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休庭过后,圣佩佐岛县的验尸官贺拉斯·威利将手放在法庭的《圣经》上轻声宣誓,然后侧身进入证人席。他的手指紧抓着证人席的橡木扶手,朝阿尔文·胡克斯眨了眨金丝眼镜后面的眼睛。贺拉斯性情内向,年近五十,前额左侧有一块葡萄酒色胎记,他经常下意识地用手去摸。从外表看来,他是个整洁、挑剔细节的人,细长高挑——虽然不像阿尔特·莫兰那么瘦,细腰上高束着一条笔挺的裤子,抹了头油的稀疏头发滑溜溜地从右梳向左。因为甲亢,他的眼珠子有点儿凸,躲在眼镜后面,骨碌碌地转动。他的一举一动都流露出紧张和神经质的小心。

贺拉斯作为医务人员在太平洋战区工作了二十个月。那段时期,因为缺乏睡眠而备受折磨的他患上了一种全身性的慢性热带病,他感觉自己效率低下。在无眠的恍惚中,他负责的伤员在看护下死去。这些人和他们带血的伤口混杂交错,反复出现在他的梦境中。

九月十六日早晨,贺拉斯已经坐在他的办公桌前开始案头工作。前一天晚上,一个九十六岁的老妇人在圣佩佐疗养院去世了；而另一个八十一岁的老人则在劈柴火的时候断了气,一个用手推车送苹果的男孩发现了她,她趴在自己劈好的柴火上,一头奶山羊正在舔她的脸颊。所以,当身边的电话铃声响起来的时候,贺拉斯正在填这两个人的死亡证明,一式三份。他有点儿不耐烦地拿起话筒放到耳边:战争过后,他没法同时做多件事情,此刻他正不胜烦扰,不想与任何人说话。

他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听到了卡尔·海因的死讯。这个人经历过坎顿岛沉船事件,又和贺拉斯一样,在冲绳岛战役中幸存了下来,如今却意外地死在刺网渔船上。

二十分钟之后,他的身体躺在帆布担架上,由阿尔特·莫兰和阿贝尔·马丁森抬着送了进来,仰面放在贺拉斯的验尸床上,他穿着靴子的脚伸在担架外面。抬担架的时候治安官被他这一端的重量压得气喘吁吁,他的副手则嘴唇紧闭、扭曲着脸。尸体被两条白色羊毛毯子盖着。这种毯子原是发给海军用的,在战后九年仍旧有大量存余,所以圣佩佐岛的每艘渔船上都会有半打这样的毯子,甚至更多。

贺拉斯掀开其中一条毯子,手指摸了摸左额上的斑,凝视着卡尔·海因。他看见海因的下颌张开着,张大的嘴巴像一个无底洞,死者的舌头已经不见了。死者的眼睛里,眼白部分有大量破裂的血管。

贺拉斯重新盖上了卡尔海因身上的毯子,目光转向站在他身边的阿尔特·莫。

“该死。”他说。“你们在哪儿发现他的？”

“白沙湾。”阿尔特答道。

阿尔特把发现漂浮的船只,登上苏珊·玛丽号之后所看到的寂静景象和灯光,以及从渔网中捞上来尸体的情况告诉了验尸官。尸体捞上来之后,阿贝尔便去开皮卡车,又从消防站拿来了担架,然后他们一起把卡尔抬上了车送到了这里,其间有一小帮渔民看到并问了些问题。“我要去他妻子那儿看看,”阿尔特补充道,“我不希望她从别的什么地方听到这样的消息。我还会回来的,贺拉斯。很快。但是我得先去看看苏珊·玛丽。”

贺拉斯注意到,阿贝尔·马丁森站在验尸床的床头,努力使自己去适应他们正在一个死人面前说话这一事实。卡尔·海因右脚上的靴子尖头从毯子下面露了出来,就伸在他面前。

“阿贝尔,”阿尔特·莫兰说道,“或许你最好和贺拉斯一起待在这里。如果需要的话帮他一把。”

副手点了点头。他把拿在手里的帽子放在了器械托盘的旁边。“行,”他说,“好的。”

“好,”治安官说道,“我很快就会回来。半小时到一小时。”

他走了之后,贺拉斯再次凝视卡尔·海因的脸,然后在水池里洗了洗自己的眼镜,阿尔特的年轻副手默默地候在一旁。“这样吧,”他关上水龙头,终于开口说话了,“你穿过大厅到我办公室去坐着？那里有杂志、收音机,如果你想喝的话,保温瓶里有咖啡。如果我需要你帮我把尸体翻转过来的话就叫你。行吧,副治安官？”

“行,”阿贝尔·马丁森说道,“你叫我。”

他拿起帽子走了出去。这孩子,贺拉斯自言自语道。他十分讲究地用一块毛巾擦干了金丝眼镜,穿上手术袍。他戴上手套,把盖在卡尔·海因身上的毯子拿开,然后有条不紊地用一把带弯嘴的剪刀将裹在尸体上的橡胶防水服剪去,剪下来的碎片都丢在帆布篓里。待防水服被全部剪去,他便开始剪开他的T恤、工装裤和内衣,然后脱下卡尔的靴子和袜子,一些海水从里面淌了出来。他把所有这些衣物都放在一个水槽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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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口袋里装着一盒火柴,用得差不多了,另一个口袋里则装着个用来纺棉纱的小梭子。在工装裤的裤襻上挂着一个匕首鞘,但是里面的匕首已经不在了。刀鞘的扣子已经打开了,敞着口。

卡尔·海因前胸的左口袋里装着一只表,指针停在一点四十五分。贺拉斯把它丢进了一个马尼拉纸信封。

贺拉斯注意到,卡尔·海因的身体——尽管已经在从白沙湾到渡口东端的码头的途中花费了两个小时,又在阿贝尔·马丁森的皮卡车上翻过第一山驶入法院(法院地下室上面的一排双开门中间就是停尸房和验尸官的办公室所在)后边的车道——但是,还没有完全解冻。尸体呈粉红色,像鲑鱼肉的颜色,眼珠已经翻过去了。身体依然十分健硕,肌肉厚实,胸膛宽阔,大腿上的四头肌十分突出,贺拉斯·威利不得不承认他所观察的是一个非同寻常的男性样本——六英尺三英寸、二百三十五磅、蓄须、金发,并且结实得像座雕像,他的身体零件仿佛是花岗石铸成的尽管在手臂和肩膀的连接区域还有一些原始、粗犷而野性的体毛。贺拉斯在记录卡尔·海因的生殖器官尺寸和重量的时候,心中翻搅起一种熟悉的嫉妒和自我厌憎的感觉。这个渔民没有割过包皮,他的睾丸紧实而且光滑无毛。它们被冰冷的海水托举得紧贴着身体,而他的性·器,尽管被冻过,仍然至少有贺拉斯的两倍大,肥大而粉红,贴在卡尔的左腿上。

这位岛县验尸官干咳了两声,绕着验尸床转了一圈。他开始有意识地让自己把卡尔·海因当作一名死者,而不是卡尔·海因来看待——因为这是有必要的。死者的左脚压在右脚下面,贺拉斯开始用力分开它们。死者胯下的韧带要用很大的劲才能拉开,贺拉斯也拉了。

验尸官的工作就是要做一些大多数人做梦都不会做的事情。贺拉斯·威利平时的工作是一名家庭医生,圣佩佐岛上仅有的三名医生之一。他的工作对象有渔民、渔民的小孩和渔民的妻子。他的同僚都不愿意做检查尸体的事情,所以这份工作再无第二个人选,最终落在他头上。因此,他便有了这些经历；他看到那些多数人无法看到的事物。去年冬天,他在詹森西港看到一具被人发现的捕蟹人的尸体,尸体已经在冷水中泡了两个月。捕蟹人的皮肤变得几乎像肥皂一样；他的躯体仿佛是套在皮肤里面似的,像一种龙涎香 [1] 。

[1] 一种漂浮在海边的灰色或黑色蜡状芳香物质,为鲸鱼的肠道分泌物,西方人常用来制作名贵香料。

在塔拉瓦岛上,他看见过那些面朝下倒卧在浅滩上的死尸。温暖的潮水已经冲刷了他们好几天,他们身上的皮肤已经松弛,脱离了他们的肢体。他尤其记得有一个士兵,手上的皮变得像近乎透明的手套一样；连指甲都已经脱落了。他们身上没有牌子 [2] ,但是贺拉斯总是有办法弄到相当完整的指纹以鉴别他们的身份。

[2] 指美国士兵挂在颈部的身份识别牌。

关于溺亡,他是有些了解的。他在一九四九年曾看见过一个渔民,他的一圈脸都被螃蟹和鳌虾吃掉了。它们不断地蚕食那些最柔软的部位——眼皮、嘴唇,其次是耳朵——所以那些部位都呈深绿色。他在太平洋战争中也见到过这样的场景。还有些人死在潮水坑里,令人惊奇的是他们的身体在水下的部分完好无损,但是暴露在水面之外的部分却被沙蝇吃得只剩骨架。他还看到过一半被风干,一半只剩骨架的尸首,漂浮在南中国海上。他的下半部分被吃空了,而背部却被太阳烤干,渐渐变成褐色的革质。在坎顿岛沉船事件之后,周围好几英里的地方都漂浮着人的残骸断肢,连鲨鱼都弃之不顾。海军顾不上收集这些残骸；他们还有许多活人需要照顾。

卡尔·海因是贺拉斯五年来负责验尸的第四个死去的刺网渔民。另外的三人中,两个死于秋季风暴,尸体被冲上兰溪顿岛的海滨泥滩。第三个人,贺拉斯还记得,是一件有趣的案子——那件事发生在一九五〇年,也就是四年前。一个叫瓦尔德林的渔民——阿莱克·瓦尔德林。他的妻子是在友睦港做房地产生意的卡劳斯·哈特曼的打字员。瓦尔德林和他的伙伴正在夏夜的月光下布网,他们在小型刺网船船舱檐下一起喝掉了一瓶波多黎各产的朗姆酒。然后,瓦尔德林似乎是想去朝海里撒泡尿,放空一下他的膀胱。他脱下裤子,却不小心掉进了海里。令他的伙伴惊慌的是,他只扑腾了两三下就完全沉入水下,从月光朦胧的海上消失了。原来瓦尔德林竟然不会游泳。

他的伙伴,一个名叫肯尼·林登的十九岁小伙子赶紧跳了下去。瓦尔德林被自己的网挂住了,小伙子试图把他解救出来,但他却不断挣扎,尽管喝了朗姆酒之后有点儿昏沉,但是肯尼·林登还是设法用小刀把网割破、将瓦尔德林解下来并拖回海面。但是他所能做的仅此而已——瓦尔德林的生命已经结束了。

有趣的是,贺拉斯记得,纯粹从技术上来看阿菜克·瓦尔德林并不是湖水而死的。尽管吸入了大量的海水,但是他的肺里面却完全是干的。贺拉斯在笔记中推测死者的喉咙发生了闭合——术语叫痉拿性闭锁、从而阻止了海水进入深部气管。但是这无法解释为什么会存在明显的肺部膨胀,只有在海水中受到巨大压力才会造成这一现象,所以他修改了自己最初的假设、在最终报告中推断,阿莱克·瓦尔德林吞下的咸海水在他还活着的时候被吸收进入了流动的血液之中。因此,他在报告中写道,导致死亡的正式原因是缺氧——大脑失去供氧,以及血液成分的剧烈变化。

贺拉斯站在那里面对着卡尔·海因赤·裸的身躯陷入了沉思,他脑子里盘旋的最大的一个念头就是卡尔的确切死因是什么——也就是死者到底是怎么死去的。他提醒自己、如果他把面前的这具躯体看作是卡尔的话,那他就很难把自己的工作进行下去了。一个星期之前,死者还穿着橡胶靴和一件干净的T恤——或许就是他刚才用带弯嘴的外科剪刀剪破的那件、带着他的大儿子——一个六岁的男孩来过贺拉斯位于友睦港的办公室。他指着孩子脚上的一道伤口,那是被翻倒的手推车上的金属部件划伤的。卡尔把孩子按在台子上,让贺拉斯给他缝合伤口。与别的父亲不一样,卡尔没有对儿子说任何话。他只是按住孩子不让他动,而孩子除了第一针下去的时候哭了一声之外,此后便屏住气不肯出声了。伤口缝好之后,卡尔把孩子从台子上抱起来,像抱着个婴儿一样把他捂在怀里。贺拉斯嘱咐他,孩子的双脚必须抬高,而且还要去买一副T字形拐杖。然后,卡尔·海因便一如往常地从钱包里掏出干净整洁的票子来付钱。他没有说太多感谢的话,这个长满胡须、高大粗犷的渔民选择了沉默,他不愿意卷入这海岛生活的常规之中。像他这样块头的人,贺拉斯想,应该有责任不使周围的人感到危险或不安。但是卡尔很少去缓和人们对大块头与生俱来的不信任感。他就这样小心翼翼地过着自己的生活,从来不花时间或以任何姿态向别人显示他并无危险。贺拉斯记得有一天看到他在玩自己的弹簧刀,先是把刀子弹出来,然后又抵着大腿外侧把刀子折进去,就这样不断地弹出来折进去,但至于这是他的习惯性动作,还是威胁,是紧张的表现还是在宣示自己的勇武,贺拉斯则说不清楚。这个人似乎没什么朋友。没有人敢打趣地嘲弄他,或者随意地和他聊些无关紧要的话题,但是另一方面他又几乎对每个人都彬彬有礼。而且其他的人也都佩服他,因为他是个捕鱼的好手,在海上作业游刃有余,尽管他行事有些粗暴,却也不失从容；而且人们对他的钦佩因为他那令人不可思议的大块头和深思熟虑的个性而更添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