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一早上七点,一辆军用卡车将富士子和她五个女儿带到友睦港渡轮码头。那里的士兵给了她们一些标签贴在手提箱和大衣上。她们顶着严寒在包袱边等着,那些白人邻居站在那里,看着她们被士兵赶到码头。富士子看见尤思·塞弗伦森也在其中,双手抓着前面的栏杆靠在上面；今田一家经过时,她朝她们挥手。从西雅图搬来的尤思十年来都在富士子那里买草莓,但言谈之间总仿佛她是个农妇,其角色不过是让尤思从城里来的朋友感受一下岛上生活的异域风情。她的友善总有些纡尊降贵的味道,每次买草莓的时候总带点施舍味道地多给一些钱。所以今天早上,尽管尤思·塞弗伦森友好地喊出了她的名字,富士子却没有看她或是和她打招呼——她只是目光低垂,盯着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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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点,她们排队登上了克洛肯号,白人从高处山上惊讶地看着他们,田中戈登八岁的女儿在码头上摔了一跤,哭了起来。很快其他人也哭起来了,山上传来安东尼奥·丹格伦的声音,这个菲律宾裔的小伙子两个月前刚娶了北野伊利诺为妻。“伊利诺！”他大声喊道,待她抬头看时于,他抛了一束红玫瑰下来,花束随风向水面飘下,落在码头木桩下的水波间。

火车将她们从安纳柯蒂斯带到一个临时宿营地——朴雅勒普集贸市场的马棚。她们在马棚里临时安顿,睡在帆布行军床上；晚上九点之后她们不得离开马棚,十点被勒令熄灯,每家只有一个光秃秃的灯泡。马棚里的寒冷直透进她们的骨头里,夜里下雨屋顶漏水,她们又起来挪床。第二天早上,六点,她们踩着泥浆去临时宿营地食堂,吃了些罐装无花果和用馅饼盘烤的白面包,喝了点锡杯装的咖啡。富士子忍受着这一切,保持着自己的尊严,尽管在其他女人面前故作轻松,但她内心感觉自己已濒临崩溃。肚子疼时扭曲的脸令她深感羞辱。她垂着头坐在马桶上,羞愧于自己的身体制造出来的声音。公用厕所的屋顶也漏着雨。

三天后,她们上了另一列火车,开始慢吞吞地朝加利福尼亚行进。夜里,在车厢来回巡逻的军警让她们拉下窗帘,她们歪在座位上度过了黢黑的几个小时,努力克制着自己不要抱怨。火车走走停停,摇晃得她们无法入睡,厕所门口总是排着长队。在朴雅勒普临时宿营地吃的东西让很多人集体拉肚子,包括富士子。她坐在位置上,腹内灼烧着,脑袋轻飘飘的,仿佛脑子已经不在脑壳里了,一滴冷汗挂在她的前额。她竭力忍着这种不适,没有对女儿们提及。她不想让她们知道她内心也受着煎熬,需要找个地方舒舒服服地躺着,好好睡上一觉。因为在她刚想睡的时候,几只绿头苍蝇总在她耳边嘤嘤嗡嗡地飞来飞去,还有高见家的婴儿的哭声,那孩子才三个星期大,发着烧。婴儿的哭声啃噬着她的神经,她用手指堵住耳朵,但似乎无济于事。随着睡意渐渐逃走,她对小孩和高见一家的同情也开始溜走,她心里开始暗暗希望那小孩死掉算了,那样耳边就安静了。但同时她又恨自己这么想,压制这种想法的同时,她的怒气也在增长,恨不能将那小孩从窗户扔出去,那样大家也许就清净了。过了很长时间,正在她觉得再也忍受不下去的时候,那个婴儿停止了像严厉刑罚一样的尖利哭喊,富士子让自己平静下来,闭上眼睛,带着极大的宽慰准备睡觉,就在那时,高见家的小孩又哭了起来,尖锐的哭声折磨着人们的神经。

火车在一片无边无际的寂静沙漠的中心,一个叫作莫哈维 [1] 的地方停了下来。早上八点半,她们被赶上一辆辆的汽车,汽车带着她们沿灰扑扑的道路向北走了四个小时,到了一个叫作曼扎纳的地方。富士子闭上眼睛,试图将拍打在车身上的沙尘暴想象成故乡的雨。她迷迷糊糊地打着盹,醒来时便看见缠着倒钩的铁丝网和一排排因尘土弥漫而显得模糊的暗色营房。十二点半,她的手表显示；她们刚好赶上排队领午饭她们背对着风,站在那里用军用餐具吃饭。花生黄油、白面包、罐装无花果和豇豆；在所有的食物里她都能尝出灰土的味道。

[1] 莫哈维沙漠。

第一天下午,她们排队领了止泻药。尘土飞扬,她们待在行李旁等着,然后又排队领晚饭。傍晚的时候,今田一家被分到十一区的四号营房,分到了一间十六乘二十英尺的房间,房间里仅有的物件是一个光秃秃的电灯泡、一台小小的科尔曼油汀、六张CCC [2] 军用小床、六张草席和十二条军用毯。富士子坐在一张小床的边上,营地的食物和那份止泻药在她胃里翻腾,令她痉挛。她穿着大衣,抱着自己,她的女儿们拍平草席里的麦秆,点起了油汀。虽然有油汀,可她一件衣服也没脱地躺在毯子下还是冻得直发抖。到半夜的时候,她终于忍不住,和三个同样感到痛苦的女儿一起,磕磕绊绊地在黑漆漆的沙漠里朝营地的公用厕所走去。令她们惊讶不已的是,那里竟然半夜时分都排着长队,五十几个甚至更多的女人和孩子们穿着厚重的外套,在寒风中绷紧后背。队伍里一名妇女吐得厉害,是她们中午都吃了的罐装无花果的气味。那名妇女用日语向大家道歉,就在这时队伍里的另一个人也吐了,此后她们就都重新陷入了沉默。

[2] 行军床的一种牌子。

进到厕所,她们发现地上都是排泄物,湿湿的,到处都是擦过的卫生纸。十二个厕位——背对背地排列着——全都满到快溢出来了。但女人们还是照样用,在半暗中蹲在上面,一排陌生人捂着鼻子看着。轮到富士子的时候,她低着头,手揉搓着肚子,使劲将直肠里的东西都排空。旁边有个水池可以洗手,但没有肥皂。

夜里,尘土和黄沙从墙壁和地板的节孔中吹了进来。到早上的时候,她们的毯子上已经覆了一层沙土。富士子的枕头上枕着的地方是白色的,但周围没枕着的地方已经积了一层黄色的颗粒。她感觉自己脸上、头发里和嘴巴里面也都是沙土。夜里很冷,相邻的房间里有个婴儿尖声啼哭,两个房间相隔只有一块四分之一英寸厚的松木墙板。

到达曼扎纳的第二天,她们领到了一个拖把、一把扫帚和一只水桶。她们这一区的头头是一个穿着灰扑扑的大衣、从洛杉矶来的男人。他自称以前是个律师,但现在,他站在那里,胡须没有刮,一只鞋的鞋带没有系,金属框的眼镜歪歪地挂在脸上。他领着她们去看户外水龙头在哪里。富士子和女儿们扫掉灰尘,在一个只有一加仑大小的汤罐头的空罐里浆洗衣物。但她们在打扫的时候,更多的灰尘和沙子吹进来,落在她们刚擦过的松木墙板上。初枝冒着风沙出门去,回来的时候带回了些油毡纸,那是她在防火通道旁的一堆铁丝网边找到的。她们用它堵住门框处的缝隙,又从藤田家借来图钉将它们固定在节孔上。

和任何人谈论任何事情都已经失去了意义。每个人的处境都一样。每个人都在哨塔下,在四面环绕的群山的包围中像鬼魂一样游荡。刺骨的风从山上吹下来,吹过带刺的铁丝网,将沙粒卷起打在她们脸上。营地还处在半竣工状态；营房还不够用。有的人一来想要有个睡觉的地方,就得自己动手建房子。到处都是人,方圆一英里的不毛之地上聚集了成千上万的人,军用推土车弄得到处尘土飞扬,连个僻静的地方都找不到。所有的营房看上去都一模一样:到这里的第二天晚上,夜里一点半的时候,一个醉汉站在今田家门口,他没完没了地道歉,让风沙乘虚而入。他走错门了,他说。她们的房间也没有天花板,别的营房里的人吵架都听得见。相隔三个房间的那个营房里,有个男人自己酿酒——他用的是食堂的米饭和罐装的杏仁汁——第三天深夜,他们听到他妻子逼迫他的时候,他哭了。就在那晚,哨塔的探照灯亮了,扫过她们唯一的窗户。早上,有个哨兵确信有人想逃跑,提醒哨塔内的机关枪手提高警惕。第四天晚上,十七号营房的一个年轻人开枪杀死了自己的妻子,然后自杀了——两人一起躺在床上。他不知怎么弄到了一把枪。“没办法的事。”大家都说,“没办法的事,注定的。”

没有地方搁衣物。她们就用手提箱和柳条箱将就着。脚下的地板冷,所以她们一直穿着脏兮兮的鞋子,直到上床睡觉。一个星期快过去的时候,富士子已经完全不清楚女儿们的行踪了。所有人渐渐变成了一个模样,穿着战略物资部门多余的衣服——海军呢大衣、针织帽、帆布护腿、军用护耳,还有土黄色的羊毛裤。只有两个最小的女儿和她一起吃饭；另外三个都和年轻人混在一起,在别的桌上吃饭。她批评她们,她们都毕恭毕敬地听着,但之后还是照样出门。几个大一点儿的女儿早出晚归,衣服和头发里净是灰土。集中营成了年轻人巨大的散步场所,他们在防火通道上乱逛,聚集在营房的背风处。一天早上吃过早饭后,富士子在去洗衣房的路上看见她的三女儿——她才十四岁——站在一群人中间,其中有四个穿着帅气的艾森豪威尔夹克的男孩。她知道他们都是洛杉矶来的男孩；这个集中营的大多数人都是从洛杉矶来的。洛杉矶的人不是很热情,因为莫名其妙的原因看不起她；她和他们一句话也说不到一起去。富士子对一切都保持沉默,内心濒临崩溃。她在等久雄的信,但来的却是一封别的信。

圣佩佐高级中学新闻班——伊什梅尔这封写着假地址的信送到了初枝的妹妹寿美子的手里,她就忍不住拆开看了。流放之前寿美子已经念到中学二年级了,虽然她知道信是寄给初枝的,但这信来自家乡,对她有着难以抗拒的诱·惑力。

寿美子在糊着油毡纸的基督教青年会所前读了伊什梅尔·钱伯斯写来的这封信；在集中营的猪圈外面,她又读了一遍,将其中一些惊人的词句回味了一遍。

我的爱:

我每天下午依然去我们的香杉树洞。我闭上眼晴,静静等待。我在空气中捕捉你的气息,在梦中与你相遇,心痛地想你回来。我每时每刻都想着你,渴望抱着你,抚摩你。思念令我痛不欲生。仿佛我身体的一部分被生生剥离。

我孤独、痛苦,时刻想着你,盼着你能立刻给我写信。信封上记得用“山下肯尼”这个名字,以免我爸妈生疑。

我这儿的一切现在都糟糕透顶,生活已经不值得过下去。我只能希望你在我们被追分开的这段时间里能过得快乐——要快乐，初枝。至于我自己,我只能是痛苦的,直到你重新回到我的怀抱。我不能没有你,我现在知道了。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之后,我发现你已经成了我的一部分。没有你,我便一无所有。

永远全心全意爱你的，

伊什梅尔

一九四二年四月四日

寿美子边走边想并将伊什梅尔的信反复读了不下四遍,半小时后,她终于愧疚地将信交给了母亲。“给你,”她说道,“我觉得很不光彩但我还是得给你看。”

她母亲一手抚额,站在油毡纸棚下读了伊什梅尔·钱伯斯的信。她的嘴唇快速翕动着,眼睛不时地眨一眨。读完之后,她坐在一把椅子的边缘,手里捏着那封信愣了片刻,然后叹着气取下眼镜。“不可能。”她用日语说道。

她疲惫地将眼镜放在膝头,信放在眼镜上,用两只手掌按了按眼睛。

“邻居家的男孩,”她对寿美子说道,“教她游泳的那个。”

“伊什梅尔·钱伯斯,”寿美子说道,“你知道他是谁。”

“你姐姐犯了个可怕的错误,”富士子说道,“一个我希望你永远也不要犯下的错误。”

“我不会的,”寿美子说道,“再说,那也不是一个在这样的地方能犯得了的错误,不是吗？”

富士子重新拿起眼镜,捏在拇指和食指之间。“寿美子,”她说你告诉过谁吗？你有没有将这封信给谁看过？”

“没有,”寿美子说道,“只给你看过。”

“你要答应我一件事,”富士子说道,“你要保证不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人——任何人。就算没这事,谣言也够多的了。你要保证闭上你的嘴巴,再也不提这件事。你明白吗？”

“好的,我保证。”寿美子说道。

“我会告诉初枝信是我发现的。这样她就不会怪你了。”

“好的。”寿美子答道。

“出去吧,”她母亲说道,“让我一个人待一会儿。”

女孩出门漫无目标地闲逛去了。富士子将眼镜重新架在鼻梁上,开始重读这封信。从字里行间,她清楚地知道她女儿已经和这个男孩纠缠得很深、很久了,或许有很多年了。很明显,他碰过她的身体,他们两个将林子里一棵空心的树作为幽会地点,在树洞里发生了亲密的性关系。正如富士子曾经怀疑过的一样,初枝的散步是个借口。她女儿回来时手里拿着忍冬藤,大腿之间却是湿润的。可恶的丫头,富士子心里骂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