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雁落人亡牛疯狂 狂言妄语即文章 · 1
接下来的事儿,是我继续叙说呢还是由你来说?我征询着大头儿的意见。他眯缝着眼睛,似乎在看我,但我知道他的心思根本不在我的脸上。他从我的烟盒里抽出一支烟,放在鼻下嗅着,噘着嘴,不言语,仿佛在思考什么重大问题。我说,你小小年纪,可不能染上这恶习。如果你五岁就学会吸烟,到你五十岁的时候,那还不得吸火药?他没理我的话茬儿,头歪着,耳轮微微颤抖,似乎在谛听什么。我说,我就不说了吧,都是我们亲身经历过的事情,没啥好说的了。他说,不,你既然开了头,就得结尾。我说不知道从何处说起了。他翻翻白眼,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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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市,拣热闹的说。”
我在集市上观看过许多场游斗,每次都兴致勃勃,心中充满快乐。
在集市上,看到了那位与我爹有交情的陈县长被游街示众,他头皮刮得乌青——后来他在回忆录里写,刮成光头是为了防止那些红卫兵们揪他的头发——腰上套着一具用纸壳糊成的驴,在锣鼓声中,他节拍分明地奔跑着,舞蹈着,脸上挂着白痴般的笑容。他这样子,与正月里扮耍的民间艺人十分相似。因为他曾在大炼钢铁期间骑着我家的黑驴到处视察,当时就有人给他起了一个“驴县长”的绰号。“文化大革命”一起,红卫兵们为了增加游斗走资派的娱乐性和可视性,吸引更多的观众,就把民间艺人家的纸驴给他骑上了。许多老干部写回忆录,回忆到“文化大革命”时,总是写得血泪斑斑,把“文革”期间的中国描绘成了比希特勒的集中营还要恐怖的人间地狱,但我们这位县长却用幽默而又生动的笔调,写了他“文革”初期的遭遇。他说他骑着纸驴,在全县的十八个集市被游斗,把身体锻炼得无比结实,原来的高血压、失眠等毛病全都不治而愈。他说他一听到锣鼓点就兴奋,腿脚就颤抖,就像那头黑驴见到母驴就弹蹄喷鼻。结合着他的回忆录,回忆当年他套着纸驴舞蹈的情景,我就明白了他脸上为什么有那痴痴的笑容。他说他只要一踏着锣鼓点,搬弄着纸壳驴舞蹈起来,就感到自己渐渐地变成了一头驴,变成了全县唯一的单干户蓝脸家的那匹黑驴,于是他的心思就飘飘荡荡,悠悠忽忽,似乎生活在现实,又恍惚进入了美妙的幻景。他感到自己的双脚分杈成了四蹄,屁股后生出了尾巴,胸脯之上与纸毛驴的头颈融为一体,就像希腊神话中那些半人半马的神,于是他也就体会到了做一匹驴的快乐和痛苦。“文革”期间的集市,并没有多少商品交易,集市上熙熙攘攘的人群,大都是来看热闹的。已经是初冬时节,人们多半穿上了棉袄,也有一些年轻人为了俏丽穿着单衣。人们的胳膊上都套着一个红色的袖标。穿着黄色或是蓝色的军便装单衣的年轻人,胳膊上套上红色袖标显得格外神气,是增色添彩,但那些穿着黑色的、油垢发亮的破棉袄的老人,胳膊上套上红袖标就显得不伦不类。一个卖鸡的老太太,倒提着一只鸡,站在供销社门口,胳膊上也戴着一个红袖标。有人问她:大娘,您也入了红卫兵?她噘噘嘴,说:闹红嘛,哪能不入?——您老是哪一派的?是“井冈山”的,还是“金猴奋起”的?——去你娘的,别对我说这些没用的,要买鸡就买,不买滚你娘的蛋!
宣传车开过来了,是辆从朝鲜战场上淘汰下来的苏制嘎斯51大卡车,久经风吹雨打日晒,原先草绿色的油漆已经黯淡,车头顶盖焊上一个铁架子,铁架子上捆扎着四个大功率的高音喇叭,车后厢里固定着一台汽油发电机,车厢两边站着两排穿着仿制军装的红卫兵,都是一只手把着车厢边缘,一只手攥着《毛主席语录》。他们的脸通红,也许是冻的,也许是被革命的激情所燃烧。其中一个女的,眼睛有些斜视,嘴角上翘,充满笑意。大喇叭发出震天动地的声响,使一个年轻的农妇受惊流产,使一头猪受惊头撞土墙而昏厥,还使许多只正在草窝里产卵的母鸡惊飞起来,还使许多狗狂吠不止,累哑了喉咙。先是放《东方红》,然后停止。听到了发电机的轰鸣和喇叭里发出的尖厉声响,然后便有一个清脆的女声响起。这时我攀上了一棵老树,看到了在车厢正中,摆放着一张桌子,两把椅子,桌上放着一台机器和一个用红布包裹着的麦克风,椅子上端正坐着一个头扎小辫的姑娘,还有一个留着分头的青年。姑娘我不认识,那男青年是到我们村搞过“四清”运动的“大叫驴”小常!后来我才知道,小常已经分配到县剧团,并造反当了“金猴奋起”的司令员。我在树上大声喊叫着:小常!小常!大叫驴!但我的声音被喇叭里的高音淹没了。
那个姑娘对着麦克风喊叫,喇叭把她的声音扩大得震耳欲聋,整个高密东北乡都听到了这样的话:走资派陈光第,这个混进党内的驴贩子,反对大跃进,反对三面红旗,与高密东北乡顽固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单干户蓝脸结拜兄弟,充当单干户的保护伞。陈光第不但思想反动,而且道德败坏,多次与一头母驴通奸,致使那头母驴怀孕,生下了一个人头驴身的怪胎!
好啊!人群中爆发了一阵欢呼。车上的红卫兵在“大叫驴”的率领下喊起了口号:打倒驴头县长陈光第!——打倒驴头县长陈光第!!——打倒奸驴犯陈光第!——打倒奸驴犯陈光第!!“大叫驴”的嗓门,经过高音喇叭的放大,成了声音的灾难,一群正在高空中飞翔的大雁,像石头一样噼里啪啦地掉下来。大雁肉味清香,营养丰富,是难得的佳肴,在人民普遍营养不良的年代,天上掉下大雁,看似福从天降,实是祸事降临。集上的人疯了,拥拥挤挤,尖声嘶叫着,比一群饿疯了的狗还可怕。最先抢到大雁的人,心中大概会狂喜,但他手中的大雁随即被无数只手扯住。雁毛脱落,绒毛飞起,雁翅被撕裂了,雁腿落到一个人手里,雁头连着一段脖子被一个人撕去,并被高高举到头顶,滴沥着鲜血。许多人按着前边人的肩膀和头顶,像猎犬一样往上蹿跳着。有的人被踩倒了,有的人被挤扁了,有的人的肚子被踩破了,有的人尖声哭叫着,娘啊,娘啊……哎哟,救命啊……集市上的人浓缩成几十个黑压压的团体,翻滚不止,叫苦连天,与喇叭的啸叫混杂在一起,哎哟我的头啊……这场混乱,变成了混战,变成了武斗。事后统计,被踩死的人有十七名,被挤伤的人不计其数。
有的死者被亲属们抬走,有的拖到屠宰组门前等待认领,有的伤者被亲属们送到医院或是送回家中,有的自己往路边爬,有的一瘸一拐地往自己要去的地方走,有的趴在地上大声哭泣。这是高密东北乡在“文化大革命”中第一次死人,后来虽有真正的、计划周密的武斗,砖头瓦片满天飞,刀枪棍棒一齐舞,但伤亡人数都没有这次多。
我在大树上,非常安全。我在大树上,居高临下,目睹了事件的全部过程,看清楚了每一个细节。我看到那些大雁是如何坠落下来又怎样被人们野蛮分解。我看到在这个事件过程中那些贪婪的、疯狂的、惊愕的、痛苦的、狰狞的表情,我听到了那些嘈杂的、凄厉的、狂喜的声音,我嗅到了那些血腥的、酸臭的气味,我感受到了寒冷的气流和灼热的气浪,我联想到了传说中的战争。尽管“文革”后编写的县志把雁从天落解释为大雁得了禽流感,但我始终不渝地认为大雁是被高音喇叭强烈而尖锐的声音震下来的。
骚乱平息之后,游街继续进行。经历了这场突发事件的人们,行为拘谨了一些,原先万头攒动的集市上闪开了一条灰白的道路,道路上有一摊摊的血迹和踩得稀烂的雁尸。风过处,腥气洋溢,雁羽翻滚。那个卖鸡的老妇人,用红袖标擦拭着鼻涕眼泪在街上蹒跚、哭叫:我的鸡啊,我的鸡……你们这些遭枪子儿的强盗,还我的鸡啊……
嘎斯51大卡车停在牲口市和木头市交界处,那些红卫兵多数下了车,神情倦怠地坐在一堆散发着松脂香气的木头上。公社食堂里那个脸上有麻子的炊事员宋师傅,挑着两桶绿豆汤前来慰问县城里来的红卫兵小将,桶里冒着热气,绿豆汤的香味儿四溢。
宋麻子把一碗汤捧到汽车前,高举过头顶,请车上的司令“大叫驴”和那个担任播音员的女红卫兵喝。司令不理睬他,对着话筒,怒气冲冲地喊:把牛鬼蛇神押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