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月如梭，光阴似箭”，我在这荒无人烟的沙洲上充当猪王不觉已是第五个年头。

起初，我试图在沙洲上推行一夫一妻制，我原想这体现了人类文明的改革会引起一片欢呼，但没想到却遭到了强烈的反对。不但母猪们反对，连那些分明占便宜的公猪，竟然也嘟嘟哝哝地表示不满。为此我困惑不解，去向刁小三问疑，它趴在我们特意为它搭建的能够遮风挡雨的草棚里，冷冷地说：

“你可以不当王，但当了王就必须按规矩办事。”

我只好默认这残酷无情的丛林规矩，闭着眼，想象着小花猪，想象着蝴蝶迷，想象着一匹形象模糊的母驴，甚至想象着几个更加模糊的女人的影子，与那些母野猪胡乱地交配。能逃脱尽量逃脱，能偷工减料尽量地偷工减料，但就是这样，几年下来，沙洲上也多出了几十只五彩斑斓的杂种，它们有的毛色金黄，有的毛色青黑，有的身上布满斑点，如同那些经常在你们的电视广告里露面的斑点狗。这帮杂种大致还保持着野猪的身体特征，但智慧明显地比它们的母亲高了一个层次。随着这批杂种的长大，我已经无法完成如此繁重的交配。每到母猪的发情期我便与它们玩起蒸发游戏。猪王不在，欲火中烧的母猪们只好降格以求。于是，几乎所有的公猪都得到了交配的机会。出生的后代更加形形色色：有的如羊，有的似狗，有的像猞猁，最可怕的是，有一头杂种母猪，竟然生出了一只鼻子长长、仿佛小象的怪物。

1981年4月，正是杏花盛开、母猪发情的时期，我从大河分汊处游到了南岸。河水上层温暖，下层冰凉。在上层温水与下层凉水的交汇处，有一群群的洄游鱼类溯流而上，它们那种为了返回母河、不怕艰难险阻、不畏流血牺牲、勇往直前的精神让我深受震动，我伫立浅滩，看着它们努力摆动尾鳍、奋勇前行的灰白色身影，沉思良久。

往年里玩蒸发，从没离开过沙洲。沙洲上草木繁茂、在东南部还有一道隆起的沙岭，沙岭上生长着数万株碗口粗的马尾松树，松树下生长着茂密的灌木，要找个藏身之地，实在是易如抬爪。但今年，我突发奇想——其实也不是奇想而是一种迫切的内心需要，我感到我必须回一趟杏园猪场，回一趟西门屯，仿佛是要去赴一个多年前就确定了的、不容更改的约会。

。落。霞。读。书。🍒- l u o x i a d u s h u . c o m -

与母猪小花结伴逃离猪场算来已将近四年，但即便是蒙上眼睛我也可以回到杏园猪场，因为暖洋洋的西风里有杏花的香气，因为那里毕竟是我的故乡。我沿着河堤顶部那条虽然狭窄但十分平坦的道路西行。河堤的南边是广阔的原野，河堤的北边是连绵起伏的红柳丛。河堤两边的斜坡上，生长着枯瘦的紫穗槐，紫穗槐上爬满疯狂的瓜蒌藤蔓，藤蔓上白花簇簇，散发着类似丁香的沉闷香气。

月亮当然很好，但与我对你重墨浓彩地描绘过的那两个月亮相比，这一晚上的月亮高高在上，显得有点心不在焉。它不再降低高度、变化颜色陪伴我，追逐我，而像一个坐在高辕的马车上、头上戴着插满羽毛的帽子、脸上罩着洁白的面纱、匆匆赶路的贵妇。

到达蓝脸那一亩六分顽固土地时，我立住了追赶着月亮匆匆西行的蹄爪。我向南看，看到蓝脸土地两侧西门屯大队的土地里，栽满叶片肥大的桑树，桑树下，有几个借着月亮采桑的女人。这情景让我心中一动，我知道毛泽东之后的农村，已经发生了变化。蓝脸的土地上，种植的依然是麦子，依然是那古老的品种。两侧土地里的桑树发达的根系显然霸去了他土地的营养，起码有四垄麦子受到了明显的影响：低矮纤弱，麦穗瘦小如苍蝇。这很可能又是洪泰岳整治蓝脸的阴招，看你单干户如何抵挡。我看到，月亮下，桑树旁，一条人影在晃荡。他深挖沟，光脊梁，誓与人民公社争短长。他在自家土地与生产大队的桑树间，挖出了一条窄而深的沟，许多黄色的桑根被他用锋利的铁锹斩断。这件事，似乎非同寻常。在自家土地上挖沟，原本无可厚非，但斩断生产队的树根，又有破坏集体财产之嫌。我遥远地看着老蓝脸黑熊般笨拙的身体和莽撞的动作，心中一时茫然。如果等两边的桑树长成参天大树，单干户蓝脸的土地就会成为不毛之地。很快我就知道，我的判断全是错误。此时，生产大队已经土崩瓦解，人民公社已经名存实亡。农村改革已进入分田到户阶段。蓝脸土地两侧的土地，已经分到了个人名下，植桑还是种粮，完全由个人做主。

我的腿把我带到杏园猪场，杏树犹在，但猪舍已经荡然无存。虽然没有了标志物，但我一眼就看见了那棵歪脖子老杏树。杏树的周围，立起了一圈保护的木栅栏，栅栏上钉着一块牌子，牌子上写着“朱丝金杏”。看到这牌子我就想起了刁小三的热血浇灌这杏树根的情景。没有它的血，杏子里就不会有血丝；没有它的血，这棵树上的杏子就不会成为果中珍品，每年都被县政府高价收购。而且，我后来还知道，这棵树上的杏子，使代替洪泰岳担任了大队党支部书记的金龙，与县里、市里的领导建立了亲密关系，为他后来的发达富贵铺平了道路。我当然也看到了那棵曾把树杈垂到我的圈舍里的老杏树，尽管我的圈舍已经不存在。当年我趴着睡觉或者想入非非的地方，现在种植着落花生。我猛地站立起来，前爪扶住那两条我当年几乎每天都扶的树杈。这动作，让我分明地感受到，我的身体比当年庞大了，笨重了，由于长期不做人立状，这一技巧，也明显地生疏了。总之，这天晚上，我在杏园里徘徊游荡，故地重游，心中不时涌起怀旧情绪，而这种情绪，说明我已经进入了中年。是的，作为一头猪，可以说我已经饱经沧桑。

我发现，当年的两排供饲养员工作和居住的房屋，已经改成了养蚕房。我看到养蚕房里电灯明亮，知道国家的电流通到了西门屯。我看到在那层层叠叠的蚕架前，白发苍苍的西门白氏在弯腰工作。她端着用剥了皮的红柳枝条编成的畚箕，畚箕里盛着肥厚的桑叶。她将桑叶撒向白花花的蚕床，立刻便有细雨般的声音响起。我看到你们结婚的洞房也改成了蚕房，这说明，你们此时都已经有了新的住处。

我沿着屯中那条拓宽了一倍并铺敷了沥青路面的道路西行。街道两边那些低矮的泥墙草屋不见了，一排排同样高度、同样宽度、整齐划一的红瓦房出现了。在路北边一座二层小楼前的一片空地上，大约有一百余人，多半是老婆孩子，围着一台二十一英寸的日本产松下牌电视机，观看一部电视连续剧《大西洋底来的人》。那是一个手指和脚趾间生有蹼膜的英俊青年的神奇故事。他能够像鲨鱼一样在水中优雅地游泳。我看到西门屯的老婆孩子聚精会神地盯着那小小荧屏，并不时地发出“啧啧”的感叹声。电视机安放在一张紫红色的方凳上。方凳安放在一张方桌上。方桌旁坐着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头，胳膊上套着一个红色的、写着“治安”字样的袖标，双手拄着一根细长的木棍，面对着观众，目光犀利，仿佛一个监考的老教师。我当时不知道他是谁——

“伍方，富农伍元的大哥，原国民党第五十四军军部电台上校台长，1947年被俘，解放后以历史反革命罪被判无期徒刑，发配大西北劳改，不久前被释放回家，因年老失去劳动能力，家中又无亲属照顾，享受‘五保户’待遇，并每月从县民政部门领取十五元生活补助……”我插言道。

连续几天来大头儿的讲述犹如开闸之水滔滔不绝，他叙述中的事件，似真似幻，使我半梦半醒，跟随着他，时而下地狱，时而入水府，晕头转向，眼花缭乱，偶有一点自己的想法但立即又被他的语言缠住，犹如被水草缠住手足，我已经成为他的叙述的俘虏，为了不当俘虏，我终于抓住一个机会，讲说这伍方的来龙去脉，使故事向现实靠拢。大头儿愤怒地跳上桌子，用穿着小皮鞋的脚跺着桌面。住嘴！他从开裆裤里掏出那根好像生来就没有包皮的、与他的年龄显然不相称的粗大而丑陋的鸡巴，对着我喷洒。他的尿里有一股浓烈的维生素B的香气，尿液射进我的嘴，呛得我连连咳嗽，我感到刚刚有些清醒的头脑又蒙了。你闭嘴，听我说，还不到你说话的时候，有你说话的时候。他的神情既像童稚又像历经沧桑的老人。他让我想到了《西游记》中的小妖红孩儿——那小子嘴巴一努，便有烈焰喷出——又让我想起了《封神演义》中大闹龙宫的少年英雄哪吒——那小子脚踩风火轮，手持点金枪，肩膀一晃，便生出三个头颅六条胳膊——我还想到了金庸的《天龙八部》中的那个九十多岁了还面如少年的天山童佬，那小老太太的双脚一跺，就蹦到参天大树的顶梢上，像鸟一样地吹口哨。我还想到我的朋友莫言的小说《养猪记》中那头神通广大的公猪——

老子就是那头猪——大头婴儿回到他的座位上，气势汹汹但又颇为得意地说。我后来当然知道那老头儿是富农伍元的哥哥伍方，我还知道已经接任了大队党支部书记的金龙安排他在大队办公室看守电话并负责每天晚上把全屯唯一的那台彩色电视机搬出来供社员们观看。我还知道退休的洪泰岳对此事甚为不满，找到金龙理论。洪泰岳披着褂子，趿着鞋子，有几分落魄江湖的样子——据说他自从卸任党支部书记后就是这模样。当然不是他自愿交班让贤，是公社党委以年龄为由逼他卸任。此时的公社党委书记是谁？是庞虎的女儿庞抗美，全县最年轻的党委书记，一颗灿烂的政治新星。我们后边还有许多讲到她的机会。据说洪泰岳沾着八分酒到了大队部——就是眼前这栋新盖的二层小楼——负责看门的伍方对着他点头哈腰，好像伪保长见到了日本军官。他用鼻子轻蔑地哼了几声，昂首挺胸进了楼，据说他指着坐在楼下大门口那个忠于职守的看门人的光秃秃的头顶，怒斥金龙：

“爷们儿，你这是严重的政治错误！那是个什么人？国民党的上校台长，本该枪毙他二十次，留他一条狗命，就是宽大处理。可是你，竟然让他享受‘五保’，你的阶级立场，站到哪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