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厄大夫正这样浮想联翩，忽听有客人来访。来访者约瑟夫·格朗，这名市政府职员虽然工作庞杂，仍然定期被委派到统计处协管户籍。统计死亡人口，自然也就成了他的分内之事。他生性乐于助人，答应把统计结果抄一份，亲自送到里厄家中。

大夫瞧见格朗同他的邻居科塔尔走进来。这名职员手上挥动着一张纸。

“数字增加了，大夫，”格朗宣称，“四十八小时里，死了十一人。”

里厄跟科塔尔打了招呼，问他感觉如何。格朗解释说，科塔尔执意要向大夫表示谢意，同时也深表歉意，给大夫添了这么多麻烦。不过，里厄在注意看统计表了。

“好吧，”里厄说道，“也许应该下个决心，叫出这种疾病的名称了。迄今为止，我们总是原地踏步。我要去化验室，你们跟我一起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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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呀，对呀，”格朗跟在大夫身后，边下楼边说道，“是什么东西，就该叫什么名称。那么，这种病的名称是什么呢？”

“我还不能告诉您，况且，您知道了也没好处。”

“您瞧，”职员微笑道，“说出来还真不那么容易。”

一行三人朝阅兵场走去。科塔尔一直默默无语。街上的行人多起来。我们这地方，黄昏来去匆匆，在落下的夜幕前步步退后，晚星初现，跃上还相当明亮的天际。片刻之后，街道上路灯点亮，映衬出一片幽暗的天空，而谈话的声音也似乎提高了声调。

“请原谅，”到了阅兵场的街口，格朗便说道，“我得去乘有轨电车了。晚上的时间，对我是神圣的。正如我家乡那里常说的：‘今天的事绝不要推到明天……’”

里厄已经注意到格朗，这个出生在蒙特利马 [11] 的人，有一种喜欢引用家乡俗谚的癖好，随后再续上毫无出处的陈词滥调，就像什么“梦幻的时刻”，“仙境一般的照明”。

[11] 蒙特利马（Montélimar），法国东南部德龙省城市，坐落在罗讷河河谷地区，是法国的水果之乡。

“嗯！真的，”科塔尔也说道，“晚饭后，就休想把他从家里拉出来。”

里厄问格朗是否为市政府工作。格朗回答说不是，他是为自己干活。

“哦！”里厄又随口问了一句，“有进展吗？”

“已经干了好几年，当然有进展，尽管从另一个意义上讲，进展不算很大。”

“简单说吧，究竟是什么事？”里厄停下脚步问道。

格朗嘴里呜噜呜噜说着，同时正了正他两只大耳朵上的圆帽。里厄十分模糊地听出来，事关个性发展的问题。不待里厄反应过来，职员已经离开他们，重又上行，沿着榕树下的马恩林荫大道小碎步快速走了。他们二人走到化验室门口，科塔尔对大夫说他很想去见格朗，当面向他讨教。里厄正搜索衣兜找那张统计表，就约他去诊所，随即又改变主意，说他明天要去他们的街区，傍晚可以过去看他。

同科塔尔分手时，大夫发觉他心里还想着格朗，想象格朗遭遇鼠疫，当然不是眼下这场肯定不会太严重的鼠疫，而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鼠疫。“他这种类型的人，哪怕遭逢那种大瘟疫，也能幸免于难。”记得他读过的书上有记载，鼠疫往往绕过体质弱的人，摧毁身体强壮者。大夫再往下想，就觉得这个职员的样子有点神秘兮兮的。

初看起来，格朗的行为举止，跟市政府小职员的确毫无二致。细高个头，总挑选过分肥大的衣服，穿在身上晃里晃荡，幻想他这样会穿得长久些。如果说他那下排牙齿大多还幸存的话，上排牙齿却已掉得精光。他微笑时，主要是上嘴唇翻起来，嘴里从而出现黑洞。他这样一副尊容，再加上修道院修士的走路姿态，善于溜墙根，悄悄进门，还有一股酒窖味和烟味，浑身上下猥猥琐琐，一看便知，想象不出他会在别的什么职位，只能坐在办公桌前，专心核对城里浴室的税收，或者为年轻的文秘收集资料，以便起草报告规定清除生活垃圾的新收费标准。即使在毫无偏见的人看来，他天生就是这块料，只配临时在市政府干些辅助工作，在平庸而又不可或缺的岗位上，每天挣六十二法郎三十生丁。

他在就业登记表上，“专长”一栏里也确实是这样填写的。二十二年前，他获得了学士学位，没有经费深造，便接受了这个工作，据他说，上司给了他希望，很快就能“正式任职”，只需考核一段时间，看看他处理本城行政管理中各种棘手问题的能力。后来，又有人向他保证，他肯定能升为文秘，过上富裕生活。当然，约瑟夫·格朗工作的动力并不是雄心大志，他用苦笑来保证这是实情。不过，靠正当的方式来保证自己的物质生活，又有可能做自己喜爱的事情而问心无愧，这种前景足令他心仪神往。如果说当初，他接受了推荐给他的这份工作，那也是有拿得出手的理由，可以说是忠于一种理想。

这种临时的状态已持续多年，生活费用涨得厉害，而格朗的工资，虽经过几次普调，仍然很微薄。他向里厄抱怨过，但似乎没人予以理会。这里正表现出格朗的独特之处，至少显示他的一个特征。其实，他本可以提出主张，即使不要求他没有把握的权利，至少要求兑现向他做出过的保证。可是，首先，当初聘用他的办公室主任早已作古。其次，他这个职员眼下也想不起来，当时对他的许诺的确切说法。最后，也是最主要的一点，就是约瑟夫·格朗找不到合适的话来表达。

正是这一特点，把我们这位同胞描绘得活灵活现，里厄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也正是碍于措辞，他才一直酝酿而写不出申诉书，也没有顺应情况走走门路。按照他的说法，他尤其觉得不能使用“权利”二字，这是他硬气不起来的，也不能使用“许诺”二字，这可能意味他是要讨债，从而带有胆大妄为的色彩，同他卑微的职位不相称。另一方面，他又不肯使用“照顾”“请求”“感激”一类的字眼，认为这有失他个人的尊严。我们这位同胞找不到恰当的词语，就这样继续履行他这默默无闻的职务，直到有了一把年纪了。况且，同样按照他对里厄大夫所讲的，他在实际当中发觉，他的物质生活有了保证，不管怎样，只要量入为出就能凑合过去。因此，他承认市长爱讲的一句话很正确：本城那位当市长的大企业家高调宣称，归根结底（他特别强调这个词，因其负载着这种论断的全部分量），从未见过饿死一个人。不管怎么说，约瑟夫·格朗所过的近乎苦行僧式的生活，归根结底，也确实让他彻底摆脱了这类忧虑。他得以继续斟酌他的词语。

在一定意义上，他的生活完全可以称为楷模。无论在本城还是其他地方，像他这样总有勇气保持美好情感的人，真可谓凤毛麟角。他流露出来的少许内在的东西，就的确表明如今大家不敢承认的善意和忠诚。他承认爱自己的侄儿和姐姐，丝毫也不脸红，姐姐是他在世的唯一亲人，每两年他要回法国探望一次。他承认一想起年幼时丧失的双亲，就伤感不已。他也不讳言尤其喜爱所住街区的一口钟，每天傍晚五点就回荡着悠扬的钟声。然而，要想表达如此简单的激情，随便一个词，他都得绞尽脑汁考虑。这种表达的障碍，最终成为他的最大心病。“噢！大夫，”他说道，“我多么希望学会表达啊。”每次遇见里厄，他都要这样重复一遍。

这天傍晚，大夫目送这个职员离去时，突然明白了格朗想要表达的意思：他必是在写一本书，或者类似的东西。里厄终于来到了化验室，至此这个念头才让他放下心来。他知道这种感觉颇为荒谬，但他就是无法相信，在一座连普通公务员都有可称道的癖好的城市，鼠疫不可能真的蔓延开来。准确来说，他还想象不出在鼠疫猖獗的地方，这些癖好能占据什么位置，因此他判断，鼠疫在我们的同胞之间，没有流行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