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他假装不去注意这两个生客，一心和柜台那儿喝酒的一伙三位酒客攀谈。

“怎么样，雅克(5)？”三人当中的一个问德发日先生。“洒了的酒都吞下去了吗？”

(5) 14世纪法国农民暴动时，贵族称农民领袖为雅克·博诺姆，从此雅克成为对农民的习惯称呼。此处为法国大革命时期革命者互称的暗号。

“一滴不剩，雅克。”德发日先生回答。

等到这样互称教名完毕，德发日太太用牙签剔着牙，轻轻干咳了一声，又微微挑了挑眉毛。

“这些可怜虫，”三人当中的另一个对德发日先生说，“除了黑面包和死之外，还真不常尝到酒味儿或别的什么味呢。是吧，雅克？”

“是这么回事，雅克。”德发日先生答道。

在这样第二次互称教名的时候，德发日太太仍然泰然自若地摆弄着牙签，轻轻干咳了一声，又微微挑了挑眉毛。

这三人当中的最后一个放下空酒杯，咂着嘴唇，这时才开言说道。

“唉！越来越糟。这些可怜的东西嘴里尝的总是苦味儿，他们过的总是苦日子，雅克。我说的对吧，雅克？”

“说得对，雅克。”德发日先生这样回答。

这第三次互称教名刚完，德发日太太就把牙签放在一边，眉毛一直挑起，在座位上窸窣作响。

“行了！没错！”她丈夫咕噜了一句。“先生们，这是我太太。”

这三个酒客对着德发日太太摘下帽子，摇晃了三下。她一低头，很快向他们扫了一眼，答谢他们的致意。随后她小心谨慎地环视了一下酒铺，带着一种不慌不忙的神气拿起毛线活，聚精会神地织起来。

“先生们，”她丈夫说，他的眼睛一直留神地瞅着她那边，“日安，我出去那阵儿你们正在打听的，说想看看并且订下的那个单人带家具房间就在六楼，楼梯口正对着这里紧靠左面的小院，”他用手指了指，“离我这所房子的窗户很近。可是我这会儿想起来了，你们有一个人到过那儿，他能带路。先生们，再见！”

他们付了酒钱，离开了这地方。那位年长的先生从他那个角落里走上前来，请求赏光跟他说句话。这时候，德发日先生一直看着他那位织毛线活的太太的脸色。

“遵命，先生，”德发日先生说，然后一声不响地随同他走到门口。

他们的交谈十分简短，但是十分干脆。差不多刚听到第一个字，德发日先生便吃了一惊，然后就变得十分专注。没过多一会儿，他就点点头，走了出去。于是那位先生就招呼那位年轻小姐，随后他们也出去了。德发日太太飞快地织起毛线活来，不再挑眉毛，也什么都不看了。

加维斯·劳瑞先生和马奈特小姐就这样从酒铺里出来，在楼梯口那里赶上了德发日先生，就在刚才他指给他那一伙人的地方。这门口开在一个臭烘烘、黑魆魆的小院里，是住了好多人的一大堆房子的公用总通道。通向灰暗的铺砖楼梯的灰暗铺砖过道里，德发日先生对他过去主人的孩子单腿跪下，把她的手放在唇边(6)。这本是一个温文的动作，但却做得一点也不温文。顷刻之间，他身上起了一种非常明显的变化。他脸上已没有一点温和善良的样子，也没有任何一点坦白直率的痕迹，而变成了一个心怀隐秘、怒气冲冲的危险人物。

(6) 这是当时卑者对尊者行的礼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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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层很高，上起来有点儿费劲，开始最好慢点儿。”他们开始上楼梯的时候，德发日先生这样对劳瑞先生厉声说。

“他独自一人吗？”劳瑞先生悄声问。

“一个人呗！让上帝保佑那个竟然会跟他在一起的人吧！”这一位用同样低的声音说。

“那么，他总是独自一人了？”

“嗯。”

“是出于他本人的心愿吗？”

“是出于他本人的需要。因为我头一次看见他的时候他就是这样，那时候他们找到我，问我是不是愿意冒着风险，小心在意地把他带走——他那时候什么样，现在还是什么样。”

“他大变样了吗？”

“变了！”

酒铺老板站住了，用手捶了捶墙，咕噜出一句很厉害的脏话。任何直接的回答都不可能有这话的一半那么厉害。劳瑞先生和他的两个同伴越上越高，他的心情也越来越沉重了。

这种楼梯，连同它那些附加设备，在巴黎那些较为古老拥挤的地区，现在得算是够坏的了；而在那个时代，对于尚未见惯也未僵化的感官来说，则确是糟糕透了。家家户户都住在一幢像个奇臭无比的大窝似的高楼里，这就是说，那些单间房或单元房的门都直通一个总楼梯——他们除了把一部分垃圾从自家窗口倒下去之外，还在自家门口堆着垃圾。大股腐臭就这样不断产生，无法控制，无法根除，即使穷困和赤贫没有把它们那看不见嗅不到的肮脏和它混在一起，这种腐臭也足以污染空气了；而这两股不洁的源泉合到一起，则简直令人难以忍受。这条路就是穿过这样一种空气，沿着肮脏有害、又陡又暗的阶梯向前伸延。加维斯·劳瑞先生不禁越来越心烦意乱，他那位年轻的同伴不禁越来越紧张激动，因此只得站住休息了两次。每次都是停在一扇格子窗旁边。这种窗户可真令人伤心，任何一点剩下没变味的好空气似乎都经过这里逃之夭夭了，而所有腐败变质、令人作呕的湿气却似乎都经过这里缓缓爬进。透过那些生锈的铁栅杆，不用眼看，光凭气味就可以感到附近一带杂乱无章。在比圣母院两个高塔楼尖顶更近、更低的范围之内，毫无健康饱满的生机或是朝气蓬勃的希望。

楼梯顶层好不容易才到了，他们第三次停了下来。要到那间阁楼，还得爬一段更陡更窄的楼梯。这位酒铺老板，一直是稍稍走在前边一点儿，而且总是走在劳瑞先生走的那一边，仿佛他唯恐这位年轻小姐问他什么问题，到了这里，他转身仔细摸索着搭在肩膀上的衣服口袋，拿出一把钥匙。

“这么说门是锁着的了，我的朋友？”劳瑞先生惊诧地问道。

“嗳，就是。”这就是德发日先生冷冰冰的答话。

“你是不是觉得必须把这位不幸的先生这样幽禁起来？”

“我觉得必须拿钥匙开锁。”德发日先生凑近他的耳边，使劲皱着眉头轻声说。

“为什么？”

“为什么！因为他给锁着过了那么长的年月，所以要是他的门开着，他会吓着——乱喊乱叫——把自己撕扯得一塌糊涂——一命呜呼——还有什么我也说不上的灾难。”

“这怎么可能！”劳瑞先生惊呼。

“这怎么可能？”德发日沉痛地重说了一句。“可能。我们既然生活在这样美好的一个世界上，这就有可能，还有很多别的这类事情也有可能，并且不但可能，还发生了——发生了，懂吧！——就在那青天白日之下，每天都有。魔鬼万岁。咱们还是接着走吧。”

这一席对话是用那么低的耳语说的，所以一个字也没有传进那位年轻小姐的耳朵里。但到了这时候，她激动得那样厉害，浑身战抖不已，脸上显得那么急切焦虑，尤其是那样畏惧惊恐，因此劳瑞先生觉得，他义不容辞地要说一两句话来使她宽心。

“鼓起勇气来，亲爱的小姐，鼓起勇气来！办业务！最糟糕的一会儿就过去了；只不过跨过屋门就是了，然后最糟糕的一下就过去了。随后，你给他带来的一切好处，你给他带来的一切解脱，一切幸福，就开始了。让咱们这儿的这位朋友在那边帮助你。这就好了，德发日老兄。来吧，赶快。这是办业务，办业务！”

他们慢慢地、轻轻地往上走。这一截楼梯很短，他们很快就到了顶上。因为那地方有个急转弯，他们一眼就看见了三个人，他们低着头，紧紧凑在门旁，透过墙缝或窟窿，目不转睛地往这扇门后的屋子里边看。这三个人听到脚步声到了跟前，就转过身，站直了，这才让人看出来，他们就是在酒铺喝过酒，叫同一个名字的那三个。

“你们出人意料地来访，让我把他们忘了，”德发日先生解释道。

“躲开我们，好小子们，我们在这儿办业务。”

这三个悄悄躲开，不声不响地下去了。

这层楼看来没有其他门，等到就剩下他们的时候，酒铺老板径直走向这扇门，劳瑞先生微带愠怒，轻声问他：

“你把马奈特先生当作一件展览品了？”

“我是用你刚才看到的这种方式展览，只给经过选择的少数人看。”

“这样合适吗？”

“我觉得这样合适。”

“这少数人是什么人？你怎么样选择他们？”

“真正的人，和我叫一个名字的人——我叫雅克——看一看对他们可能有好处。够了，够了，你是英国人，可那是另一码事儿，请你们在那儿等一小会儿。”

他打了一个手势，告诫他们留在后面，然后弯下腰，透过墙上的裂缝往里看。他很快又抬起头来，在门上拍了两三下——很显然这只是要弄出声音而没有其他意图。也是为了同样的目的，他把钥匙在门上划了三四次，才笨手笨脚地把它插到钥匙孔里，尽可能使劲地转动。

门在他手下慢慢朝里打开了，他看着屋里，说了句什么话，一句微弱的声音回答了句什么话。彼此说的都不超过一个字。

他回过脸来，示意他们进去。劳瑞先生用他的胳臂牢牢搂着这个女儿的腰，支撑着她，因为他发觉她正在往下倒。

“办业务，办业务，”他催促着，却有并非出于办业务的某种潮乎乎的东西在他脸颊上晶莹闪亮。“进来，进来！”

“我怕，”她哆哆嗦嗦地答道。

“怕？怕什么？”

“我是指怕他，怕我父亲。”

她既然是这个样子，给他们引路的人又在招呼他们，劳瑞先生就给逼得无可奈何了。于是他把在他肩膀上哆哆嗦嗦的那只胳臂拉过来，搂住他的脖子，再把她稍稍提起来一点儿，催她走进屋去。他一进门口就把她放下来，她紧靠着他，他扶着她。

德发日抽出钥匙，关上门，在里面把门锁上，又抽出钥匙，拿在手上。他有条不紊地做完这些事；还尽可能同时弄出响得刺耳的声音。最后，他小心迈着步子走到屋子那一头有窗户的地方。他停在那儿，转过身来。

这间阁楼，是当作存放木柴之类东西的贮藏室建造的，又黑又暗。

因为那个屋顶窗式样的窗户，实际上是开在房顶上的一个门，上面装了一个小吊车，好从街上往里面吊东西。上面没安玻璃，分两扇在中间关着，就像法国建筑上所有其他门一样(7)。为了御寒，这门有一半关得紧紧的，另一半只开了小小的一道缝。光线由于这样一种情形进来得很少，所以刚走进来的时候，很难看清什么东西；而不管是谁，只有长期待在里面习以为常了，才能养成在这种晦暗不明的条件下从事要求精致细微的工作的习惯。然而，这样的工作还是正在这间阁楼里做着；因为一个白发苍苍的人背对着门，脸朝着酒铺老板站在那儿看他的那个窗户，坐在一个小板凳上，正在匆匆忙忙埋头做鞋。

(7) 法国式建筑多为双扇门；英国式为单扇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