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能经常找到那么多趣闻吗，那么凑巧？”

“唔——”绿子略一歪头，“想找的话，怎么都能找到，实在找不到，适当来点无中生有也未尝不可。”

“是这样。”我心悦诚服。

“皆大欢喜嘛！”绿子说。

她想听我宿舍里的事，于是我照例讲了太阳旗，讲了敢死队如何做早操等等。绿子也为敢死队大笑不止。看来敢死队是为了使全世界的人活得愉快才存在的。绿子说既然如此逗人，那就到我宿舍看看好了。我说看倒没什么意思。

“无非是几百个男生在脏乎乎的房间里或喝酒或手淫罢了！”

“你也不例外？也那么做？”

“没有人不做”，我解释道，“男的手淫跟女孩子来月经是同一码事。”

“有女朋友的也这样？就是说有发泄对象的？”

“问题不在这里。我隔壁一个庆应大学的学生手淫之后才去幽会，说这样就心平气和了。”

“这事我是不大明白，一直在女校嘛。”

“《妇女杂志》的附录上也没提到？”

“何至于！”绿子笑道，“对了，渡边君，这个星期天闲着吗？有空儿？”

“哪个星期天都闲。只是六点钟要去做工。”

“愿意的话，去我家玩一次可好？去小林书店。店倒是不开，可我非守候到晚上不可，因为怕有重要电话打来。嗳，吃午饭吗？我来做。”

“那就谢谢啦。”我说。

绿子从笔记本上撕下一张纸，详细画出去她家的路线，然后取出红圆珠笔，在她家所在的位置打了一个大大的“x”。

“不用费劲就找得到的，一块大招牌上写着‘小林书店’。十二点左右能到？我好准备饭菜。”

我道过谢，将地图揣进衣袋，然后告诉她得回学校上两点钟的德语课。绿子说她有个地方要去，从四谷站上了电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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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天早上，我九点钟爬起身，刮了胡子，洗完衣服晾到楼顶天台。外面晴空万里，一派初秋气息。一群红脑袋蜻蜓在院子里团团飞舞，附近的顽童挑着网兜往来追逐。无风，太阳旗颓然下垂。我穿上一件熨得有棱有角的衬衣，出门往都营电车站走去。星期天的学生街空荡荡的不见人影，如同人都死得一干二净一般，店也几乎一律关门大吉，城市里各种各样的音响于是比平日远为真切地扩散开来。脚蹬高跟木屐的女郎拖着“呱哒呱哒”的足音穿过柏油路面，四五个小孩在都营电车库旁边排开几只空罐，往里瞄准投石子。花店倒有一家开了门，我买了几枝水仙花。秋季买水仙有些不合时令，但我从小就喜欢这种花。

星期天早上的电车里，只有三个坐在一起的老太婆。我一上车，老太婆们就对着我的脸和我手中的水仙横看竖看，其中一位看罢我的脸还慈祥地一笑，我也报以笑容，然后坐在最后边的位置，观望外面几乎擦窗而过的一排排古旧房屋。电车紧贴着家家户户的房檐穿行。一户人家的晾衣台上一字排开十盆盆栽西红柿，一只大黑猫蹲在一头晒太阳。在院子里吹肥皂泡的小孩闪入眼帘，石田亚由美的歌声不知从何处传来耳畔。甚至有咖喔气味飘至鼻端。电车像根缝衣针一样在密密麻麻的住宅地带婉蜒前行。途中有几个人上来。三个老太婆亲密无间地头对着头，不厌其烦地谈着什么。

我在大冢站下了电车，按地图中所示，沿着一条不甚起眼的大街一路走去。两侧排列的商店，哪一家都不像是红红火火的景象，全部是旧建筑，里边黑洞洞的，有的连招牌上的字都消失殆尽了。从建筑物的古旧程度和样式来看，不难判断这一带未曾在战争中遭受空袭，所以这些民房才得以原样保留了下来。当然也有的重建过，也有的或扩建或修修补补，但这些房子大多反倒显得比旧貌依然的房子还要脏乱。

看这光景，估计很多人都已因为车多、空气污染、噪音干扰、房租昂贵而迁往郊外了，剩下来的或是廉价的公寓、公司宿舍，或是搬迁上有困难的商店，或是死活舍不得离开世居之地的顽固派。由于汽车大排废气，所有的东西都像笼了一层薄雾似的灰濛濛脏乎乎。

在这条街上走了大约十分钟，从加油站往右一拐，出现了一条小商店街，当中一块招牌上写着“小林书店”。店固然不大，但也不似我由绿子的话而想象出来的那般小气。一条普通街道上的一家普通书屋。站在小林书店门前时，我不由产生了一种似曾相识的亲切之情：哪条街上都有这样的书店。

书店的卷闸门一落到底，门上写着“周刊《文春》每周四出售”。离十二点大约还有十五分钟，我又不大愿意手拿水仙花在商店街上闲逛，便按了一下门旁的电铃，退后两三步等候回音。过了十五秒还是没有动静。我正寻思是不是该再按一次的当儿，头上“哐”地响起了开窗声。扬脸一看，绿子从窗口探出头，挥着手大声喊道：

“打开卷闸门进来呀！”

“稍早了一点，可以吗？”我也扯着嗓门大喊。

“没关系，一点不碍事儿。上二楼！我现在脱不开手。”接着，“哐”一声把窗关死了。

我便去开门。那门发出惊人的怪叫声，我往上拉起一米高，弓腰钻到里边，再把门落下。店内漆黑一片。我绊在一捆准备退回的杂志上，险些摔个跟头。我一步一挪地摸到店的尽头，摸索着脱去鞋，抬腿上去。屋里光线若明若暗，从脱鞋处上去没几步，有间简单的客厅，摆着一套沙发。房间不很宽敞，窗口透进老早以前波兰电影里的那种昏暗的光线。左侧有一仓库样的杂物间，可以看见厕所的门。右侧立一陡梯，我小心翼翼地爬上二楼。较之一楼，二楼敞亮得多，我吁了口长气。

“喂，这边！”绿子的声音不知从哪里响起。楼梯口右侧有个餐厅样的房间，再往里是厨房。房子本身虽旧，但厨房却像最近装修过了，烹调台、水龙头、餐具橱全都光闪闪地焕然一新，绿子就在那里准备饭菜，锅里煮着什么，“咕嘟咕嘟”直响，还漾着烤鱼的香味。

“电冰箱里有啤酒，坐在那里喝可好？”绿子眼睛朝我忽闪一下。我于是从电冰箱里拿出罐装啤酒，坐在桌前喝了起来。啤酒凉得真够彻底，我怀疑是否已经存了半年。桌上放着白色的小烟灰缸、报纸和酱油壶，还有便笺和圆珠笔，便笺上写着电话号码和像是购物后算账的数字。

“再有十分钟就可以做好。能不能在那儿等一会？能等不？”

“当然能等。”我说。

“边等边饿饿肚子。量可正经不少哩！”

我一面呼着啤酒，一面望着全神贯注做饭的绿子背影。她快捷而灵巧地挪动着身子，同时操作四五样菜，眼看在这边品尝菜的味道，转眼又在菜板上飞快地切什么东西，又从电冰箱里取出什么盛上，一回手又把用过的锅涮好。从后边望去，那样子不禁使人想起印度打击乐的演奏者来：刚击响那边的吊钟，马上又敲这边的板，旋即拍打水牛骨。每一个动作都敏捷而准确，相互配合得恰到好处。我出神地望着。

“有什么要我帮忙的吗？”我招呼道。

“放心，我一个人干惯了。”说着，绿子朝这边闪过脸笑了笑。她下着蓝色牛仔裤，上穿蓝色海军衫，海军衫的背部还印着一个大大的苹果标记。从后面看，她的腰格外的窈窕，简直像在使腰肢壮实起来的发育过程中，不知什么原因跳过了一个阶段：就是这样的美不胜收的腰。因此，同一般女孩子穿窄牛仔裤时的样子相比，她给人的印象要中性得多。从烹调台上方窗口射进的明晃晃的阳光，为她身段的轮廓镀上了一层恍惚而隐约的光膜。

“用不着费事做那么考究！”我说。

“一点也不考究，”绿子头也不回地说，“昨天忙得我菜都没顾上买，只是把电冰箱里原有的统统掏出来应付一下，你千万别介意，真的。再说，好客是我们的家风。我们这一家，也不知怎么搞的，就是非常喜欢请客，打心眼里喜欢，简直成了病态。一家人既算不得特别热情，又不是说因此有什么人缘，反正一来客人就非得忙忙活活招待一顿不可。每个人都这德性，不知是幸还是不幸。所以呀，我爸他尽管自己差不多滴酒不沾，可家里到处是酒。你说干什么？给客人喝呀！所以啤酒你只管放开肚皮喝，用不着客气。”

“多谢。”我说。

少顷，我突然想起水仙花忘在楼下了。我脱鞋时放在脚边，就一直忘在那里。我再次下楼，把躺在昏暗中的十枝白水仙拿上来。绿子从碗橱里取下一只细细高高的玻璃杯，插进水仙。“我，顶喜爱水仙。”绿子说，“以前高中文艺汇演的时候，还唱过《七朵水仙花》呢。知道吗，《七朵水仙花》？”

“那还不知道！”

“当时参加民歌小组来着，弹吉他。”

接着，她便一边哼唱《七朵水仙花》，一边把菜盛进盘子。

绿子做的菜相当够水平，远远超过我的想象。生鲹鱼片、黄嫩嫩的荷包蛋，自己做的西京[5]风味腌鲅鱼、炖茄块、莼菜汤、玉蕈饭，还有切得细细的黄萝卜干咸菜，而且厚厚沾了一层芝麻。味道清淡，是地地道道的关西风味。

[5] 西京：即日本京都。

“好吃极了！”我钦佩地说。

“喏，渡边君，老实说，你没想到我做菜有两手吧，从外表看？”

“嗯——”我老实承认。

“你是关西人，喜欢这味道吧？”

“为我特意做得这么清淡？”

“那倒不是，怎么也不至于费那个麻烦劲。家里平时也这个味道。”

“爸爸妈妈都是关西人，所以才……”

“哪里，爸爸一直是这儿本地人，妈妈是福岛的。亲戚里边，找遍了也没一个关西的。我们这个家族属于东京—北关东系统。”

“弄糊涂了。”我说那么，为什么会做出这么地道正宗的关西风味呢？跟谁学的？”

“噢，说起来可就话长了。”她边吃荷包蛋边说，“我妈那人最讨厌和家务事沾边，几乎不做什么菜。再说，你知道我家是开店的，所以一忙起来，动不动就叫饭店送几份来，或者去肉店买些炸肉丸对付一顿。对这个我从小就讨厌透顶，讨厌得简直不能再讨厌。再不然就做一次咖喱饭一吃三天。这么着，有一天——是初中三年级的时候，我下决心自己动手做出像样的东西来，就去纪伊国屋书店买回一本看上去最好的食谱。书上写的，我一样不少熟记在心，包括菜板的选法、菜刀的磨法、鱼的切法、干松鱼的削法，一切一切。由于写这本书的人是关西人，我做的菜也就跟着成了关西风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