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天就要考人体解剖了，白先生说最后给大家进行一个小时的答疑。平时所有旷课睡觉、逃课泡妞的人都来了，班上有人勤快有人懒，但是谁也不傻。解剖室里少有的热闹，三十几个人散坐着，八、九个被割得零落的尸体在解剖车上横躺着，两具人体骨骼在教室前面硬戳着，白先生被围在中间，被烟熏黄了的手指夹着粉笔，感觉被重视、被期待、被渴望，一脸幸福状。考试前的老师就像初·夜前的一村之花，在破身之前，所有乡亲都有观察圆房的动力，个头小的，还会回家搬个板凳。初·夜之后，姑娘即使光着屁股在街上跑，都不一定有人看。白先生现在略带矜持地幸福着，像极了期待着在几个小时之后被破去女儿之身的姑娘，他身旁的两具人体骨骼仿佛都受他的感染，咧嘴笑着。

“你们问吧。”白先生说道。

“不是您讲吗？”厚朴插话。

“学校规定，不许考试前划重点，出提纲。你们有问题就问，没问题就回去，早点洗洗，睡吧。”

“我有问题，明天考什么呀？”杜仲老远坐在门口，但是提问的时候，一屋子回响，那两具骨架子震得直晃悠。

“这不是问题。”白先生给自己点了支烟。

“有问号呀？”

我同意白先生的观点。好些问题不是问题，是较劲儿。比如高更那幅画的题目：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什么？我们向何处去？那是热带大面包果吃撑了、大奶姑娘睡多了的人和自己较劲儿。爱因斯坦反复告诫热血青年，千千万万不要想什么终极问题，想想就会把自己绕进去。

“好，我给你答案。明天考上课讲过的。”

“讲过的都考呀？太多了。”

“谁也没期望你全对呀？”

“什么不考呀？比如生殖系统？我们高中生物也学，但是都是男女分开讲的，而且就第十二章生殖系统没有实验，从来不考。”

“我一定会考的。咱们生殖系统可是仔细讲了的。分到男尸的同学和分到女尸的同学，讲课的时候，让你们交换看过的。过去封建，妇科大夫上手术台，打开肚子，所有内生殖器官都能看，随便摸。但是平时检查的时候，所有外生殖器都不能看，打死都不能看。那个蒙昧落后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白先生说到动情，手臂禁不住一挥，顺便掸了掸烟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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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蒙昧时代远远没有过去，在几年以后，我们学习妇产科，在门诊见习，没有任何一个女病人希望被我们检查。威望最高的老女教授拿自己当诱饵，“不让我的学生看你，也别想让我看你。”并且苦口婆心，“我们医院是教学医院，必须承担教学任务。如果我们的学生毕业后连大嫂和小丫头都分不清，将来如何为人民服务呢？十几年后，几十年后，我死了，你们找谁看病呢？你们的闺女找谁看病呢？”但是女病人就是不买帐，进诊室一见我们四个全都一米八零以上的男生，扭头就跑。最后老教授只能让我们四个躲在屏风后面，没有信号，不许说话不许动，好像邱少云。等老教授安顿女病人脱了鞋、脱了裤子、在病床上仰面躺下、两腿蜷起岔开呈截石位后，一个手势，我们从屏风后面陆续钻出来，一个，两个，三个，四个。那个女病人狂叫一声，仿佛看见了世界上最恐怖的事情，拎了裤子就蹿了出去，鞋和皮包是几个小时以后回来取的。

白先生是个很有激情的人，讲话动情时，眼底火花迸发。我完全可以想象，白先生年轻的时候多么招姑娘喜欢。第一节课讲解剖概论，白先生上蹿下跳，用古希腊文在黑板上写下阿波罗神殿中的神谕：认识自己。用英文背诵莎士比亚关于人的颂歌。问我们，人的拉丁文学名是什么。班上一个叫车前子的韩国留学生当时坐在我旁边，满怀崇敬地仰望着白先生，小声问我：“白先生是不是一个伟大的科学家？”我说我也给你讲个关于莎士比亚的故事吧，一个老红军，参加革命之后，先后跟了陈独秀、张国焘、林彪。运气不好，又没文化，不识字，所以一生不得志，一生未娶。老红军作风正派，不奸不嫖，所以临死前，几十年，除去自渎，还是童男。老红军临死前，老泪纵横，死不瞑目，大声疾呼：“莎士比亚！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周围的老战友，老部下都糊涂了，老红军没文化，不识字，怎么念念不忘莎士比亚呢？只有旁边一个小护士是老红军的同乡，听懂了，一个人偷着乐，告诉老红军周围的人，老红军说的是家乡土话：“啥是逼呀？啥是逼呀？啥是逼呀？”车前子理解之后对我说：“秋水，你不是好人。你是个淫秽的人。你是个低级趣味的人。”然后问我：“你是不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

白先生掸完烟灰继续说：“这次考试，生殖系统一定是重点，我不想你们将来露怯。文革之后，咱们医学院刚复校，咱们妇产科老主任问一个你们的师兄，卵巢多大？你们师兄双手比了个鸡蛋大小。老主任追问，卵巢多大？你们师兄双手比了个鸭梨大小。老主任再问，卵巢到底多大？你们师兄比了个皮球大小。老主任说，我看你还是再重新上一年吧。你们师兄就蹲了一年班。希望你们今后别这样替我丢人。”其实这个问题有些不公平，如果问我们师兄，阴·茎多长，师兄肯定知道。即使不知道，临时比划比划，也就知道了。

“颅底那些孔考不考？”

“考。”

“有一天我在澡堂子遇见内科主任。没话找话，我问他，您还记得颅底那些孔，都分别有哪些结构从中间及周围穿过。他回答说，他怎么会记得。主任都记不住，说明没用。不做脑外科，不做神经内科，就没什么用。既然没用，为什么还考？”厚朴继续问。

“你每顿吃饭，之后都拉成了屎，你为什么还吃饭？你记住。学过之后、记住之后再忘掉和从来没学过、压根儿就不知道，不一样。即使忘了，你至少还知道在什么地方找。就像你们在北大预科学的东西，你们记得多少？但是那种训练会让你们一辈子受益。那是人文关怀，那是科学修养，那是金不换的。国家、学校是把你们当大师培养，不偷一时的懒儿，不争一时一地的得失。懂不懂？其实，好些东西要掌握方法，比如颅神经，十二对，记我教你们的口诀。”

“一视二嗅三动眼，四滑五叉六外展，七面八听九舌咽，迷走副脊舌下全。”

“对。”

“好像小时候玩洋画。三国洋画，吕布最厉害。一吕二赵三典韦，四关五马六张飞。”

“对。”

很多道理是相通的，正经学出来的东西，没有性情在，没有一样是能用上的真功夫。在街上打架，练习勇气。在视窗里挖地雷，练习逻辑。谈个姑娘，练习表达。细细想来，我所有文字的功底都是围绕我的性趣味奠定的。先秦散文、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现代文学垃圾，我是从今到古，倒着修行的。看香港版的古龙、金庸认识了繁体字，然后《金瓶梅》、《十二楼》，然后《花间词》、《香奁诗》，然后《天地阴阳交欢赋》，最后《洞玄子》、《素女经》。我从小就怕别人逼我做什么事情，尤其是正经事。从小到大只有一次，老爸在我上小学的时候，一天心血来潮，逼我学《跟我学》。他去买了全套的教科书和录像带，他说，英文好呀，英文重要呀，咱们一起学。我学了两个星期，之后很严肃地对他说，如果你真的要毁了我，就继续逼我学吧，否则就把教科书扔了。我在这两个星期培养的对英文的厌恶，我用了三年的时间才勉强摆脱。直到念到北大，从外教手上得了一本名家英译的《肉蒲团》，才领会到，英文本来可以这样美丽。《跟我学》的教科书后来卖了废品，三毛钱一斤，比报纸贵，报纸两毛。录像带被哥哥拿去录了毛片，现在就锁在哥哥的抽屉里。正经毛片里，对话太少了，看上去感觉像《动物世界》，公蛤蟆抱住母蛤蟆的腰，否则满可以用来练习英文口语，肯定记得牢。我总想，应该改革毛片的拍摄观念，不完全为手淫服务。应该把故事片和毛片结合起来，毛片是故事的一个有机部分。和尚讲，佛法就是该吃饭的时候吃饭，该睡觉的时候睡觉，该性交的时候性交。俗人的常规做法是吃饭的时候想工作，和老婆睡觉的时候想情人，和情人性交的时候想伦理道德。

我曾经以国学大师的口吻向那个韩国人车前子介绍过我学习中文的体会，他悠然心会。过了几天，车前子告诉我，他用我的方法，记牢了一个他记了两、三年都没记住的中国字“咬”。“咬，口交。口交，咬。”车前子重复着，一脸天真无邪。

“白老师，总得给我们减少一点负担吧？天也晚了，我们也想早点洗洗，睡了。”厚朴还是不死心。

“你们不想考什么？”白先生问。

“内耳结构。六个面，单取出来太难分清了。至少别考实物。”

“好，不考。”

“腰肌、背肌。起止点太乱了。中医多好，根本不用管那么多。腰疼？好说，肾虚吗。”

“好，不考。”

“不行，白老师，应该考，不考不公平。”女生堆里，一个声音高叫着，是上海姑娘魏妍。魏妍肯定是已经把内耳结构和九块腰肌都背熟了，觉得自己的辛苦就要白费，失去一个显山露水超出他人的机会，所以叫了出来。我知道，觉得不考任何东西都不公平的人绝对不在少数，那些人什么都会。每天下午五点吃完饭，就抱了书上七楼自习，晚上两点才回宿舍洗屁股睡觉，天天如此，什么书念不完，什么地方背不到？魏妍只是特别受不了让自己吃亏，所以不平则鸣。

魏妍是上海人。魏妍是上海人中的上海人。魏妍大处很少看得明白，小处决不吃亏。我想这很有可能和环境有关。上海那么小的地方，那么多的人。你不抢占茅坑，就只能拉裤兜子。你抢不到最后一张手纸，就只能用过期的旧报纸，擦得满屁股的人民日报社论。魏妍是个有天赋的人。东单街上有两家音像店，一家在路东，另一家在路西，相隔几十米。新歌带上市，路东的那家卖十块钱一盘，路西的那家卖十块五一盘。但是，路东的那家，不让试听，交了钱之后才能打开听，没有质量问题不退钱。而路西的那家可以试听，如果脸皮厚，听过以后，说不喜欢，可以不要。魏妍的解决方案是，在路西的那家试听，听得有十分把握，自己肯定喜欢，再到路东那家去买。魏妍更经典的一个事例发生在一家麦当劳。魏妍逛街逛到尿意盎然，找到这家麦当劳，撒了尿，用了洗手液，洗了手，擦了脸，吹了干，补了妆，最后在柜台向服务生要了两袋吃薯条蘸的番茄酱，放进书包里，出门接着逛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