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所有这个时期里，我对朵萝的爱，都一直地与日俱增。我意念中的她，就是我失意和烦恼中的慰藉；即便好友失去，都可借此消忧解愁。我越可怜我自己，或者越可怜别的人，我就越琢磨朵萝的仪容颦笑，从中取得慰藉。世界上的愁烦和欺诈越积越多，朵萝这颗明星就越来越明光灿烂，清辉纯洁，高高地照临在世界之上。朵萝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她在高级神灵中究竟列入第几等级〔1〕，对于这个问题，我想，我并没有明确的概念。但是我却敢保，如果有人说，她只是一个普通的凡人，和一切别的年轻姑娘一样，那我一定要以愤怒和鄙夷的态度，把这种人驳斥。

〔1〕 西洋教会认为天使有九级。

我全身都沉在爱朵萝这条爱河里，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这条爱河，不但使我没身灭顶，而且使我沦肌浃髓。如果比方说的话，从我身上，可以拧出来的爱，足以把任何人淹死；而身里身外，所剩下的，仍旧足以把我自己全体浸透。

我回到伦敦以后，为我自己做的头一件事，就是夜间步行到诺乌德，一面心里想着朵萝，一面“围着那所房子四外，转了又转，却不曾有一次碰到那所房子”，像我童年猜的那个谜语的谜底一样。我相信，那个难猜的谜语的谜底是月亮。反正不管它是什么，我这个叫朵萝闹得对月伤神的奴隶，却当真围着那所房子和园子，团团地转了有两个钟头之久，往篱间的空隙里窥探，用尽了力气把下颏扒到篱顶锈了的钉子上，冲着窗户里的亮光飞吻，不时地呵呼昏夜，叫它保护朵萝——至于究竟保护她免遭什么，我并不能确切说出，也许是保护她免遭火灾吧。但是也可能是保护她别碰到老鼠，因为她很讨厌那种动物。

我对于朵萝的爱，既然时刻在念，那么，我把我的爱情，私下里告诉了坡勾提，本是很自然的事。所以，有一天晚上，她又在我身旁，拿出来她旧日那一套从事女工的家伙，把我的衣柜遍搜一番，那时候，我就把我的心腹事，相当曲委婉转地对她倾吐出来。坡勾提听了，感到极大的兴趣；但是我要叫她对于这件事采取我的看法，却无论如何也办不到。她非常大胆地偏心向着我，完全不能了解我为什么关于这件事还要担心疑虑，无精打采。她说，“那位小姐能得到你这样一位漂亮小伙儿，很可以认为有福气。至于她爸爸，”她说，“那位绅士到底想要怎么着哪！”

但是，我看到，斯潘娄先生那件民教法学家的袍子和那条硬领使坡勾提的心气稍稍降低，使她对那个人的敬意不断增高；因为他在我眼里，越来越飘洒轻缈，凌霄高举；他直挺挺地坐在法庭里，文书案件，围绕身旁，像纸张文件做成的一片大海，而他就是这个大海里的一个小灯塔；那时候，在我看来，他好像周身四外，都发出反射的光辉来。我附带地说一说，我记得，我也坐在法庭里的时候，我一想到，那些老迈昏聩的法官和博士即便认识朵萝，也不会喜欢她的；如果有人对他们提，说他们能够和朵萝结婚，他们也不会乐得神志不清，头脑发昏；朵萝唱歌，弹那个因她生辉的吉他，把我弄得几乎要发疯，却不能使那些步履迟缓的家伙，离开旧路一英寸；这都是使我觉得非常奇怪的。

我对于这班人，一包在内，通统鄙视。他们都是在爱之花坛中，被霜雪排斥出去的老园丁，我对他们一概像身受他们的侮辱一样地仇恨。法院的法席，对我说来，只是一个顽冥不灵、瞎撞乱碰的东西而已。法庭里的栏杆，也和酒店里的栏柜一样，都没有柔情蜜意、诗情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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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巴奇斯先生身后的事情，一手承揽过来，觉得非常得意。我把遗嘱确实证明毫无讹误，跟遗产税局商议好了条件，把坡勾提带到银行里去：这样，不久就把一切都安排就绪了。我们在办理这些法律事项中间，还有所消遣：我们去到夫利特街，看那儿有汗珠点缀的蜡人〔2〕（这二十年来，我恐怕，那些蜡人，早都已经化了）；我们去看林乌得小姐的刺绣〔3〕；我记得，那些刺绣，和陵园一样，很适于人们作反省和忏悔；我们又去看塔宫，我们又登上了圣保罗大教堂的屋顶儿。所有这些好玩儿的去处，都给了坡勾提在当时的情况下所能有的快乐——惟有圣保罗是例外，因为，她多年以来，就喜欢那个针线匣儿，所以这个真教堂，和那个匣子盖儿上的图样，成了争锋的东西，和那图样比起来，有些细节，她认为，远不及那件艺术品。

〔2〕 赛门夫人蜡人展览，展出于夫利特街17号。“汗珠点缀”，比较《鲍斯随笔》《公寓》：“某妇面有汗珠，像天暖时的蜡油娃娃。”

〔3〕 林乌得小姐（1755—1845）刺绣展览为当时伦敦一景，展出有50年之久，于1865年被焚。林乌得最后所绣为“该隐之审判”，所谓“和陵园一样”，或指这类绣活而言。

坡勾提的事务，是博士公堂里通常叫作例行公事的一种（例行公事，是毫不费力而却有利可图的），办理停当了以后，我有一天早晨，带她到事务所去交费。老提费说，斯潘娄先生出去，听一位绅士宣誓领取结婚许可证去了。不过我知道他一会儿就要回来的，因为我们的事务所紧挨着教事代表法庭，离代理大主教的事务所也不远；所以我就告诉坡勾提，叫她在那儿等一下。

我们在博士公堂里，办理遗嘱事项，总多少有些像丧事承办人那样；一般地对穿丧服的主顾，都或多或少地做出难过的样子来。我们以同样体贴的心情，对于领取结婚许可证的主顾，则总是做出心情松快、喜气洋洋的样子来。因此，我对坡勾提透露，说斯潘娄先生，虽然听到巴奇斯先生故去的消息，那样不胜惊讶，但是他回来的时候，却就会心情平静的；果然不错，他进事务所的时候，简直和一个新郎一样。

但是坡勾提和我，一看同他一块儿来的，原来是枚得孙先生，那她和我就都顾不得看他了。只见枚得孙先生的样子并没怎么改。他的头发，还和从前一样地厚，并且毫无疑问，和从前一样地黑；他的眼神儿，也和从前一样，叫人望而生疑。

“啊，考坡菲在这儿哪！”斯潘娄先生说。“我想，你认识这位绅士吧？”

我对那位绅士冷淡地鞠了一躬；坡勾提对他，几乎连理都没理。他一下碰到我们两个，一开始的时候，有些心慌意乱，但是很快就想好了主意，朝着我走来。

“我想，”他说，“你混得不错吧？”

“错与不错，都是你不大会发生兴趣的，”我说。“要是你真想知道知道，那我就得说‘不错’。”

我们互相看了一眼，随后他跟坡勾提打招呼去了。

“你哪！”他说。“我很难过，看样子是你丈夫没了。”

“枚得孙先生，我这一辈子里，把亲近的人没了，这并不是头一回，”坡勾提回答他说，一面从头到脚，全身气得发抖。“我只觉得高兴，我这次这个亲人没了，不能怪任何人——不能叫任何人负责。”

“哈！”他说，“那样的话，你想起来，当然问心无愧了。你尽到了你的职份了，是不是？”

“我并没折磨任何人，叫他把命送了，这是我想起来得谢天谢地的！不错，枚得孙先生，我并没折磨、吓唬任何可爱的小东西，叫她不得天年！”

他阴郁地看着她——我想，还懊悔地看着她——看了有一会儿的工夫；跟着转到我这儿，但是却没看我脸上，而只看我脚下，说：

“我们大概最近不会再碰见的，毫无疑问，这于我们两方面都是好事，因为我们碰见了，永远也不会融洽的。我从前为了要你受到益处，要教你学好，不惜使用正当的权力，你可老对我反抗，所以我现在，并不想叫你对我有什么好感。我们两个之间，有一种反感——”

“这可有了年数了，我相信，”我打断他的话头说。

他笑了一笑，同时把他那双黑眼睛尽力毒狠狠地朝着我很快地看了一下。

“你还是小孩子的时候，这种反感，就在你心里折腾你了。你那可怜的妈妈，也因为这个，过得很苦恼。你刚才的话，说得不错。我只希望，你这阵儿比以前学好了。我只希望，你现在把以前的毛病都改了。”

这番对话，本来是低声在我们那个事务所外部一个角落上进行的，他说到这儿把话打住了，走到斯潘娄先生的屋子里，装得顶温柔和蔼，高声说：

“干斯潘娄先生这一行的绅士们，都是看惯了闹家务的情况的，而且也都了解，家务事总是有多复杂，有多难断的！”他一面这样说，一面把他那结婚许可证的费用交了。斯潘娄先生把叠得整整齐齐的许可证交给了他，跟他握了握手，还给他和那位女士道喜。他接过了许可证，走出事务所去了。

枚得孙先生说这番话的时候，坡勾提怒不可遏，就要发作（她真是个好人，她那腔愤怒，只是为我起见），我只得劝她，说我们在那个地方，和他互相攻讦，很不合适，所以我求她不要作声；我因为劝她，很费了些事，所以自己就顾不得发话了，否则我也难以忍住，默默无言的。她脾气发作，迥非寻常，我能在斯潘娄先生和那几个录事面前，跟她亲爱地拥抱了一下，来安抚她，免得她想起旧日我们所受的欺负而不平，同时能尽力做到若无其事的样子，很为高兴。

斯潘娄先生好像不知道枚得孙先生和我是什么关系，这倒是我引以为幸的；因为，我想起我母亲由于我而受罪那一番身世来，即便我在自己心里要我承认他，我都受不了。斯潘娄先生对于这件事如果想过的话，他好像只认为，在我家里，我姨婆是执政党的领袖，另外有一个反对党，由另一个人作领袖——这至少是我们等到提费把坡勾提应交的费用都清算了的时候，我从他说的话里得出来的印象。

“特洛乌小姐，”他说，“毫无疑问，是很坚定的，不会对反对她的人让步。我对于她的性格颇为敬仰；我对于你，考坡菲，也深为庆幸，因为你站在有理的那一方面。一家人闹意见，本来是令人惋惜的——不过这种事可非常普遍——要紧的是，要站在有理的那一方面，”据我了解，他的意思是说，要站在有钱的那一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