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利普不久便意识到，正是克朗肖的精神才使他的那伙朋友变得见闻广博。劳森的那套似非而是的论点就是从克朗肖那儿学来的，就连那位竭力追求个性的克拉顿，在发表自己的观点时，也不知不觉地袭用了那位长者的一些词语。他们在餐桌上议论的是克朗肖的一些想法；他们评判事物的是非标准所依据的也是克朗肖的权威见解。他们无意中对克朗肖流露出几分敬意，为了对这种过失加以补救，便嘲笑他性格上的弱点，为他身上的种种恶习而悲叹。

“当然，可怜的老克朗肖再也没有什么作用了，”他们说，“这老头已无可救药。”

实际上也只有他们才欣赏他的天才，他们为此而颇为自豪。尽管出于青年人对中年人的愚蠢行为所固有的那种轻蔑，他们在自己圈子当中议论他的时候，总摆出屈尊俯就的样子，但如果他选择的时代只允许出现一个特别了不起的人物，那他们就不能不把他的天才看作一件值得夸耀的事。克朗肖从不到格雷维亚餐馆来。最近四年，他一直跟一个女人同居，境况十分糟糕，只有劳森见过那个女人一次。大奥古斯丁街上有不少破败不堪的公寓，他们就住在其中一幢公寓七楼的一个小套房里。劳森兴致勃勃地描绘了那个场所肮脏凌乱、满地垃圾的情形：

“那股臭气几乎要把你熏死。”

“吃饭的时候别谈这些，劳森。”有人劝阻说。

可是劳森正说得高兴，不愿住口，仍把那股钻进他鼻孔的气味绘声绘色地描述了一番。他还十分逼真地讲了那个给他开门的女人的模样，露出一副兴高采烈的样子。那女人肤色黝黑，身材矮小而丰·满，年纪很轻。一头乌黑的头发好像随时都会蓬松开来。她穿了一件邋遢的短上衣，里面连紧身胸衣都没穿。她那红扑扑的脸蛋，那张富有性感的大嘴，以及那双闪闪发亮、充满欲·火的眼睛，使人不禁想起陈列在卢浮宫里的弗朗斯·哈尔斯[1]的那幅《波希米亚女子》。她那副招摇显摆的粗俗样子，让人觉得既有趣又惊骇。一个矮小的没有梳洗干净的婴儿正趴在地上玩。大家都知道，那个荡妇背着克朗肖，跟拉丁区一些最下贱的浪荡汉子勾勾搭搭，而才思敏捷、无比热爱美的克朗肖竟然跟这样一个女人厮混在一起，真叫那些在咖啡馆的餐桌旁汲取克朗肖的智慧的头脑单纯的青年感到无法理解。可是克朗肖似乎倒很欣赏那女人嘴里的粗俗言辞，还常常把一些不堪入耳的粗话转述给别人听。嘲讽地把她称作我的看门人的女儿[2]。克朗肖十分穷困，就靠给一两家英文报纸撰写评论画展的文章勉强度日，另外还搞点翻译。他以前曾当过巴黎某家英文报纸的编辑，后来由于好酒贪杯而遭到辞退，不过目前仍为这家报纸干点零活，报道在特鲁沃饭店举行的大拍卖啦，或是介绍歌舞杂耍剧场上演的时事讽刺剧。巴黎的生活已经渗入他的骨髓之中；尽管他在这儿过得贫困、劳累和艰辛，但他宁肯舍弃世上的一切，也不愿改变这儿的生活。他一年到头都待在巴黎，即便到了夏天，他认识的每一个人都离开了，他也不走；只有待在离圣米歇尔大街一英里内的地方，他心里才感到自在。然而奇怪的是，他至今连一句像样的法国话都没学会。他穿着从“漂亮的女园丁”商场买来的破旧衣衫，仍然保持着一副根深蒂固的英国人的样子。

[1] 弗朗斯·哈尔斯（约1580—1666），荷兰肖像画家和风俗画家。

[2] 原文是法语。

要是他生活在一个半世纪之前，日子一定会过得十分顺畅。因为那时候，只要善于言谈，就能结交社会名流，喝得酩酊大醉也不会受到限制。

“我本该生在十九世纪的，”他自己这么说，“我需要的是一个资助人。那样，我可以靠他的捐赠出版我的诗集，并把它奉献给某个贵族。我多么希望能为某个伯爵夫人的鬈毛狗写几行押韵的对句。我整个心灵都渴望着能和贵人的侍女谈情说爱，跟主教们谈天说地。”

接着他援引了富有浪漫色彩的《罗拉》[3]中的诗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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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到一个太古老的世界，又来得太迟了。”[4]

[3] 《罗拉》，法国诗人、剧作家、小说家缪塞（1810—1857）的一首长诗，描写了巴黎这座淫逸放荡的城市中生活最放荡的青年罗拉的悲惨命运。

[4] 原文是法语。

他喜欢见到陌生的面孔，对菲利普颇有好感，因为菲利普在跟人交谈时似乎具有这样一种很难把握的本领：言语不多不少，既能引出谈论的话题，又不会影响对方滔滔不绝的话语。菲利普被克朗肖迷住了。他没有意识到克朗肖说的几乎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克朗肖谈话中显露出的个性具有一股奇异的力量。他嗓音洪亮悦耳，而那种表述的方式对年轻人又具有无穷的吸引力。他说的每句话似乎都很发人深思，劳森和菲利普在回去的路上，经常为了讨论克朗肖偶然提出的某个观点，而在各自寄宿的旅馆之间不断往返。菲利普身为年轻人，凡事都迫切地想看到结果，而克朗肖的诗作却有负众望，这不免使他感到困惑不安。克朗肖的诗作从未出过集子，大都发表在期刊上。经过多番劝说，克朗肖总算带来了一沓纸页，都是从《黄皮书》《星期六评论》以及其他一些杂志上撕下来的，每页上面都刊登着他的一首诗。菲利普发现其中的大部分诗作都使他想起亨莱[5]或斯温伯恩的作品，不禁大吃一惊。克朗肖把他们的作品改成自己的诗章，倒也需要运用他那卓越的表达技巧。菲利普向劳森说出了自己对克朗肖的失望，而劳森又轻率地把这些话说了出去。因此，菲利普下一次到丁香园来的时候，那位诗人圆滑地笑着对他说：

“听说你对我的诗作评价不高。”

[5] 亨莱（1849—1903），英国诗人、评论家和编辑。

菲利普十分困窘。

“没这么回事，”他回答说，“我非常爱读你的诗作。”

“不要担心伤害我的感情，”克朗肖挥动了一下自己的那只胖手，接口说道，“我自己也不怎么看重自己的诗作。生活的价值在于它本身，而不在于你对它怎样描写。我的目标是要探索生活所提供的各种各样的经验，从生活的每时每刻中尽力索取它所呈现的感情涟漪。我把自己的写作看作一种优雅的才艺，是用来增添而不是汲取生活的乐趣。至于后世如何评说——让他们见鬼去吧！”

菲利普脸上露出笑容，因为你一眼就能看出：这位诗人一生所写的只是一些信笔涂写的拙劣的诗篇。克朗肖沉思地望着菲利普，给自己的杯子里斟满酒，又打发侍者去买盒纸烟。

“我这么谈论，你听了准会觉得好笑。你知道我是个穷人，跟一个粗俗的骚娘儿们住在公寓的顶楼上，那女人背着我同理发师和咖啡馆侍者[6]偷情。我为英国读者翻译不少浅陋鄙俚的书籍，替一些连骂都不值得骂的笔法低劣的画作写评论文章。不过，请你告诉我，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6] 原文是法语。

“哎呀，这倒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还是请你自己来做出解答，好吗？”

“不，答案只能由你自己去找出来，否则便毫无价值。照你看，你活在世上究竟为了什么？”

菲利普从来没问过自己这样的问题，他想了一会儿，然后回答说：

“哦，我不知道：我想是为了尽自己的责任，尽量发挥自己的能力，同时还要避免去伤害别人。”

“总之，就是你想人家怎样待你，就也要怎样待人，对吗？”[7]

[7] 比较《新约·马太福音》第7章第12节，“无论何事，你们愿意别人怎么待你们，你们也要怎么待人。”以及《新约·路加福音》第6章第31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别人。”

“我想可以这么说。”

“基督教的精神。”

“不，不是的，”菲利普愤愤然地说，“这跟基督教的精神毫无关系，只是抽象的道德准则。”

“但是，世上根本就没有‘抽象的道德准则’这种东西。”

“要是那样的话，假如你离开这儿时，因为喝醉了酒而忘了拿钱包，我捡了起来，你凭什么就认为我应该把钱包还给你呢？那可不是因为害怕警察。”

“那是因为你害怕干了坏事会下地狱，也因为你希望积点阴德好上天堂。”

“可是我既不信有地狱，也不信有天堂。”

“那倒也可能。康德[8]在构思‘绝对命令’的说法时，也是什么都不信的。你抛弃了信条，但保存了以上述信条为基础的伦理标准。实际上，你仍然是个基督教徒；因此，如果天堂里真有上帝，你肯定会得到报偿的。上帝不见得会像教会所说的那么愚蠢。只要你遵守他的法规，那么不管你究竟信他还是不信，我想上帝才一点不在乎呢。”

[8] 康德（1724—1804），德国哲学家。“绝对命令”是他的伦理学用语，系指在任何情况下都具有约束力，不取决于人的意向或目的的无条件道德义务。

“不过，要是我忘了拿钱包，你也一定会把它还给我的。”菲利普说。

“那并不是出于抽象道德方面的动机，而只是由于我害怕警察。”

“警察几乎绝不可能查明此事。”

“我的祖先长期居住在文明的国度，因此对警察的畏惧已经渗入到我的骨髓之中。我的那位看门人[9]的女儿就不会有片刻的犹豫。你会回答说，她是属于罪犯的阶层。根本不是这样，她只是完全摆脱了世俗的偏见而已。”

[9] 原文是法语。

“但同时也就丢掉了名誉、德行、良知、体面——丢掉了一切。”菲利普说。

“你有没有犯下什么罪过？”

“我不知道，我想大概有过吧。”

“你说话的口气就像个非国教派的牧师似的。我可从来没有犯下什么罪过。”

克朗肖穿着件破旧的长大衣，衣领朝上翻起，帽檐压得很低，在红扑扑的胖圆脸上，两只小眼睛不住地闪烁，样子显得异常滑稽，只是菲利普太当真了，竟然一点也不觉得好笑。

“你从没干过自己感到后悔的事吗？”

“既然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不可避免的，怎么会后悔呢？”克朗肖反问道。

“这可是宿命论的调子。”

“人总抱有一种幻觉，以为自己的意志是自由的，而且这种幻觉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我也乐意接受它了。我总好像一个行动自由的人那样行动。可是一旦完成了行动之后，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我所采取的行动，完全是永恒的宇宙间的各种力量共同促成的结果，我无论如何都阻止不了。它是不可避免的。因此，要是干了好事，我也不声称自己有什么功劳，而如果干了坏事，我也不接受任何责难。”

“我有点儿头晕。”

“来点威士忌吧。”克朗肖回答说，同时把酒瓶递给菲利普，“要想让头脑清醒一下，没有比喝这玩意儿更灵的了。要是你执意老喝啤酒，脑子就会变得愚钝。”

菲利普摇了摇头，克朗肖又接着说：

“你是个很不错的小伙子，但是不愿喝酒。神志清醒反倒阻碍我们之间的交谈。不过当我谈到好事和坏事的时候……”菲利普明白他又接上了刚才的话头，“完全是依照传统的说法，并没有赋予什么特定的含义。我不愿对人类的行为划分等级，认为某些行为值得敬重，而另一些行为则会带来恶劣的名声。‘恶’与‘善’这两个字对我毫无意义。对任何行为，我既不称道赞扬，也不非难责备，而只是表示接受。我是衡量一切事物的标准。我就是世界的中心。”

“但是世界上总还有另外一两个人吧。”菲利普表示反对说。

“我只代表自己说话。只有在我的活动受到别人限制时，我才知道他们的存在。就他们来说，每个人的周围也各有一个世界在不停地转动。每个人也都是他自身所在的宇宙的中心。我个人的能力大小，限定了我对他人的权利范围。只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我才可以有所作为。我们喜欢群居交际，所以才生活在社会之中，而社会是靠力，也就是靠武力（即警察）和舆论的力量（即格朗迪太太[10]）来维持的。于是你面前就出现了以社会为一方，而以个人为另一方的局面：各方都是力图自我保存的有机体。彼此展开力的较量。我孤身一人，只得接受社会现实，但也算不上怎么勉强，因为我身为一个弱者，纳了税就可以获得社会的保护，不受强者的欺压。不过我是迫不得已才服从社会的法律的。我不承认法律的正义性：我不懂得什么是正义，只知道什么是权力。当我为取得警察的保护而纳了税，并在保卫我的房屋田产不受侵犯的军队里服过兵役以后（如果我生活在一个实施征兵制的国家里），我就不再欠社会什么了。接下来，我就凭借自己巧妙的计谋来对付社会的力量。社会为了保全自身而制定了法律。如果我犯了法，社会就会把我投入监狱，或者将我处死。它有力量这样做，因而也就拥有了这项权利。如果我犯了法，我愿意接受国家的报复，但是我绝不会把这看作是对我的惩罚，也不会觉得自己犯了什么罪。社会用名誉、财富以及同胞们的好评来诱使我为它效劳，但我既不在乎同胞们的好评，也不把名誉放在眼里。我并无什么钱财，但日子依旧过得很好。”

[10] 格朗迪太太，原为英国剧作家托马斯·莫顿（1764—1838）所写喜剧《加速耕耘》中的人物。这位太太拘泥传统礼俗，爱说闲话，喜好挑剔苛求他人，引得邻居对她十分畏惧。后来格朗迪太太就成为“社会舆论”的代名词。

“可是，如果每个人都像你这么想，一切不就马上崩溃瓦解了！”

“别的人跟我有什么相干？我只关心我自己。实际上，人类中的大多数都是为了获取酬劳才干事的，而他们干的事总会直接或间接地给我带来方便，我正是利用了这一点。”

“我觉得你这么看问题，未免太自私了。”菲利普说。

“难道你认为人们做事竟有不出于自私的原因的？”

“是的。”

“那是不可能的。等你年纪稍微大一点，就会发现，要使世界成为一个可以忍受的生活场所，首先需要承认人类的自私是不可避免的。你要求别人忘我无私，要求别人应该为你牺牲他们的愿望，这种要求是相当荒谬的。他们为什么应该这样呢？人生在世都是为了自己。只有你承认了这一点，你才不会对同胞们有所奢求。他们不会使你失望，你也会更加宽容地看待他们。人在一生中所追求的无非就是一件事——欢乐。”

“不对，不对，不对！”菲利普喊道。

克朗肖咯咯地笑起来。

“我用了一个你的基督教精神认为具有贬义的词语，你就像一匹受惊的小马似的直立起来。你内心有个道德价值的等级体系；欢乐位于阶梯的最下面；你还有点兴奋地谈到自足、责任、慈善和坦诚。你把欢乐只看作感官方面的享受。那些可怜的奴隶创造了你所遵循的道德准则，对他们自己几乎无法享有的乐趣嗤之以鼻。如果我说的是幸福，而不是欢乐，你就不会如此吃惊了。幸福这个词儿听起来不那么令人震惊，而你的心也从伊壁鸠鲁[11]的猪圈进入了他的花园。但我仍然要说欢乐，因为我看出来，人们图的就是欢乐。我认为他们图的不是幸福。在你实施每一项善行时，其中都潜藏着欢乐。人之所以有所行动，是因为行动对他有好处。当这些行动对别人也有好处时，它们就被看作道德高尚的行动。如果他从施舍中得到欢乐，那么他就心地慈善；如果他从帮助别人中得到欢乐，那么他就乐于助人；如果他从为社会工作中得到欢乐，那么他就热心公益。可是你给叫花子两个便士，那是为了你个人的欢乐，正如我喝上另一杯威士忌加苏打，是为了我个人的欢乐一样。我不像你那么虚伪，既不为我的欢乐自吹自擂，也不要你对它称许赞赏。”

[11] 伊壁鸠鲁（公元前341—前270），希腊哲学家，发展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说和流射说，强调感性认识的作用，主张人生目的是追求幸福。

“可是人们往往做的不是他们想做的事，而是他们不想做的事，难道你就不知道这一点吗？”

“不。你提的这个问题相当傻气。你的意思是说，人们宁愿接受眼前的痛苦，也不愿接受眼前的欢乐。对你的这个问题表示异议，那就跟你提出这个问题一样傻气。显然，人们宁愿接受眼前的痛苦，也不愿接受眼前的欢乐，但那只是因为他们期望将来得到更大的欢乐。欢乐往往虚幻不定，但人们在计算方面的错误可不能用作批驳这条规律的证据。你感到茫然不解，那是因为你无法消除欢乐只是感官方面的享受这种观念。可是，一个为国捐躯的人牺牲是因为他热爱这个国家，正如一个人吃酸白菜是因为他爱吃这种菜一样。这是宇宙的一条法则。如果人们宁愿遭受痛苦而不愿得到欢乐，如果出现这种可能，人类早就灭绝了。”

“但如果情况真是这样，”菲利普嚷道，“那么，生活还有什么意思呢？如果去掉了责任，去掉了善与美，我们又何必到这个世界上来呢？”

“灿烂的东方来给我们提供答案了。”克朗肖微笑着说。

他朝店门口一指，只见两个流动小贩推开店门，随着一股冷风进了店堂。他们是地中海东部地区的人，专门兜售廉价地毯，各人的胳膊上都挽了一捆地毯。那是一个星期天的晚上，咖啡馆里座无虚席。两个小贩在一张张餐桌间穿行而过。店堂里烟雾弥漫，空气浑浊，还夹着客人身上散发出的难闻的气味。他们似乎给店堂里增添了一股神秘的气氛。两人穿着欧洲人的破旧的衣服，薄薄的大衣上经纬毕露，但各人头上都戴着顶土耳其无檐毡帽。他们的脸冻得发青。一个是中年人，蓄着黑胡子；另一个是年纪大约十八岁的小伙子，满脸麻子，还瞎了一只眼。他们从克朗肖和菲利普身边走过。

“真主真伟大，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代言人。”克朗肖声音感人地说。

中年人走上前来，脸上挂着谄媚的笑容，样子就像一条习惯于挨揍的杂种狗。他斜着眼朝门口看了一下，鬼鬼祟祟而又动作麻利地亮出一幅色情画来。

“你是亚历山大[12]的商人马萨埃德·迪恩吗？要不，你是从遥远的巴格达带来这些货色的？哦，我的大叔，瞧那边那个独眼的小伙子，从他身上，我好像看到了山鲁佐德[13]给她的君主讲的三国王故事里的一个国王呢，是吗？”

[12] 亚历山大，埃及北部港口城市。

[13] 山鲁佐德：《一千零一夜》故事的叙述者苏丹新娘的名字，她以一夜复一夜给苏丹讲述有趣的故事而免于一死。

尽管克朗肖说的话，商贩一句也听不懂，他却笑得越发巴结，像个魔术师似的拿出一只檀香木盒。

“不，还是给我们看看东方织造的名贵织品吧，”克朗肖说，“因为我想用来说明一个道理，给我的故事增添几分趣味。”

东方人展开一幅红黄相间的桌布，上面的图案粗俗丑陋，古怪难看。

“三十五个法郎。”他说。

“哟，大叔，这块料子既不是出于撒马尔罕[14]的织工之手，也不是布哈拉[15]的染坊上的色。”

[14] 撒马尔罕，乌兹别克斯坦东部城市。

[15] 布哈拉，乌兹别克斯坦西部城市。

“二十五个法郎。”商贩谄媚地笑着说。

“它的产地是在穷边绝域，甚至可能是我的家乡伯明翰[16]的产品。”

[16] 伯明翰，英国英格兰中部城市。

“十五个法郎。”蓄着黑胡子的贩子奴颜婢膝地说。

“给我走吧，我的老弟，”克朗肖说，“但愿野驴在你姥姥的坟头撒尿！”

东方人收起脸上的笑容，夹着他的货物，不动声色地朝另一张餐桌走去。克朗肖转过脸来望着菲利普。

“你去过克吕尼博物馆[17]吗？在那儿你可以看到色调最为典雅的波斯地毯，图案复杂，绚烂多彩，真令人赏心悦目，惊叹不已，从中你可以看到东方的神秘玄妙和感官之美，看到哈菲兹[18]的玫瑰和欧玛尔[19]的酒杯。实际上，不久你还会看到更多的东西。刚才你问到究竟什么是人生的意义。去瞧瞧那些波斯地毯吧，总有一天你自己会找到答案的。”

[17] 克吕尼博物馆，位于巴黎的拉丁区，实际系由两幢并排的建筑组成：建于公元1到3世纪的吕泰斯高卢与古罗马式公共浴池和建于15世纪末的克吕尼修士院。1843年，国家在此成立中世纪博物馆，藏品很大一部分来自热爱中世纪文化与艺术的亚历山大·杜索默拉尔。

[18] 哈菲兹（1325—1390），波斯诗人。

[19] 欧玛尔，即欧玛尔·海亚姆，见前第141页注①。

“你在故弄玄虚。”菲利普说。

“我喝醉了。”克朗肖回答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