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路小跑，躲进我的房间里。

那个班主任语文老师病了，对外宣称是被我们气的。胆囊结石，胆管结石，要住院做手术。我和张国栋认为是她的诗才太盛，但是表达能力太差，郁积在胸，变成了胆囊结石和胆管结石。张国栋还说，语文老师做完手术，应该把取出来的结石留着，可能有法力的，磨成粉冲服，能治心烦。我说，还是把结石粉倒进一瓶鸵鸟墨水里，钢笔灌了这种墨水，下笔就是《梦游天姥吟留别》。

代课的语文老师是个男的，和数学老师一样，有个硕大的脑袋。他的大脑袋总让我想到学校对面的“步云轩”。

步云轩号称是家古董店。西汉的铜雀，东汉王莽的“一刀平五千”，女人的景泰蓝镯子，包金戒指，劣等的青田石，八毛钱一张的宣纸，泥猫泥狗，仿郑板桥的竹子，情人卡，贺年卡，冲洗相片，公用电话……什么都有，仿佛代课语文老师的大脑袋。店主是个精瘦老头，留山羊胡子，张国栋说他有仙气，刘京伟说他是傻逼。店主喜欢张国栋，有一次偷偷送给张国栋一个岫玉环，说是明朝的，粗糙但是有古意。他跟张国栋说，行房的时候，套在根部，高·潮迭起。店主重复了几遍“高·潮迭起”。张国栋问，什么是行房？为什么要高·潮迭起？后来张国栋拍电影，管广泛存在于北京的、像步云轩店主这样的人叫北京的文化沉淀。

代课语文老师仗着他的大脑袋，精通中国文人的传统绝技：牢骚与胡说八道。比如讲到中国知识分子，一定会讲自己当右派时受的迫害，说他曾一度想自杀，跳到河里喝了两口水，觉得不好受，想了想，又上了岸。比如讲贺敬之的《回延安》，至少要讲当时青年去延安，主要目的是逃婚。比如讲公子重耳时，至少要讲重耳的板肋与重瞳，板肋就是排骨中间没肉，连成一块。重瞳就是一只眼睛里有两个瞳仁，天生的四眼，很吓人。如果讲台下的女学生们听得入迷，双手托腮，腮帮子白里透红，语文老师还要讲起重耳像女人珍视她们乳··房一样珍视他的板肋，时常抚摸。他逃亡的时候，有个国君趁他洗澡的时候偷看了一眼他的板肋，重耳隐忍退让，当时什么也没说，等得势当上晋国国君之后，找了个借口把那个国君干掉了。

代课语文老师在文革当中受过迫害，腰被打出了毛病，讲课的时候，得坐着。可是讲得兴起的时候，也会站起来，把黑板擦往讲台上清脆地一拍。

“今天讲贺敬之的《回延安》以及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我对八百里秦川有一种莫名的向往，去年找个机会去了一趟。真跟电影里演的似的：一条黄土路，一个汉子赶了辆驴车，一条腿盘在车辕上，另一条腿在车边逛荡着。车后边歪着他的婆姨，红袄绿裤，怀里一个娃，吮着娘的奶不松口……陕西和山西的农民兄弟在外表上很难分，但我有个诀窍：陕西的手巾把儿朝后系，山西的手巾把儿朝前系。”

从窗户吹过来的风已经略带一些热力了，窗外的树叶也仿佛吸饱了春天的雨水，在阳光下泛出油油的绿意来了。代课语文老师的嘴还在不停地动着，仿佛在满足自身的一种生理需要。他的嘴丰腴而红润，保养得很好。还有眼镜，很厚，侧着光看去，一圈圈的，仿佛二筒，“奶罩”。我想。

我真的有点累了，在我的感觉中，我可以听见语文老师说出的每一个字，可每一个字落进我耳朵都成了一个词：“睡觉。”

我几乎要完全闭上的眼睛里只有身边的朱裳，一条深蓝的仔裤，一件淡粉的夹克。头发是昨晚或今早刚洗的吧？束头发的布带子系得很低，布带以上的头发散散地覆了半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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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算是她陪着我睡了一觉儿吧。”我这么想着，安心地闭上眼睛。

眼睛再被铃声逼得睁开，已经是课间了，教室一片混乱。

爱念书的几个人像往常一样，屁股和椅子紧紧地吸着，复习上课记的笔记：“陕西，手巾板儿朝后。山西，朝前……”

鼻孔黑黑的男生对着同桌的眉眼傻笑：摊儿上新来了一批水洗布的裤子，裤形不错，想不想一同去看看？

几个臭小子绕着桌椅游走玩耍，互相拍打对方的身体以示友好：又过了一节课，你是否感觉幸福？

另外几个人躲在角落里淫荡地笑着，一定是把教导主任编进了新近流行的黄色笑话，教导主任也不知是上辈子做了什么孽，这辈子落在这帮对解析几何、柏拉图和《肉蒲团》一样精熟的学生嘴里。

“困了？”朱裳冲我使劲儿睁着的眼睛一笑。

“饿了。”

“还有一节课就可以吃饭了。”

“猪食。”

“别自己骂自己呀。”

“食堂的饭，人吃不进去，猪吃了长肉，不是猪食是什么？”我忽然一个冲动，想请朱裳去吃小馆，喝几杯小酒，却生生把嘴边的话咽进去了。仿佛嘴里有口痰，却找不到地方吐，只好含在嘴里，等痰的咸味变淡再生生吞进肚子里。“还立志当采花大盗呢？扯淡。”我暗暗骂了自己一句。

“不过下节是数学课，你如果好好听讲，或许会没食欲的，也许就不饿了。”

“你说要是哥伦布有个数学老师，他能发现新大陆吗？不能细听，听多了许多欲·望都会没的。不仅食欲，兴许连春梦都没得做了呢。”

“臭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