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悲怀沉重，如痴似傻，要加叙说，为时尚早。我越来越认为，我的前途已经堵塞不通，我的精力和活动已经停滞不前，我除了在坟墓里，就找不到任何别的安身之处。我说，我越来越认为，这种想法，并不是我初遭悲痛的震激就形成的。那是慢慢地以渐而来的。如果我后面就要叙说的事情，没越来越多地落到我身上，始而使我的悲痛狂乱纷扰，终而使我的悲痛积累增加，那我也许会一下就陷入了那种一切绝望的情况之中（虽然我认为，那并不大可能）。但是像实际那样，在我完全感觉到了我的苦难以前，却有一段间歇时期，在这个间歇时期里，我甚至于认为，我最大的痛苦已经过去了，我可以把心思集中到琢磨一切最天真、最美好的事物上，集中到琢磨那个永远结束了的温柔故事上，来取得安慰。

究竟是什么时候，头一回有人建议，说我得到外国去；或者说，究竟怎样我们大家才意见一致，说我得人易地更，旅行国外，才能找到恢复平静的道路；即便现在，我知道得并不清楚。在我悼亡这个期间，爱格妮的精神，弥漫在我所想、所说、所做的一切中间，所以我认为，我可以把这种计划归到她的影响上。但是她这种影响却又那样不声不响，无声无臭，因此我一点也没感觉到。

现在，说实在的，我开始想，我过去把她和教堂里彩色玻璃图画联系起来的想法，就是一种预示，说她在时光注定必然来临的灾难中，对我会是什么样子。在所有那段悲伤的时期里，从她举着手站在我面前那一刻起（这是我永远忘不了的），她就是一个神灵，降临到我这个寂寥冷清的家里。死神光顾那一家的时候，我那孩子气的太太，是在她的怀里面含笑容，闭眼长眠的；这是我悲痛稍杀、听这类话可以受得的时候，他们告诉我的。我从昏迷中醒来的时候，头一样受到的，是她那表示同情怜悯的眼泪，是她那令人鼓舞、使人平静的字句，是她那温柔的面目，好像从更近天堂的清静地域，垂临我那没经磨炼的心，减轻它的痛苦。

现在让我继续说下去好啦。

我已经定好了到外国去了。那好像是一起始的时候就在我们中间已经定了局的。我那位与世长辞的太太所有可以化为异物的一切既然已经归于黄土了，我只等待米考伯先生所说的“最后粉碎乌利亚”和移居海外的人启行。

经过特莱得（在患难中这位最友爱、最忠诚的朋友）的要求，我们回了坎特伯雷。这个“我们”是我姨婆、爱格妮和我自己。我们到了那儿，就按照约好了的时刻，一直来到米考伯先生的寓所；自从我们聚会起来、作了那番爆炸性的揭发以后，我这位朋友就一直在米考伯先生家里和维克菲先生家里，勤劳从事。我进门的时候，可怜的米考伯太太，看到我身穿黑衣，明显易见地深为感动。在这些年里，米考伯太太的慈悲心肠，并没因受折磨苦难而完全消灭，而却还有绝大部分仍旧保留。

“啊，米考伯先生、米考伯太太，”我们都落座以后，我姨婆头一句开场白就说，“我请问，你们对于我提出来叫你们移居国外的建议，考虑过了没有？”

“我的亲爱的特洛乌小姐，”米考伯先生回答说，“米考伯太太，还有在下，还有我的孩子们（如果我可以把他们也都算上），我们不但共同、并且各自考虑过了，考虑的结果是，我除了借用那位著名诗人所说的话来作回答而外，不能再有更合适的回答了，那就是，我的舟已拢岸旁，我的船已泊海上。〔1〕”

〔1〕 英国诗人拜伦《赠（爱尔兰诗人）托玛斯·穆尔》一诗的头两行。

“这样很好，”我姨婆说。“看到你们作了这种通情达理的决定，我就可以把话说在头里，前途一切，无不顺利。”

“特洛乌小姐，你使我们感到无限荣幸，”他回答说。跟着他掏出一个记事本来看。“你给我们财务上的帮助，使我们这条小小的独木船得以在像大洋一般的事业中，启碇开航；关于这笔财务的重要事务性方面，我重新考虑了一下；我现在请把我开的期票，以十八个月、二十四个月和三十个月为期。这些期票，当然要按照历次国会法案对这类契据所规定，贴一定数量的印花，这是毋庸赘述的。我原先提出来的，是以十二个月、十八个月、二十四个月为期，不过我所惴惴不安的是：这种期限，也许太短，不能容许足够时间，使所需归还的款项得以到手。我们也许，”米考伯先生说，一面往屋里四处一看，好像那个屋子就代表了几百英亩禾稼蕃茂的农田似的，“在第一笔欠款到期的时候，不能获得丰收；再不，我们也许禾稼在地，不能收进仓里去。据我的了解，在我们那一块殖民地上，我们得跟百谷滋长的土壤作斗争，而人力则很缺乏。”

“你要怎么安排，就怎么安排好啦，米考伯先生，”我姨婆说。

“特洛乌小姐，”他回答说，“我和米考伯太太，对于我们的朋友和恩人这份儿好心和体贴，是深感五内的。我所要做的，是实事求是，准时不误。既然要在生命中完全重新打鼓开张，像我们正要做的这样，同时又正在后退一步，以便作规模非常的跃进，像我们正在做的这样，那么，除了给我儿子作出榜样而外，为保持我自己的自尊心，我认为，我们以人对人的关系作这种安排，实有必要。”

我不知道，米考伯先生在“人对人的关系”这句话上附有任何意义，我不知道任何人，过去或现在，在这句话上附有任何意义；但是他却对于这句话好像舔唇咂舌地异常赏识，以富有意义的咳嗽，重复地说“人对人的关系”。

“我所以建议采用期票，”米考伯先生说，“——因为这种东西在商业场中使用方便；最初有这种东西，我们得归功于犹太人，他们自从有了这种东西那天起，使用之广未免太过——我所以建议采用这种票据，就是因为这种票据可以流通兑现。不过如果定期契券，或者任何别的有证契券，更便采用，那我就很高兴以人对人的关系，立那一类的契券。”

我姨婆说，一种交易，如果双方都同意不论怎么办都好，那她认为，解决这一点，当然不会有困难。米考伯先生同意她这种看法。

“至于我家里的人，对于可以说是我们舍身从事以应命运之召而做的准备工作，特洛乌小姐，”米考伯先生有些得意的样子说，“我请你许我对你汇报一下。我的大女儿每天早晨五点钟，到邻近一家厂子里去，学习挤奶的过程，如果那种活动可以叫做过程的话。我那几个小一点的孩子，我也正教给他们，在这个城市里比较贫苦的地方，观察猪和鸡的习性，在情况许可下，观察得越仔细越好；他们从事这种活动的时候，曾有两次，在回家的路上差一点儿没让车给压了。我自己哪，就在前一个星期里，把精神集中到烤面包的手艺上；我的大儿子维尔钦，就拿着手杖，走出门去，在粗野卤莽牧竖牛童的允许下，白尽义务，帮他们赶牛——不过，这种帮助并不常实现，因为他们一般总是骂骂咧咧地叫他躲开；吾人天性，竟遭这样非毁，这是我说起来颇以为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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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都很好，一点不错，很好，”我姨婆鼓励他们说。“我想，米考伯太太一定也很忙吧？”

“我的亲爱的特洛乌小姐，”米考伯太太用她那种有条不紊的样子说，“我不惮直言无隐，我现在并没积极从事于与耕种或者畜牧直接有关的活动，固然我很知道，这二者在异国之土上面，都要我专心致力。我在主持家政中，稍稍有点余闲，都从事于给我娘家的人，写长函、通消息。因为我得承认，亲爱的考坡菲先生，”米考伯太太对着我说，因为她每次谈话，不管一开始的时候是对什么人，到后来永远要以我为皈依（我想这也许是由于习惯吧），“我认为，现在已经到了应该把以往埋葬在遗忘之中的时候了，我娘家的人应该跟米考伯先生握手，米考伯先生应该跟我娘家的人握手；狮子应该跟羊羔并卧〔2〕，我娘家的人应该和米考伯先生言归于好。”

〔2〕 引《旧约·以赛亚书》第11章第6节。

我说，我也认为应该那样。

“至少，亲爱的考坡菲先生，”米考伯太太接着说，“这是我对这件事的看法。我跟爸爸和妈妈一块儿过日子的时候，每逢在我们那个小圈子里讨论到什么问题，爸爸老是问我，‘爱玛对这件事怎么个看法？’我爸爸对我老有所偏爱，这是我知道的；不过，对于我娘家的人和米考伯先生之间存在的这种冷若冰霜的淡漠情况，我可势有必然，有我自己的看法，尽管这种看法，也许只是望风捕影。”

“没有疑问，你有你的看法，米考伯太太，”我姨婆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