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事儿，是我继续叙说呢还是由你来说？我征询着大头儿的意见。他眯缝着眼睛，似乎在看我，但我知道他的心思根本不在我的脸上。他从我的烟盒里抽出一支烟，放在鼻下嗅着，噘着嘴，不言语，仿佛在思考什么重大问题。我说，你小小年纪，可不能染上这恶习。如果你五岁就学会吸烟，到你五十岁的时候，那还不得吸火药？他没理我的话茬儿，头歪着，耳轮微微颤抖，似乎在谛听什么。我说，我就不说了吧，都是我们亲身经历过的事情，没啥好说的了。他说，不，你既然开了头，就得结尾。我说不知道从何处说起了。他翻翻白眼，道：

“集市，拣热闹的说。”

我在集市上观看过许多场游斗，每次都兴致勃勃，心中充满快乐。

在集市上，看到了那位与我爹有交情的陈县长被游街示众，他头皮刮得乌青——后来他在回忆录里写，刮成光头是为了防止那些红卫兵们揪他的头发——腰上套着一具用纸壳糊成的驴，在锣鼓声中，他节拍分明地奔跑着，舞蹈着，脸上挂着白痴般的笑容。他这样子，与正月里扮耍的民间艺人十分相似。因为他曾在大炼钢铁期间骑着我家的黑驴到处视察，当时就有人给他起了一个“驴县长”的绰号。“文化大革命”一起，红卫兵们为了增加游斗走资派的娱乐性和可视性，吸引更多的观众，就把民间艺人家的纸驴给他骑上了。许多老干部写回忆录，回忆到“文化大革命”时，总是写得血泪斑斑，把“文革”期间的中国描绘成了比希特勒的集中营还要恐怖的人间地狱，但我们这位县长却用幽默而又生动的笔调，写了他“文革”初期的遭遇。他说他骑着纸驴，在全县的十八个集市被游斗，把身体锻炼得无比结实，原来的高血压、失眠等毛病全都不治而愈。他说他一听到锣鼓点就兴奋，腿脚就颤抖，就像那头黑驴见到母驴就弹蹄喷鼻。结合着他的回忆录，回忆当年他套着纸驴舞蹈的情景，我就明白了他脸上为什么有那痴痴的笑容。他说他只要一踏着锣鼓点，搬弄着纸壳驴舞蹈起来，就感到自己渐渐地变成了一头驴，变成了全县唯一的单干户蓝脸家的那匹黑驴，于是他的心思就飘飘荡荡，悠悠忽忽，似乎生活在现实，又恍惚进入了美妙的幻景。他感到自己的双脚分杈成了四蹄，屁股后生出了尾巴，胸脯之上与纸毛驴的头颈融为一体，就像希腊神话中那些半人半马的神，于是他也就体会到了做一匹驴的快乐和痛苦。“文革”期间的集市，并没有多少商品交易，集市上熙熙攘攘的人群，大都是来看热闹的。已经是初冬时节，人们多半穿上了棉袄，也有一些年轻人为了俏丽穿着单衣。人们的胳膊上都套着一个红色的袖标。穿着黄色或是蓝色的军便装单衣的年轻人，胳膊上套上红色袖标显得格外神气，是增色添彩，但那些穿着黑色的、油垢发亮的破棉袄的老人，胳膊上套上红袖标就显得不伦不类。一个卖鸡的老太太，倒提着一只鸡，站在供销社门口，胳膊上也戴着一个红袖标。有人问她：大娘，您也入了红卫兵？她噘噘嘴，说：闹红嘛，哪能不入？——您老是哪一派的？是“井冈山”的，还是“金猴奋起”的？——去你娘的，别对我说这些没用的，要买鸡就买，不买滚你娘的蛋！

宣传车开过来了，是辆从朝鲜战场上淘汰下来的苏制嘎斯51大卡车，久经风吹雨打日晒，原先草绿色的油漆已经黯淡，车头顶盖焊上一个铁架子，铁架子上捆扎着四个大功率的高音喇叭，车后厢里固定着一台汽油发电机，车厢两边站着两排穿着仿制军装的红卫兵，都是一只手把着车厢边缘，一只手攥着《毛主席语录》。他们的脸通红，也许是冻的，也许是被革命的激情所燃烧。其中一个女的，眼睛有些斜视，嘴角上翘，充满笑意。大喇叭发出震天动地的声响，使一个年轻的农妇受惊流产，使一头猪受惊头撞土墙而昏厥，还使许多只正在草窝里产卵的母鸡惊飞起来，还使许多狗狂吠不止，累哑了喉咙。先是放《东方红》，然后停止。听到了发电机的轰鸣和喇叭里发出的尖厉声响，然后便有一个清脆的女声响起。这时我攀上了一棵老树，看到了在车厢正中，摆放着一张桌子，两把椅子，桌上放着一台机器和一个用红布包裹着的麦克风，椅子上端正坐着一个头扎小辫的姑娘，还有一个留着分头的青年。姑娘我不认识，那男青年是到我们村搞过“四清”运动的“大叫驴”小常！后来我才知道，小常已经分配到县剧团，并造反当了“金猴奋起”的司令员。我在树上大声喊叫着：小常！小常！大叫驴！但我的声音被喇叭里的高音淹没了。

那个姑娘对着麦克风喊叫，喇叭把她的声音扩大得震耳欲聋，整个高密东北乡都听到了这样的话：走资派陈光第，这个混进党内的驴贩子，反对大跃进，反对三面红旗，与高密东北乡顽固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单干户蓝脸结拜兄弟，充当单干户的保护伞。陈光第不但思想反动，而且道德败坏，多次与一头母驴通奸，致使那头母驴怀孕，生下了一个人头驴身的怪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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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啊！人群中爆发了一阵欢呼。车上的红卫兵在“大叫驴”的率领下喊起了口号：打倒驴头县长陈光第！——打倒驴头县长陈光第！！——打倒奸驴犯陈光第！——打倒奸驴犯陈光第！！“大叫驴”的嗓门，经过高音喇叭的放大，成了声音的灾难，一群正在高空中飞翔的大雁，像石头一样噼里啪啦地掉下来。大雁肉味清香，营养丰富，是难得的佳肴，在人民普遍营养不良的年代，天上掉下大雁，看似福从天降，实是祸事降临。集上的人疯了，拥拥挤挤，尖声嘶叫着，比一群饿疯了的狗还可怕。最先抢到大雁的人，心中大概会狂喜，但他手中的大雁随即被无数只手扯住。雁毛脱落，绒毛飞起，雁翅被撕裂了，雁腿落到一个人手里，雁头连着一段脖子被一个人撕去，并被高高举到头顶，滴沥着鲜血。许多人按着前边人的肩膀和头顶，像猎犬一样往上蹿跳着。有的人被踩倒了，有的人被挤扁了，有的人的肚子被踩破了，有的人尖声哭叫着，娘啊，娘啊……哎哟，救命啊……集市上的人浓缩成几十个黑压压的团体，翻滚不止，叫苦连天，与喇叭的啸叫混杂在一起，哎哟我的头啊……这场混乱，变成了混战，变成了武斗。事后统计，被踩死的人有十七名，被挤伤的人不计其数。

有的死者被亲属们抬走，有的拖到屠宰组门前等待认领，有的伤者被亲属们送到医院或是送回家中，有的自己往路边爬，有的一瘸一拐地往自己要去的地方走，有的趴在地上大声哭泣。这是高密东北乡在“文化大革命”中第一次死人，后来虽有真正的、计划周密的武斗，砖头瓦片满天飞，刀枪棍棒一齐舞，但伤亡人数都没有这次多。

我在大树上，非常安全。我在大树上，居高临下，目睹了事件的全部过程，看清楚了每一个细节。我看到那些大雁是如何坠落下来又怎样被人们野蛮分解。我看到在这个事件过程中那些贪婪的、疯狂的、惊愕的、痛苦的、狰狞的表情，我听到了那些嘈杂的、凄厉的、狂喜的声音，我嗅到了那些血腥的、酸臭的气味，我感受到了寒冷的气流和灼热的气浪，我联想到了传说中的战争。尽管“文革”后编写的县志把雁从天落解释为大雁得了禽流感，但我始终不渝地认为大雁是被高音喇叭强烈而尖锐的声音震下来的。

骚乱平息之后，游街继续进行。经历了这场突发事件的人们，行为拘谨了一些，原先万头攒动的集市上闪开了一条灰白的道路，道路上有一摊摊的血迹和踩得稀烂的雁尸。风过处，腥气洋溢，雁羽翻滚。那个卖鸡的老妇人，用红袖标擦拭着鼻涕眼泪在街上蹒跚、哭叫：我的鸡啊，我的鸡……你们这些遭枪子儿的强盗，还我的鸡啊……

嘎斯51大卡车停在牲口市和木头市交界处，那些红卫兵多数下了车，神情倦怠地坐在一堆散发着松脂香气的木头上。公社食堂里那个脸上有麻子的炊事员宋师傅，挑着两桶绿豆汤前来慰问县城里来的红卫兵小将，桶里冒着热气，绿豆汤的香味儿四溢。

宋麻子把一碗汤捧到汽车前，高举过头顶，请车上的司令“大叫驴”和那个担任播音员的女红卫兵喝。司令不理睬他，对着话筒，怒气冲冲地喊：把牛鬼蛇神押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