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 六
里厄大夫正这样浮想联翩,忽听有客人来访。来访者约瑟夫·格朗,这名市政府职员虽然工作庞杂,仍然定期被委派到统计处协管户籍。统计死亡人口,自然也就成了他的分内之事。他生性乐于助人,答应把统计结果抄一份,亲自送到里厄家中。
大夫瞧见格朗同他的邻居科塔尔走进来。这名职员手上挥动着一张纸。
“数字增加了,大夫,”格朗宣称,“四十八小时里,死了十一人。”
里厄跟科塔尔打了招呼,问他感觉如何。格朗解释说,科塔尔执意要向大夫表示谢意,同时也深表歉意,给大夫添了这么多麻烦。不过,里厄在注意看统计表了。
“好吧,”里厄说道,“也许应该下个决心,叫出这种疾病的名称了。迄今为止,我们总是原地踏步。我要去化验室,你们跟我一起走吧。”
“对呀,对呀,”格朗跟在大夫身后,边下楼边说道,“是什么东西,就该叫什么名称。那么,这种病的名称是什么呢?”
“我还不能告诉您,况且,您知道了也没好处。”
“您瞧,”职员微笑道,“说出来还真不那么容易。”
一行三人朝阅兵场走去。科塔尔一直默默无语。街上的行人多起来。我们这地方,黄昏来去匆匆,在落下的夜幕前步步退后,晚星初现,跃上还相当明亮的天际。片刻之后,街道上路灯点亮,映衬出一片幽暗的天空,而谈话的声音也似乎提高了声调。
“请原谅,”到了阅兵场的街口,格朗便说道,“我得去乘有轨电车了。晚上的时间,对我是神圣的。正如我家乡那里常说的:‘今天的事绝不要推到明天……’”
里厄已经注意到格朗,这个出生在蒙特利马 [11] 的人,有一种喜欢引用家乡俗谚的癖好,随后再续上毫无出处的陈词滥调,就像什么“梦幻的时刻”,“仙境一般的照明”。
[11] 蒙特利马(Montélimar),法国东南部德龙省城市,坐落在罗讷河河谷地区,是法国的水果之乡。
“嗯!真的,”科塔尔也说道,“晚饭后,就休想把他从家里拉出来。”
里厄问格朗是否为市政府工作。格朗回答说不是,他是为自己干活。
“哦!”里厄又随口问了一句,“有进展吗?”
“已经干了好几年,当然有进展,尽管从另一个意义上讲,进展不算很大。”
“简单说吧,究竟是什么事?”里厄停下脚步问道。
格朗嘴里呜噜呜噜说着,同时正了正他两只大耳朵上的圆帽。里厄十分模糊地听出来,事关个性发展的问题。不待里厄反应过来,职员已经离开他们,重又上行,沿着榕树下的马恩林荫大道小碎步快速走了。他们二人走到化验室门口,科塔尔对大夫说他很想去见格朗,当面向他讨教。里厄正搜索衣兜找那张统计表,就约他去诊所,随即又改变主意,说他明天要去他们的街区,傍晚可以过去看他。
同科塔尔分手时,大夫发觉他心里还想着格朗,想象格朗遭遇鼠疫,当然不是眼下这场肯定不会太严重的鼠疫,而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鼠疫。“他这种类型的人,哪怕遭逢那种大瘟疫,也能幸免于难。”记得他读过的书上有记载,鼠疫往往绕过体质弱的人,摧毁身体强壮者。大夫再往下想,就觉得这个职员的样子有点神秘兮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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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看起来,格朗的行为举止,跟市政府小职员的确毫无二致。细高个头,总挑选过分肥大的衣服,穿在身上晃里晃荡,幻想他这样会穿得长久些。如果说他那下排牙齿大多还幸存的话,上排牙齿却已掉得精光。他微笑时,主要是上嘴唇翻起来,嘴里从而出现黑洞。他这样一副尊容,再加上修道院修士的走路姿态,善于溜墙根,悄悄进门,还有一股酒窖味和烟味,浑身上下猥猥琐琐,一看便知,想象不出他会在别的什么职位,只能坐在办公桌前,专心核对城里浴室的税收,或者为年轻的文秘收集资料,以便起草报告规定清除生活垃圾的新收费标准。即使在毫无偏见的人看来,他天生就是这块料,只配临时在市政府干些辅助工作,在平庸而又不可或缺的岗位上,每天挣六十二法郎三十生丁。
他在就业登记表上,“专长”一栏里也确实是这样填写的。二十二年前,他获得了学士学位,没有经费深造,便接受了这个工作,据他说,上司给了他希望,很快就能“正式任职”,只需考核一段时间,看看他处理本城行政管理中各种棘手问题的能力。后来,又有人向他保证,他肯定能升为文秘,过上富裕生活。当然,约瑟夫·格朗工作的动力并不是雄心大志,他用苦笑来保证这是实情。不过,靠正当的方式来保证自己的物质生活,又有可能做自己喜爱的事情而问心无愧,这种前景足令他心仪神往。如果说当初,他接受了推荐给他的这份工作,那也是有拿得出手的理由,可以说是忠于一种理想。
这种临时的状态已持续多年,生活费用涨得厉害,而格朗的工资,虽经过几次普调,仍然很微薄。他向里厄抱怨过,但似乎没人予以理会。这里正表现出格朗的独特之处,至少显示他的一个特征。其实,他本可以提出主张,即使不要求他没有把握的权利,至少要求兑现向他做出过的保证。可是,首先,当初聘用他的办公室主任早已作古。其次,他这个职员眼下也想不起来,当时对他的许诺的确切说法。最后,也是最主要的一点,就是约瑟夫·格朗找不到合适的话来表达。
正是这一特点,把我们这位同胞描绘得活灵活现,里厄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也正是碍于措辞,他才一直酝酿而写不出申诉书,也没有顺应情况走走门路。按照他的说法,他尤其觉得不能使用“权利”二字,这是他硬气不起来的,也不能使用“许诺”二字,这可能意味他是要讨债,从而带有胆大妄为的色彩,同他卑微的职位不相称。另一方面,他又不肯使用“照顾”“请求”“感激”一类的字眼,认为这有失他个人的尊严。我们这位同胞找不到恰当的词语,就这样继续履行他这默默无闻的职务,直到有了一把年纪了。况且,同样按照他对里厄大夫所讲的,他在实际当中发觉,他的物质生活有了保证,不管怎样,只要量入为出就能凑合过去。因此,他承认市长爱讲的一句话很正确:本城那位当市长的大企业家高调宣称,归根结底(他特别强调这个词,因其负载着这种论断的全部分量),从未见过饿死一个人。不管怎么说,约瑟夫·格朗所过的近乎苦行僧式的生活,归根结底,也确实让他彻底摆脱了这类忧虑。他得以继续斟酌他的词语。
在一定意义上,他的生活完全可以称为楷模。无论在本城还是其他地方,像他这样总有勇气保持美好情感的人,真可谓凤毛麟角。他流露出来的少许内在的东西,就的确表明如今大家不敢承认的善意和忠诚。他承认爱自己的侄儿和姐姐,丝毫也不脸红,姐姐是他在世的唯一亲人,每两年他要回法国探望一次。他承认一想起年幼时丧失的双亲,就伤感不已。他也不讳言尤其喜爱所住街区的一口钟,每天傍晚五点就回荡着悠扬的钟声。然而,要想表达如此简单的激情,随便一个词,他都得绞尽脑汁考虑。这种表达的障碍,最终成为他的最大心病。“噢!大夫,”他说道,“我多么希望学会表达啊。”每次遇见里厄,他都要这样重复一遍。
这天傍晚,大夫目送这个职员离去时,突然明白了格朗想要表达的意思:他必是在写一本书,或者类似的东西。里厄终于来到了化验室,至此这个念头才让他放下心来。他知道这种感觉颇为荒谬,但他就是无法相信,在一座连普通公务员都有可称道的癖好的城市,鼠疫不可能真的蔓延开来。准确来说,他还想象不出在鼠疫猖獗的地方,这些癖好能占据什么位置,因此他判断,鼠疫在我们的同胞之间,没有流行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