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 6
“渡边君,你这人真有两下子!”绿子感激地说,“为了叫他吃东西,大家费了不知多少劲,你却连黄瓜都让他吃了,真是难以相信,嗬!”
“为什么我倒不知道,大概是看我吃黄瓜吃得很香的缘故吧。”
“或者你有一种让人心里坦然的能力也未可知。”
“不见得。”我笑道,“说反话的人多的是嘛。”
“觉得我父亲怎么样?”
“喜欢。虽然没怎么交谈,但总觉得他人很不错。”
“老实?”
“非常。”
“一星期前可凶着哩。”绿子摇头说,“脑袋有点不正常,大发睥气。往我身上扔茶杯,骂我混账东西,死了算了。这种病往往这样的。也不知是为什么,反正有时候专门跟人过不去,我母亲那时候也这样。你猜母亲对我说什么来着?说我不是她生的,看我最最不顺眼。听得我眼前顿时漆黑一团。这就是这种病的特点。什么东西在压迫大脑的某一部位,让人心烦意乱,有的也说没的也说。这个我也明白的,虽说明白,也还是伤感情,人家这么拼死拼活地照料,却还要听这些话,心里憋屈透了。”
“能理解。”我说。随即我想起绿子父亲说的叫我摸不着头脑的话来。
“票?上野车站?”绿子说,“怎么回事呢?不好明白。”
“还说‘拜托了’‘绿子’。”
“怕是拜托我的事吧?”
“也许要我去上野车站为你买票。”我说,“总之这四个词的顺序挺不好安排,弄不清含义。上野车站方面可有什么想得起来的事?”
“上野车站……”绿子沉思着。“上野车站能想得起来的,不外乎两次离家出走的事。那还是小学三年级和五年级的时候,两次都是从上野乘电车到福岛去,从自动取款机里取的钱。是一件什么事把我惹火了,赌气去的。福岛有我伯母,我挺喜欢那位伯母,就跑了去。这一来,父亲就赶去福岛把我领回。两人乘上电车,吃着盒饭返回上野。那时候,父亲向我说了很多话,尽管十分不连贯。他讲了关东大地震,讲了战争,讲了我出生前后,都是平时没怎么提起过的事情。想来,我和父亲两人单独那么心平气和地交谈,恐怕只那一次。嗯,你能相信?我那位父亲,关东大地震的时候,在东京市中心居然连发生地震都没察觉到。”
“不至于吧。”我不禁讶然。
“这还能假,真的。父亲说,当时他正蹬自行车,后面挂个小拖车在小石川一带赶路,却一点感觉都没有。回家一看,见周围房上的瓦都掉了下来,家人正抱着柱子簌簌发抖。父亲居然莫名其妙,还问‘你们干什么呢,到底?’这就是父亲对关东大地震的回忆。”说到这里,绿子笑了,“父亲对往事的回忆都是这个样子,一点都不波澜起伏,都好像缺东少西,平淡得很。听他那么一说,觉得这五六十年来日本似乎没发生任何重大事件。无论二•二六事件还是太平洋战争,你若提起来,他便说那大概是有过的。好笑不?”
“从福岛回上野的时间里,他断断续续地讲的就是这些,而且最后总忘不了补上这么一句:去哪里都一样,绿子。给他那么一说,也就以为可能真是那样,小孩子嘛。”
“这就是上野车站的回忆?”
“是啊。”绿子说,“你也离家出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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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
“为什么?”
“没想到离什么家。”
“你这人真够特殊。”绿子歪着头,不无钦佩地说。
“或许。”
“不过,反正我想父亲是想说把我拜托给你。”
“真的?”
“不错。这事我十分清楚,凭直感。那,你怎么回答的?”
“我不明白他的意思,就说放心好了,没关系,绿子也好票也好我尽心尽力就是,没关系的……”
“那么你是向父亲说定了?说定关照我?”绿子说着,神情认真地凝视我的眼睛。
“不是那么回事。”我慌忙分辩,“那时分析不出是什么意思……”
“别害怕,开玩笑,只是逗逗你。”绿子笑道,“你这种地方实在可爱得很。”
喝完咖啡,我和绿子折回病房。她父亲还在酣睡,凑上耳朵听听,尚在微微喘息。随着午后时间的推移,窗外阳光的色调变得柔和而沉静,一派秋日气息。小鸟成群结伙地飞来,落在电线上,又一忽儿飞去。我和绿子两人并坐在屋角处,压低声音说个不止。她看了我的手相,预言我能活到一百五十岁,结婚三次,最后死于交通事故。我说这一生还算不赖。
时过四点,她父亲醒来。绿子坐在枕旁,擦汗、喂水,问头痛好些没有。护士进来量体温,询问小便次数,确认点滴情况。我到电视室,坐在沙发上稍微看了一会足球比赛的转播。
“我得走了。”五点时我说,转而对她父亲解释,“现在得赶去打工,六点到十点半在新宿卖唱片。”
他朝我转过眼睛,略略点下头。
绿子把我送到大厅,说:“渡边君,现在我也表达不好,反正今天太感激你了,谢谢。”
“我也没做什么呀。”我说,“要是我来有用,下星期再来就是。也想再见见你父亲。”
“当真?”
“反正呆在宿舍里也没什么事,来这里还有黄瓜吃。”
绿子抱着双臂,脚跟用力地磕着漆布地板。
“下次真想两人再喝酒去。”她稍稍歪起脖子说。
“色情电影呢?”
“看完色情电影就去喝。”绿子说,“再像往常那样,两人说上一大堆脏话。”
“我可不说,你说好了。”我抗议道。
“随你便。反正边说那种话边放开肚皮喝酒,喝它个烂醉如泥,抱在一起睡觉。”
“往下就可想而知了。”我叹了口气,“我若是真干,你会拒绝的吧?”
“哪里。”她说。
“好了,总之你仍像今早那样去接我就是,下个星期。再一块儿来这里。”
“裙子穿条长点的?”
“嗯。”我应道。
但下星期日我终究没去成医院,绿子父亲在星期五早上就已经去世了。
那天早晨六点半,绿子打电话来通知我。告知来电话的蜂鸣器一响,我赶紧在睡衣外披上羊毛衫跑下门厅,拿起听筒。外面无声无息地下着冷雨。绿子声音低沉地说她父亲刚才死了。我问有什么需我帮忙的没有。
“谢谢,没什么。”绿子说,“我们对葬礼早已习以为常,只是想告诉你一声。”
她发出一声叹息——应该是叹息。
“葬礼你别来。我不喜欢的,不愿意在那样的场合见你。”
“明白了。”我说。
“真是领我去看色情电影?”
“当然。”
“可要挑黄得不得了的哟!”
“留心找找看,专找那样的。”
“嗯,我来跟你联系。”绿子说罢,挂断电话。
然而那以后的一周时间里,没得到她任何联系。学校教室里没有见到,也没电话打来。每次回到宿舍,我都注意看有没有自己的留言条,找我的电话却一次都没有。一天夜里,为了履行诺言,我开始想着绿子手淫,但总觉得上不来兴致。无奈,便中途换成直子,结果还是没多大效用。于是我感到自己有些傻气,索性作罢,而后喝了口威士忌,刷牙睡觉。
※
星期日上午,我给直子写信,信中写了绿子的父亲。我写道:自己去探望一个同班女生的父亲,大吃大嚼了那里剩的黄瓜,结果对方也想吃,一点一点地吃了一根。不料五天后的早上,他去世了。自己现在还清楚记得他咬黄瓜时发出的“咔嚓咔嚓”的脆弱声响,看来人的死总会给人留下奇妙的回忆。
我继续往下写:“早上一睁眼醒来,我就在床上想你、玲子和那鸟舍,想孔雀、鸽子、鹦鹉、火鸡以及小兔,也记得下雨那天早晨你们穿的带头罩的黄色雨衣。在温暖的被窝里想你是十分惬意的事。恍惚觉得你就在我的身边,弓着身子睡得很熟很熟。倘若这是真的,那该多美呀!我想。”
“尽管我有时寂寞难耐,但基本上还是活得蛮有兴味的。如同你每天早上照看小鸟和在田里做活一样,我每天早晨也都上紧自身的发条。爬起床就刷牙、刮胡子、吃早餐、换衣服、走出宿舍大门。在去学校的路上,我一般要‘咔咔’拧三十六下发条,并且想:好,今天要精神抖擞地开始一天的生活!我本身倒未注意,别人告诉说近来我常常自言自语,或许是一边上发条时一边口中念念有词吧。”
“见不到你固然是痛苦的,但倘若没有你,我在东京的生活将更不堪忍受。正因为一清早我就在床上想你,我才下决心拧紧发条,自强不息地生活下去。如同你在那边自强不息一样,我在这里也必须自强不息。”
“但今天是星期日,不用拧发条。早上洗罢衣服,现在正在房间给你写信。写完这封信,贴上邮票投进邮筒,傍晚之前便没事可做了。星期日我不学习。平时我已利用课余时间,在图书馆扎扎实实下了不少功夫,因此星期日无事可干。周日的下午是安静而平和的,也是孤独的。我一个人看看书、听听音乐,有时也逐一回忆你在东京时星期日咱俩行走的路线。你穿的衣服也清楚得如在眼前。星期日的下午我确实能记起很多东西。”
“代向玲子问好。每当夜晚来临,我就不胜怀念她的吉他。”
写完信,我把它投进二百米远处的邮筒里,然后在附近一家面包店买来夹鸡蛋的三明治和可口可乐,坐在公园凳子上当午饭吃。公园有少年棒球比赛,我就袖手观战,借以消磨时间。天空随着秋意的渐浓,愈发变得寥廓澄澈、一碧万里。蓦然举头望去,只见两架飞机拖着电车钢轨般的气流向西方笔直地平行飞去。我拾起滚到我脚边的界外球扔还过去,孩子们挥帽称谢。像大多数少年棒球队那样,他们玩的也几乎都是四球和盗垒。
到了下午,我便返回房间看书,精神集中不到书上的时候,就望天花板,想绿子,揣度那位父亲是否真的想说把绿子拜托给我。当然,已经无法晓得他话里的真正含义了。恐怕他把我错看成另外某个人。不管怎样,他已经在那个冷雨飘零的星期五早晨魂归泉路,其心曲已无从确认了。在我的想象里,死时的他可能蜷缩得愈发瘦小,而后在高温炉里化为灰烬。他身后留下来的,只有那家位于商店街中间的不甚起眼的书店和两个女儿——至少其中一个还有些神神经经的味道。我想,他的一生到底是怎样的呢?在医院的病床上,他在那颗被切开的混沌脑袋的折磨下,是以怎样的心情看待我的呢?
如此围绕绿子父亲思来想去的时间里,胸口渐渐产生一种堵塞沉闷之感,便提早把天台上晾的衣服收回,跑去新宿逛街来打发时间。嘈杂的周日街头使我的心头舒展开来。我在通勤电车一般拥挤不堪的纪伊国屋书店里买了一本福克纳的《八月之光》,然后挑一家听起来声音开到尽可能大的爵士酒吧走进去,一边听奥内特•科尔曼和巴顿•帕维尔洛的唱片,一边喝又热又不好喝的咖啡,翻看刚买的书。五点半时,合上书,出门吃了简单的晚饭。我不由心想:这样的星期日以后将重复几十次、几百次吧?“安静的、平和的、孤独的星期日”——我出声说道。星期日我是不上发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