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罗米尔卧病在床，但是他的灵魂一直在等待伟大的那一天。一想到那样的一天即将来临，一方面他感到有种抽象的幸福，而另一方面却也感到了具体的烦恼。因为雅罗米尔绝对无法想象和一个女人睡觉在一切细节上究竟意味着什么；他只知道这会要求有所准备，要求技巧和知识；他知道在肉体之爱的鬼脸下隐藏着怀孕的幽灵，他还知道（这一点是他们同学间谈了又谈的话题）可以事先有所准备防止危险的发生。在荒蛮时代男人（就像骑士在战前穿上铠甲一样）会在他们的爱之脚上套上透明的丝袜。从理论上雅罗米尔已经具备相当丰富的知识了。但是从哪里弄这种袜子呢？他不好意思到药店去买！而且他究竟应该怎么做才能够不露声色地套上它呢？袜子在他看来十分可笑，他可不能忍受姑娘知道它的存在！可以在家里事先套好吗？还是等到在姑娘面前脱光的时候再套？

这些问题都没有答案。雅罗米尔没有任何可供试验（练习）的袜子，但是他决定无论如何都要搞到一些进行练习。他觉得速度和灵活在这方面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不可能不通过练习就获得技巧。

但是别的事情也一样折磨着他：做·爱究竟意味着什么？那时人会有怎样一种感觉？身体会有怎样的感觉？快·感真的会让人尖叫无法控制自己吗？可是尖叫不会显得可笑吗？而这事究竟会持续多长时间？啊，上帝，着手于这样的事情可以不进行任何准备吗？

一直到那时为止，雅罗米尔从来没有手淫过。他觉得这是一件很猥琐的事情，任何一个真正的男人都应当避免；他觉得自己是要投入伟大的爱情的，而不是手淫。只是，不进行一番准备又如何进入伟大的爱情呢？雅罗米尔知道手淫正是这个不可或缺的准备，于是终止了自己原则性的敌意：它不再是肉体之爱的代用品，而是为了达到肉体之爱所必须经过的阶段；它不再是招认自己空虚，而是为了达到丰富所必须铭刻的尺度。

于是他头一次（此时他正发着三十八度二的高烧）对这爱的行动进行了模仿，令他感到惊奇的是，这个过程很短，也没有快·活得大叫起来。他感到既失望又放心：他在后来的几天内重复了好几遍这试验，没有学到什么新东西；但是他告诉自己，他已经经受了充分的锻炼，可以毫无畏惧地迎战他所爱的姑娘了。

他在床上已经躺了三天，喉咙上敷着药，可是这天一大早，外婆就冲进他的房间，对他说：“雅罗米尔！楼下一片混乱！”

“发生什么事情了？”他问道。外婆解释说楼下姨妈一家听广播里讲发生了革命。雅罗米尔跳起来，跑进隔壁的房间，打开收音机，听到了克莱门特·哥特瓦尔德[11]的声音。

[11] Klement Gottwald（1896-1953），捷克前共产党总统。

他很快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因为这几天（虽然正如我们解释的那样，他此时此刻有更重要的心事）他也听说几个非共产党员部长威胁政府的共产党总统哥特瓦尔德，让他自己提交辞呈。而现在他听到的正是哥特瓦尔德在老市政府的广场上向集会群众揭露那些要将共产党驱逐出政府的叛徒，说他们要阻止人民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继续前进；哥特瓦尔德号召人民强迫那些部长辞职，并在全国各地建立起共产党领导下的新的革命政权组织。

老旧的收音机里，哥特瓦尔德的声音和群众的喧闹声混杂在一起，彻底点燃了雅罗米尔心头的火焰，令他兴奋不已。他穿着睡衣，脖子上缠着毛巾，在外婆的房间里高声喊道：“终于到来了！这一切必须到来！终于！”

外婆根本无法判断雅罗米尔的热情是否合理。“你真的觉得好吗？”她焦虑地问道。“是的，外婆，很好，这一切非常好！”他抱了抱外婆；然后他开始神经质地在房里走来走去；他觉得聚集在布拉格老广场的群众在向上天宣告这一天的来临，而这样的一天，在漫长的世纪之路上势必像一颗星星一样闪着耀眼的光辉；他很气愤，因为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日子里，他竟然和外婆一起待在家里，而不是在广场上和群众在一起。但是他还没能想清楚这个问题门就开了，姨父闪了进来，怒气冲冲，满脸通红，高声嚷道：“你们听见了吗？恶棍！这些恶棍！这简直是纳粹暴乱！”

雅罗米尔看着他平素就很讨厌的姨父——他也同样讨厌姨妈和自命不凡的表哥——告诉自己战胜他的时刻到来了。他们正好面对面地站着：姨父的背后是门，而雅罗米尔的背后是收音机，他觉得自己就通过这种方式和成千上万的人民群众紧密相连，于是此时他和姨父的对话就像是成千上万的人与一个人的对话：“这不是暴乱，这是革命，”他说。

“让你和你的革命见鬼去吧，”姨父说，“有军队、警察，还有超越市场的强大政权在身后，革命当然容易了。”

听到姨父充满自信、仿佛跟一个大笨蛋在说话的声音，雅罗米尔不禁怒火中烧：“军队和警察正是为了阻止一小撮混蛋像以前那样地压迫人民。”

“小傻瓜，”姨父说，“共产党已经占据了大部分的政权，他们现在发动暴乱正是为了将所有的政权占为己有。我早就知道你只能是个小蠢货。”

“我，我也早知道你只能是个剥削分子，工人阶级迟早有一天要扭断你的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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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罗米尔是在恼羞成怒的情况下说这话的，总之可以说是未经思考的；但是我们有必要在这里停一下：他刚才用的是我们经常能在共产党的报纸杂志上看到或是从共产党演讲家的嘴里听到的话，一直到此时为止，他都讨厌这样的话，就像他讨厌所有一成不变的话一样。他以前总认为自己首先是个诗人，因此，尽管是在发表革命的演说，他也不愿丢弃自己的语言。而现在他却说：工人阶级迟早有一天要扭断你的脖子。

是的，这是一件奇怪的事情：在极其激动的时刻（因此也是个人自发的反应，并且那个自我真实地表露出来的时刻），雅罗米尔选择和别人一样做个平庸的人。他不仅仅是这样做了，而且从中得到了极度的满足；他觉得自己从属于那个具有成千上万脑袋的人群，成为正在行进着的千头龙的一个脑袋，他觉得这一切很伟大。他突然觉得自己充满了力量，能够公开地嘲笑面前的这个男人，而这个男人，就在昨天，他在其面前还羞怯得面红耳赤。如果说他之所以快乐是因为这句话（工人阶级迟早有一天要扭断你的脖子）有一种粗暴的简单，也正是因为这句话将他纳入了那些成千上万尤其简单的人所组成的队伍，这些人嘲笑细微的差别，他们所有智慧的精华都在于这蛮横无理的简单。

雅罗米尔（穿着睡衣，脖子上缠着毛巾）站着，两腿分开，背后的收音机刚刚传出一阵巨大的掌声，他觉得这轰鸣进入了他的身体，让他变得伟大，于是他面对姨父站着，仿佛一棵不可撼动的大树，一块朗朗发笑的岩石。

而姨父，那个把伏尔泰当成伏特发明者的姨父走近他，扇了他一记耳光。

雅罗米尔感到脸颊上火辣辣地疼。他知道自己受了侮辱，而正因为他觉得自己像一棵大树或一块岩石一般伟大（身后的收音机里成千上万的声音仍旧在回响着），他真想冲向姨父，也扇他一记耳光。但是由于他需要时间反应，他的姨父已经转半个圈离开了。

雅罗米尔叫道：“我一定要还给他！混蛋！我一定要还给他！”他说着向门口走去。但是外婆抓住了他睡衣的袖子，求他安静下来，于是雅罗米尔只好重复着混蛋，混蛋，混蛋。他重新躺回床上，那张一小时以前他才抛弃了想象中情人的床。他无法再去想她。他一门心思想的只是他姨父，那记耳光，不停地责备自己，反复地对自己说他没能像个真正的男人那样立即做出反应；他如此苦涩地责备着自己，竟至哭了起来，愤怒的眼泪浸湿了枕头。

傍晚，妈妈回来了，她惊惧地说她办公室的领导已经被辞退了，说他是个受人尊敬的人，她还说所有非党员都害怕自己会被捕。

雅罗米尔在床上撑起身子，开始满怀激情地加入讨论。他向妈妈解释说现在所发生的是革命，而革命只会持续很短的时间，在这期间应当借助暴力，这正是为了加速一个新社会的来临，在新社会里，暴力将被彻底禁止。妈妈只好表示理解。

妈妈也是满怀激情地投入了讨论，但雅罗米尔最终还是在反驳她的意见。他说由富人来统治这个社会是愚蠢的，就像现在这个由企业家和商人组成的社会，他巧妙地提醒妈妈，在她自己的家庭里，她正是这些人的牺牲者；他提醒她，她的姐姐是多么盛气凌人，她的姐夫又是多么缺乏教养。

她被震撼了，雅罗米尔很高兴看到自己论证的成功；他觉得自己已经对几个小时前的那记耳光有所报复；但是一想到耳光，他重新感到了愤怒，他说：“你知道的，妈妈，我也想加入共产党。”

他在母亲的目光中读到了反对，但是仍然用肯定的语气坚持着；他说他很惭愧没能早些加入共产党，说惟一阻碍他的，正是他从小长大的这个环境，是这个环境将他与他早就应该加入的组织分隔开来。

“你也许对在这里出生，对我是你的母亲感到很遗憾？”

妈妈说这话的时候，一副被冒犯的样子，雅罗米尔立即解释说她误解了；说在他看来妈妈实际上根本与她的姐姐姐夫完全不同，和富人的世界完全不同。

但是妈妈对他说：“如果你爱我，就别这样做！你知道你姨父让我的日子变得多么痛苦。如果你加入共产党，一切就更加难以忍受。理智些，我求求你了。”

这泪流满面的悲伤让雅罗米尔的喉咙一阵阵发紧。他不仅没把刚才挨的那记耳光还给姨父，现在他又挨了第二记。他把脸转向另一边，听凭妈妈走出房间。接着他又开始哭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