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可不是这小宝贝的错。你不是要个男孩吗？”

“不要，”我说。医生正在忙着对付他。他倒提起他的双脚，拍打他。我并不等着看结局。我走到走廊上。现在我可以进去看看了。我进了通看台的门，从看台上朝下走了几步。护士们坐在底下栏杆边，招手叫我下去。我摇摇头。我那地方也看得够清楚的了。

我以为凯瑟琳已经死了。她那样子像个死人。她的脸孔，就我看得到的那部分而言，是灰色的。在下面的灯光下，医生正在缝合那道又大又长、被钳子扩张的、边沿厚厚的切口。另有一位医生，罩着面罩，在上麻药。两名戴面罩的护士在传递用具。这简直像张“宗教裁判”〔1〕的图画。我现在看着，知道我刚才能把全部手术都看到，不过还是没看的好。人家起初怎么动刀，我想我是看不下去的，但是我现在看着他们把那切口缝合成一条高高隆起的线，手法迅速熟练，好像鞋匠在上线，看得我心里高兴。切口缝好后，我又回到外面走廊上去踱来踱去，过了一会儿，医生出来了。

〔1〕 宗教裁判是欧洲中世纪的一种残酷的审判，用苦刑逼口供，惨无人道。封建势力利用它来镇压人民。

“她人怎么样？”

“她没事。你看了没有？”

他神情疲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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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你缝好的。切开的口子看来很长。”

“你这么想吗？”

“是的。疤痕会不会平下来？”

“哦，会的。”

过了一会儿，他们把有轮的担架推出来，迅速推下走廊，进了电梯。我也跟了进去。凯瑟琳在哼叫。到了楼下，她们把她放在她那房间的床上。我坐在床脚边一把椅子上。房间里有名护士。我站起来站在床边。房间里很暗。凯瑟琳伸出手来。“哈啰，亲爱的，”她说。她的声音细弱疲乏。

“哈啰，亲爱的。”

“婴孩是男是女？”

“嘘——别讲话，”护士说。

“是个男孩。又长又宽又黑。”

“他没事吧？”

“没事，”我说。“他很好。”

我看见护士奇怪地望着我。

“我非常疲乏，”凯瑟琳说。“而且方才痛得要命。你好吧，亲爱的？”

“我很好。别讲话了。”

“你待我真好。哦，亲爱的，我方才可痛极了。他长得怎么样？”

“像只剥了皮的兔子，蹙起脸来的老头儿。”

“你得出去了，”护士说。“亨利夫人不应当讲话。”

“我在外边等吧，”我说。

“出去搞点东西吃。”

“不。我就在外边等。”我吻吻凯瑟琳。她人很灰白，很衰弱，很疲乏。

“我可以同你讲句话吗？”我对护士说。她陪我到外边走廊上。我朝走廊另一端走了几步。

“婴孩怎么啦？”我问。

“难道你不知道？”

“不知道。”

“他没活下来。”

“他死了吗？”

“他们没法子叫他开始呼吸。大概是脐带缠住了脖子还不知怎么的。”

“原来他死啦。”

“是的。说来太可惜了。这么大的一个好孩子。我本以为你知道了。”

“我不知道，”我说。“你还是回去陪夫人吧。”

我找张椅子坐下，椅前有张桌子，护士们的报告用大夹子夹好挂在桌子的一边。我望望窗外。什么也看不见，只有一片黑暗，只见到窗内射出的灯光中的雨丝。原来是这么一个结局。孩子死了。所以医生的样子非常疲倦。但是在那房间里，医生和护士又何必那么对付那婴孩呢？他们大概以为孩子会醒过来，开始呼吸。我没有宗教信仰，但是我知道那孩子应当受洗礼。但是倘若他根本从未呼吸过呢？他没有呼吸过。他根本没有活过。只有在凯瑟琳肚子里才是活的。我时常感觉到他在里边踢着。最近一星期来可没感觉到他在动。可能早闷死了。可怜的小孩子。我真希望自己也这样早闷死算了。不，我没有这么希望过。不过，早闷死了倒也爽快，免得现在要经历这长期的死的折磨。现在凯瑟琳要死了。这是你造成的。你死啦。你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你连学习的时间也没有。他们把你扔进棒球场去，告诉你一些规则，人家乘你一不在垒上就抓住你，即刻杀死你。〔2〕或者无缘无故地杀死你，就像艾莫死去那样。或者使你患上梅毒，像雷那蒂那样。但是到末了总归会杀死你的。这一点是绝对靠得住的。你等着吧，他们迟早也会杀死你的。

〔2〕 作者借棒球戏来象征人生的残酷，也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残酷。棒球戏中一个基本活动是偷垒，如偷不成就被逼出局。

我有一次野营，加一根木柴在火上，这木柴上爬满了蚂蚁。木柴一烧起来，蚂蚁成群地拥向前，起先往中央着火的地方爬，随即掉头向木柴的尾端爬。蚂蚁在木柴尾端聚集得够多了，就掉到火里去。有几只逃了出来，身体烧得又焦又扁，不晓得该爬到什么地方去。但是大多数还是朝火里跑，接着又往尾端爬去，挤在那还没着火的尾端上，到末了还是全部跌在火中。我记得当时曾想，这就是世界的末日，我大有机会做个救世主，从火中抽出木柴，丢到一个蚂蚁可以爬到地面上的地方。但是我并没有做什么，只是把白铁杯子里的水倒在木柴上，因为那杯子我要拿来盛威士忌。然后再掺水在内。那杯水浇在燃烧的木柴上无非使蚂蚁蒸死吧。

我就是这么坐在走廊上，等待听凯瑟琳的消息。护士并没有出来，所以过了一会儿我便走到门边去，悄悄地开了门，探进头去。起初我什么也看不见，因为走廊上灯光明亮，房间里一片黑暗。随后我看清护士坐在床边，凯瑟琳的头靠在枕头上，她那被单下的身体全部平平的。护士把手指放在嘴唇上，然后站起身走到门边来。

“她怎么样？”我问。

“她没事，”护士回答。“你该去吃晚饭，饭后你要来再来吧。”

我走下长廊，下了楼梯，出了医院的门，走上雨中的黑暗街头，找那咖啡店。咖啡店里灯光明亮，一张张桌子边有很多客人。我看不见可以坐的地方，一名侍者走过来，接过淋湿的外衣和帽子，给我在一个老头儿的对座找到了一个位子。老头儿正在喝啤酒，看晚报。我坐下了，问侍者今天晚上的客菜是什么。

“红烧小牛肉——可是卖光了。”

“有什么东西可以吃呢？”

“火腿蛋，干酪鸡蛋，或者酸泡菜。”

“我中午已经吃过酸泡菜了，”我说。

“对啦，”他说。“对啦。中午你吃了酸泡菜。”他是个中年人，头顶上秃了，旁边有些头发遮在上面。他的脸很和气。

“你吃什么呢？火腿蛋还是干酪鸡蛋？”

“火腿蛋吧，”我说，“还有啤酒。”

“一小杯淡的？”

“是的，”我说。

“我记得你中午也喝了一杯淡的，”他说。

我吃火腿蛋，喝啤酒。火腿蛋盛在一个圆盘子里——火腿在下，鸡蛋在上。菜很烫，我吃了一口，赶紧喝些啤酒，凉凉嘴巴。我肚子饿，叫侍者再端一客来。我喝了好几杯啤酒。我什么都不想，只是看对座客人的报。报上说英军阵地给突破了。那人一发觉我在读他那份报纸的反面，就把报纸折了起来。我本想叫侍者去拿份报纸，可是思想不能集中。咖啡店里很热，空气浑浊。桌子边的客人，大多彼此认识。有几桌在打纸牌。侍者忙着从酒吧那边端酒到桌上来。两个客人走进来，找不到位子坐。他们就站在我那张桌子的对面。我又叫了一杯啤酒。我还不想走哩。回医院太早。我努力什么都不想，保持十分镇静。那两个人站了一会，看不见有人要走，只好走了出去。我又喝了一杯啤酒。我的面前已经堆积了不少碟子。我对座那人脱下眼镜，把它放进眼镜盒子，然后把报纸折好，放进口袋，现在双手捧着酒杯，望着店里的人们。忽然间我知道我得回去了。我叫侍者来付了账，穿上外衣，戴上帽子，就往门外走。我在雨中赶回医院。

到了楼上，我碰见护士正在走廊上走过来。

“我刚打电话到旅馆去找你，”她说。我心里好像有样什么东西沉了下去。

“出了什么事？”

“亨利夫人刚出过血。”

“我可以进去吗？”

“不，还不可以。医生在里边。”

“有危险吗？”

“很危险。”护士走进房去，把门关上。我坐在外边走廊上。我心里万念俱灰。我不思想。我不能想。我知道她就要死了，我祈祷要她别死。别让她死。哦，上帝啊，求求你别让她死。只求你别让她死，我什么都答应。亲爱的上帝，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别让她死。亲爱的上帝，别让她死。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别让她死。上帝啊，求你叫她别死。只要你别让她死，你说什么我都做。婴孩你已经拿走了，但是别让她死。孩子没有关系，但是别让她死。求求你，求求你，亲爱的上帝，别让她死。

护士开了门，用手指示意叫我进去。我跟她进入房间，我进去时，凯瑟琳并没有抬眼来望。我走到床边。医生站在床的另一边。凯瑟琳望着我，笑了一下。我俯伏在床上哭起来。

“可怜的宝贝，”凯瑟琳悄悄地说。她脸色灰白。

“你没事吧，凯特，”我说。“你会好起来的。”

“我就要死了，”她说；等了一会儿，又说，“我憎恨死。”

我抓住她的手。

“别碰我，”她说。我放开她的手。她笑笑。“可怜的宝贝。你要碰就碰吧。”

“你会没事的，凯特。我知道你会没事的。”

“我本想写封信留给你，以防万一，可是没有写。”

“要不要找个教士或者什么人来看看你？”

“有你在就够了，”她说。过了一会儿，又说，“我不害怕。我只是憎恨死。”

“你话别讲得太多，”医生说。

“好的，”凯瑟琳说。

“你有什么事要我做的，凯特？有没有什么要我给你拿来的？”

凯瑟琳笑笑，“没有。”过了一会儿，又说，“我们做的事你不至于再和别的女人做吧？不会把我们的话又重复一遍的吧？”

“永远不会。”

“不过，我还是要你接近女人。”

“我不要她们。”

“你讲得太多了，”医生说。“亨利先生应当出去了。他可以等一会儿再来。你不会死的。别傻了。”

“好的，”凯瑟琳说。“我会夜夜来陪你的，”她说。她讲话非常吃力。

“请你出去吧，”医生说。“你不可以讲话。”凯瑟琳对我眨眨眼，她脸色灰白。“我就在门外边，”我说。

“别担心，亲爱的，”凯瑟琳说。“我一点也不害怕。人生只是一场卑鄙的骗局。”

“你这亲爱、勇敢而可爱的人儿。”

我在外边走廊上等待。我等了好久。护士出门来，向我走来。

“恐怕亨利夫人很严重了，”她说。“我替她害怕。”

“她死了？”

“没有，不过失去了知觉。”

看来她是一次接连一次地出血。他们没法子止血。我走进房去，陪着凯瑟琳，直到她死去。她始终昏迷不醒，没拖多久就死了。

在房外走廊上，我对医生说，“今天夜里，有什么事要我做吗？”

“没什么。没什么可做的。我能送你回旅馆吧？”

“不，谢谢你。我想在这里再呆一会儿。”

“我知道没有什么话可以说。我没办法对你说——”

“不必说了，”我说。“没有什么可说的。”

“晚安，”他说。“我不能送你回旅馆吗？”

“不，谢谢你。”

“手术是唯一的办法，”他说。“手术证明——”

“我不想谈这件事，”我说。

“我很想送你回旅馆去。”

他顺着走廊走去。我走到房门口。

“你现在不可以进来，”护士中的一个说。

“不，我可以的，”我说。

“目前你还不可以进来。”

“你出去，”我说。“那位也出去。”

但是我赶了她们出去，关了门，灭了灯，也没有什么好处。那简直像是在跟石像告别。过了一会儿，我走出去，离开医院，在雨中走回旅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