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的思想涉及政治、哲学、教育和文艺思想等几个方面。

1．政治思想：民本思想是孟子政治思想的核心，仁政学说是孟子的政治纲领，王道思想是他的政治理想。民本、仁政和王道，三位一体，是对孔子德政思想的继承、发展和完善。

民本思想是仁政学说的理论基础之一，也是仁政学说的基本内容之一。仁政学说的其他内容大抵源于民本思想。民本思想并非孟子的发明，孟子以前的思想家，如孔子、老子、墨子等都曾论及民本思想。孟子的贡献在于深刻、系统地阐述了这一思想，并将其发展成为仁政学说的理论基础，最终纳入到施政纲领中。战国时代的政治风云以及历史的经验教训使孟子深刻地意识到民心向背的作用，认识到统治者要巩固政权并进而统一天下，就必须依靠民众的力量。因此，他说：“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宝珠玉者，殃必及身。”（《尽心下》）在此基础上，孟子又提出“民为贵”的思想，大胆地宣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尽心下》）。这里，人民位列第一，可见，在孟子眼中，人民在国家政治中的作用是至高无上的。为了得到人民的拥护，孟子强调君主要与民同乐。他说：“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梁惠王下》）

孟子的仁政学说是对孔子德政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保民”、“养民”和“教民”是孟子提出的施行仁政的具体纲领。孟子生活的战国时代，各诸侯国战乱频繁，兼并战争不断，苛税徭役繁重。他面对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社会现实，痛心不已，呼吁统治者应该施行仁政，救人民于水火。

孟子所说的“保民”，主要分为两方面，一是要求减轻刑罚和赋税。孟子对人民的苦难充满同情，说：“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甚于此时者也”（《公孙丑上》）；一是坚决反对兼并战争。对于连绵不断的战争，孟子评价说：“春秋无义战。”（《尽心下》）

孟子所说的“养民”，主要指千方百计满足人民的生活需要，最大限度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在孟子看来，只有人民生活富足，从根本上解决了生计问题，才能实现国家的安定和富强。发展农业生产是孟子考虑的首要问题。为了实现“养民”的目的，孟子提出了“制民之产”的主张，这是从民本思想中直接引发出来的内容。孟子认为，统治者要得到人民的拥护，必须使他们有固定的产业，过上富足的生活。否则，就可能导致民心思乱，铤而走险，进而危及到封建王朝的统治。

“教民”，即对人民施行教化，也是仁政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孟子看来，人民生活富足后，“教民”是统治者必须去做的一件事，孟子所说的“教民”，指的是让人民普遍懂得封建伦理道德（礼义）。在孟子看来，这是实现社会稳定、国家安定的必要举措。“教民”比“养民”还要重要，只有将二者密切结合起来，才能实现仁政。

孟子主张施行仁政，重视教化的作用，为的是寻求实现孔子的政治理想，即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王道思想是孟子设计的必由之路。在孟子看来，政治有两种，即王道政治和霸道政治。所谓“王道”，即是推行仁政，以德服人；而“霸道”则是凭借武力，四处征伐，以力服人。孟子是王道政治的积极倡导者，霸道政治的坚决反对者。在他看来，统一之本在于内行仁政，以民为本，推行保民、养民、教民的政治纲领，建设起人民丰衣足食、安居乐业、通晓礼仪、广施教化的王道乐土。

2．哲学思想：孟子是儒家学派第一个提出系统的人性理论的人，性善论是孟子道德哲学的核心内容，由此构建起他的心性之学的思想体系；同时，他又以天命论为基础，构建起了他的历史观的思想体系。

孟子性善论的基本观点包括：第一，人类有着共同的本性，这个本性是以仁、义、礼、智等道德意识为内容的社会属性，而非与禽兽无别的自然属性。在这点上，孟子与其同时期的告子的观点截然相反。告子认为饮食男女等自然属性是人类的本性；孟子的性善论则立足于人的社会属性。他不否认人有共同的自然属性，但他认为自然属性为人、兽所共有，不足以反映人性所独有的本质特征。第二，人的善性是先天固有、与生俱来的，而非后天形成。孟子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公孙丑上》）第三，“人皆有之”的善性，起初只是一种道德的萌芽，必须经过自我修养，才能发展成为完美的道德。通过学习、教育等修养过程，“人皆可以为尧舜”（《告子下》），这一命题激励、吸引无数人在理性、道德良知上不懈追求。

在性善论的基础上，孟子构建起了他的心性之学的思想体系。在孟子看来，“尽心知性”是成为尧舜这样的“圣人”的一个必要途径。所谓“尽心”，即指把人的本性中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扩充到极致；所谓“知性”，即指对本性中的仁、义、礼、智等伦理道德有准确深刻的认识并且付诸实践。“尽心”和“知性”二者关系密切，“尽心”是前提条件，只有做到“尽心”，才有可能实现“知性”。那么，如何才能实现“尽心知性”呢？在孟子看来，就是要在“寡欲”、“内省”、“养气”这三方面下工夫。“寡欲”要求淡泊物欲，“内省”要求反求诸己，“养气”要求养心。其中，“寡欲”、“内省”是道德修养的初级阶段，“养气”则是道德修养的高级阶段，“养气”的目标是“养吾浩然之气”（《公孙丑上》）。简而言之，孟子心性之学的根本目的即是塑造理想人格。这一思想体系，后来又被韩愈和宋儒所继承和发展，从而构建起宋明理学。

此外，孟子还对殷周以来的天命观进行了创造性的发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民意代表天意。这与孟子提倡的民本思想有着直接的关系，是孟子对传统天命论的突破和发展。第二，对“正命”的追求。孟子认为人可以通过修养身性，顺应天道行事，去争取得其正命；如果胡作非为，触犯刑罚而死，则不能得正命。第三，天人合一。孟子认为要顺应天道而行，就要知天。因此，他提出“尽心”、“知性”、“知天”的观点。孟子说“万物皆备于我矣”（《尽心上》），即指万事万物的道理都已明了于心，无需外求；又说“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尽心上》），即指把仁、义、礼、智化为精神主体，便能达到思想和行为与四德的高度统一，从而实现天人合一。人只需按此伦理道德准则行事，就是顺应天道。这种把伦理道德观念上升到天道的高度的做法，在中国思想史上有着深远的影响。

在天命论基础上，孟子构建起了他的唯心主义历史观，主要表现为天才论、历史循环论和劳心者治人等观念，其中，天才论是其历史观的核心，是其人治思想的理论基础。孟子把国家的兴衰、社会的发展，寄托在个别的非凡人物身上，属于典型的天才史观。在孟子看来，只有天才出现，天下才会大治，否则，天下必将混乱。基于这种思想，必然导致他的历史循环论的产生，即历史必然有治有乱，且乱久而治短。此外，孟子对于人类社会的分工也有其独特的思考。他论证了社会分工的必要性，论证了劳心者在社会生产、教育实践中的重要作用，这些都是有积极意义的。但他的失误在于把劳心看作是“大人”、“君子”之事，把劳力看作是“小人”、“野人”之事，从而借社会分工为封建统治制造了理论依据。他的历史观中的封建糟粕，几乎掩盖了他的民本学说和理想人格的光芒。

3．教育思想：和孔子一样，孟子也是一位成绩斐然的教育家。“教育”一词最早即见于《孟子·尽心上》：“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在《孟子》一书中，涉及教育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教育的目的和作用。第二，如何实施道德教育。第三，教育与学习的原则和方法。孟子很少有直接论述教学方法的言论，大多是在阐释他的政治、哲学思想时涉及的。他主张对人进行道德教育要顺应自然，顺应天性；要循序渐进，不可操之过急。同时，还要注意因材施教，提出“教亦多术”（《告子下》）。此外，孟子还十分重视教育环境的作用以及以身作则的重要性。最后，孟子主张学习要专心致志，坚持不懈，不可三心二意，一曝十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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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文艺思想：孟子的文艺思想主要表现在他对音乐问题的评论、对《诗》的引用和阐释、对文学鉴赏和文学批评的见解、对作家的自身修养以及蕴含在此类论述中的关于文学的社会本质和社会作用问题的意见。例如，在谈到音乐欣赏时，孟子主张“与众乐乐”、“与民同乐”；在谈到文学鉴赏和批评时，提出“知人论世”、“以意逆志”的文学鉴赏方法和文学批评方法；在谈到作家修养问题时，提出“知言养气”说。所谓的“知言”，实际上指的即是辨别言辞是非善恶的能力；所谓的“养气”，则主要指心性道德的修养。这一学说在孟子那本来属于哲学范畴，并非直接与文学理论相关，但由于其精神气质、道德修养等内容与古代文学理论基本范畴有所关联，因此，古代文论家便以此说为理论依据，生发出“以气品人”、“以气论人”等重要的文学理论观点；在谈到文艺的社会作用时，主张文艺应服从于政治教化的需要。

以上内容的论述，对后世的文学理论批评和文学创作，都有着深远的影响。同时，《孟子》一书的写作方法和技巧，也是历代散文写作的楷模。气势磅礴、言辞雄辩、富有力度是孟子散文气势的最大特色；善于巧用比喻，用形象生动的语言说理叙事是孟子散文的又一特色。此外，语言的通俗易懂，感情充沛，多样化的风格，以及综合运用各种表达技巧等，都是孟子散文的鲜明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