸿章自己都不知道的事，不过他在暗中大下工夫，想消除几个议和的障碍，第一个左副都御史张佩纶，他是清流的中坚，能把他疏通好，主战的高调不是唱得那么响，议和便较易措手。

另一个是驻法公使曾纪泽，他不主张交涉决裂，但并不表示他主张对法让步，尤其是在从俄国回到巴黎以后，眼看法国的政策亦在摇摆之中，主战的只是少数。因此特地密电李鸿章及总理衙门，建议军事援越，对德理固的交涉不妨强硬。李鸿章对曾纪泽的意见，不置可否，但却致书郭嵩焘，暗示希望他能影响曾纪泽。郭嵩焘与曾纪泽的关系很深，而且驻法是前后任，他的言论一定能为曾纪泽所尊重。

就在这“拖”的一两个月中，法国与越南的情势，都起了变化，法国的政策已趋一致，内阁总理茹斐理向国会声称，决心加强在越南的军事行动，同时派出九千人援越，另遣军舰十二艘东来，水师提督古拔代陆军提督布意为法军统帅。

越南则国王阮福时去世，由王弟阮福升继位，称号为“合和王”，由这称号，便知他是愿意屈服于法国的，即位只有一个月，便与法国订立了二十七条的《顺化和约》，正式承认越南为法国的保护国，而又尊重中国为宗主国，原来每年进贡，取道镇南关循陆路进京，今后改由海道入贡。

这一法越《顺化和约》，促成了法国政策的一致，同时也赋予了法军名正言顺得以驱逐黑旗军的地位。因此越南政府中的主战派大为不满，弑合和王而另立阮福昊，称号是“建福王”。

尽管已到天津回任的李鸿章仍与法国公使在谈判越南的主权，而事实上中法双方剑拔弩张，开仗几不可免，尤其是特命彭玉麟办理广东军务，消息一传，上海的人心越发恐慌。其时在九月中旬，正当螺蛳太太由上海回到杭州时。

就在她回到杭州的第二天，江宁派了个专差来，身穿红装，风尘满面，但头上一顶披满红丝穗的纬帽，高耸一粒红顶子，后面还拖一条花翎，身后跟着四名从人，亦都有顶戴。他们是由陆路来的，五匹高头大马，一路沙尘滚滚、辔铃当当、威风凛凛，路人侧目。一进了武林门，那专差将手一扬，都勒了马，其中一个戴暗蓝顶子的武官，走马趋前，听候吩咐。

“问问路！”

“喳！”那人滚鞍下马，一手执缰，一手抓住一个中年汉子问道，“来、来，老兄，打听一个地名，元宝街在哪里？”

“啊！你说啥？”

原来那武官是曾国藩的小同乡，湖南话中湘乡话最难懂，加以武夫性急，说得很快，便越发不知他说些什么了。

还好，那武官倒有自知之明，一字一句地答道：“元宝街。”说着双手上捧，作手势示意元宝。

“喔、喔、喔，你老人家是说元宝街！”那人姓卜，是钱塘县“礼房”的书办，不作回答，却反问，“请问，你们是从哪里来的？江宁？”

“不错。”

“这样说，到元宝街是去看胡大先生？”

“胡大先生？”那人一愣，旋即想到，“不错，不错，胡大先生就是胡雪岩胡大人。”

卜书办点头，趋前一步，手指着低声问道：“马上那位红顶子的人，是什么人？”

那武官有些不耐烦了，天下人走天下路，问路应是常事，知道而热心的，详细指点，知道而懒得回答的，说一声“不清楚”，真的不知道而又热心的，会表示歉意，请对方另行打听，不知道而又懒得回答的，只字不答，掉头而去。像这样问路而反为别人所问，类似盘查，却还是第一次遇见。

卜书办看那武官的脸色，急忙提出解释：“你老人家不要嫌我噜苏，实在是马上那位大人一品武官，我不敢怠慢，晓得了身份，好禀报本县大老爷，有啥差遣，不会误事。”

原来是这样一番好意！那武官倒觉得过意不去，但却不知如何回答——那专差本名高老三，投效湘军时，招募委员替他改名“乐山”来谐音，“仁者乐山”而又行三，因而又送他一个别号叫“仁叔”。

这高乐山原隶刘松山帐下，左宗棠西征，曾国藩特拨刘松山一营隶属于左，时人称为“赠嫁”。刘松山在西征时，战功彪炳，左宗棠大为得力，左曾不和，在才气纵横的左宗棠眼中，曾国藩无一事可使他佩服，唯独对“赠嫁”刘松山，心悦诚服，感激不已。因为如此，左宗棠对刘松山，亦总是另眼看待，这高乐山原是刘松山的马弁，为人诚朴，有一次左宗棠去视察，宿于刘营，刘松山派高乐山去伺候，彻夜巡更，至晓不眠，为左宗棠所赏识，跟刘松山要了去，置诸左右。每有“保案”，在“密保”中总有高乐山的名字，现在的职衔是“记名总兵加提督衔”，在“绿营”中已是“官居极品”，但实际的职司，仍是所谓“材官”，供奔走之役，在左宗棠的部属中，他的身份犹如宫中的“御前侍卫”。

但一品武官不过是个“高等马弁”，这话说出去，贬损了高乐山的红顶子，所以那蓝顶子的武官含含糊糊地答说：“是左大人特为派来看胡大先生的。”

“我就猜到，”卜书办又拍手又翘拇指，“一定是左大人派来的。好、好、好，元宝街远得很，一南一北，等我来领路。你请等一等，等我去租一匹马来。”

武林门是杭州往北进出的要道，运河起点的拱宸桥就在武林门外，所以城门口有车有轿有骡马，雇用租赁，均无不可。卜书办租赁了一匹“菊花青”，洋洋得意地在前领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