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港海边岩石上的监测灯塔是一座用加强混凝土做成的塔,高出海平面一百英尺。在它立起来之前的三十年里,曾经有十一艘船在这里搁浅——两艘邮政船、七艘运木材的纵帆船、一艘挪威货轮,还有一艘装载着纽卡斯特的煤回西雅图却遭遇风暴的四桅帆船。这儿已经再也没有它们的痕迹了——它们已经散架,多年过去,碎片也尽数被海水卷走了。只剩下一堆布满藤壶硬壳的岩石和无边无际、一直延伸到天边的灰暗水域,在远处水天相接处变得模糊。

有时候,潮汐特别高的时候,潮水会一直冲上灯塔,将盐量丰沛的海藻甩到它脚边,那些植物现在缠绕在它周围,像海苔一样,在这个小灯塔的铜底座下面有十六个折射镜和四个带水印的凸面镜。海岸观测员让它们的齿轮保持润滑,凸面镜每分钟旋转两次。尽管如此,事故还是时有发生。似乎事故根本就无法避免。在浓雾中,灯根本就看不见,船还是继续搁浅。海岸观测站沿小岛海岸线装上了传声板,并在船舰湾每隔一段距离便安置一些浮标,这些方法对岛民来说似乎已经足够,直到一个事故发生。在北海岸线约一里处,一艘从圣弗兰西斯科来的、装着柴油的渡轮撞在岩石上碎了,然后是一艘装满原木的驳船；再然后是从维多利亚港开岀的海上营救蒸汽船。船只失事的消息令岛民更相信宿命论。很多人认为这些事情都是上帝操控的,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不可避免的。船只失事后,他们一群群地来到海边,站在海滩上,神情严肃地看着最新发现的船只；有的人还带着双筒望远镜和照相机。有时间的老渔夫用漂来的浮木生火取暖,大海会将搁浅船只的碎片冲上岸。大家指指点点,议论纷纷。岛民毫无根据地得出各式各样的结论:舵手操作失误、舵手没经验、看错了数据表、信号弄混了,雾、风、涨潮、失灵。几天后船散架了,沉没了,或者海上救险公司在卸载了船上二十五分之一的货物后放弃搜救时,岛民们会茫然地看着,一言不发,然后摇摇头。约莫一个星期之后他们会很小心地说起他们看到的情景,然后整件事就会慢慢地淡出他们的话题,只会偶尔自己想起来一下。

伊什梅尔·钱伯斯在天黑之前到了灯塔,坐在魁梧的海军上士伊凡·鲍威尔的办公室里。那里点着煤油灯,铸铁炉里生着火。外面有台发电机给灯塔供电,所以每隔三十秒,灯塔的信号灯就在玻璃窗外闪几下。鲍威尔上士的办公桌收拾得很整洁——一本日历记事簿、两个直立式笔座,一只几乎装满的烟灰缸、一台电话机。他坐在一把办公靠背椅里,指间夹着一根点着的烟,一会儿挠挠脸,不时咳嗽几声。“我着凉了,”他声音沙哑地向伊什梅尔解释,“我这会儿不是很有力气。但我会尽力帮你的,钱伯斯先生。你需要为报纸搜集信息,是不是？”

“是的,”伊什梅尔说道,“我想写一篇关于这场暴风雪的文章。不知道你是否能有一个清楚的、关于以前的天气的记录,或许我能看看。查看以往的记录,诸如此类的信息。然后作一些比较。我不记得有过这样的暴风雪,但那并不意味着从来没有发生过。

“我们做了大量的记录。”鲍威尔上士答道,“灯塔比海岸观测站的年代还久远些——我不知道可靠信息可以追溯到多久以前,但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去看看。那里的记录只怕多得你都不想去看。我倒是很有兴趣看看你能有什么发现。”

鲍威尔上士坐起身,小心地摁灭了手中的烟。他拿起电话,拨了一个号码,然后从口袋里掏出手绢。“是谁？”他声音冷硬地对着话筒说, “知道利凡特在哪儿吗？去找一下他,让他来我这儿。让他带两盏煤油灯来。告诉他我要他立刻来。”

他用手捂住话筒,吸了吸鼻子,看着伊什梅尔。“你要多长时间？我可以让利凡特帮你两个小时,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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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关系,”伊什梅尔说,“我不想麻烦这儿的任何人。给我指一下路就可以了。”

伊凡·鲍威尔将手从听筒上移开。“斯莫兹,”他说道,“去找利凡特。告诉他我这就需要他。去找吧。”

他挂上电话,又吸了吸鼻子。“这样的天气没有船来。”他说道,“一小时前我们就和尼亚湾通过话了。我想这雪不到明天下午是不会变小的。”

那个叫利凡特的无线电报务员到了。他个子高得足以做篮球运动员了,六点五到六点六英尺,有着大大的喉结和一头浓密的黑色卷发,他带着一盏灯和一个手电筒。“这位是伊什梅尔·钱伯斯,”鲍威尔上士介绍道,“是我们镇上办报纸的,他需要看看我们的天气记录。你给他安排一下,带他去找一下。他要什么就给他什么,再给他弄两盏灯。”

“还有别的事吗？”利凡特问。

“别忘了你的无线电监测值班时间,”鲍威尔说道,“还有两个小时就是你了。”

“我说,”伊什梅尔说,“只要给我指下方向就可以了。不必占用谁的时间。”

利凡特带他去了二楼的记录室,那里满室的木箱、文件柜和桶状布袋,从地板一直堆到天花板,散发着商标纸和油墨的味道,有段时间没有人打扫了。“全都标着日期呢。”利凡特说,找了个地方放灯,“这就是我们做事的方式——基本上按日期来。无线电信号记录、船舶往来记录、天气记录、维修记录——这儿所有的一切,我想,都是按日期来的。所有的东西上面都标明了日期。”

“你还有无线电监测值班？”伊什梅尔问,“你是无线电报务员？”

“现在是,”利凡特说,“我到这儿才两个月左右——前面那班人调走了,我才上来的。”

“你们的工作要做很多记录吗？这些都是无线电报务员记的吗？”

“有个人专门做速记,记录所有无线电来往信号。”利凡特向他解释道,“他将它们记下、存档,最后再放进柜子里。这似乎就是它们的全部意义。占地方,就是这样。没人会再想起它们。”

伊什梅尔拿起一个马尼拉文件夹,凑到灯下。“看来我要花上一段时间了,”他说,“要不你去忙你的事吧。有需要的话我再找你。”

“我去给你再拿盏灯来。”利凡特答道。

一箱箱的海事记录中间,只剩下他一人独处了,灯光照亮他呼出的雾气。房间散发出海水的咸味和年深日久的霉味——都是逝去的岁月的味道。伊什梅尔试图集中精神工作,但初枝坐在他后车座上的样子——她的目光和他的在后视镜里相遇——勾起了他过去的记忆。

战后他第一次看见她时,他记得,她试图示好,但他却不能接受。在皮特森杂货店,他站在她身后,手里拿着牛奶和饼干,在那里排队。他静静地站在那里,心怀恨意。她肩上背着婴儿,转过身,礼貌性地说她听说了他胳膊的事,她很难过,说她很遗憾他在战争中失去了胳膊。他记得她当时还一如既往的美丽,除了眼角有点儿显老之外,看着她的脸、她的头发——她将它们编成辫子束在脑后——他觉得很心痛。伊什梅尔站在那里,脸色苍白憔悴——他着凉了,有一点儿发烧——呢大衣的袖子用别针别着,手里紧紧抓着牛奶和饼干,久久地、木然地盯着初枝的婴儿,杂货店的收银员伊利诺·希尔假装没听见初枝说了什么似的,其他人,包括伊利诺·希尔,对此——伊什梅尔失去了一条胳膊——都已无动于衷。“日本鬼子干的,”伊什梅尔冷冷地说,仍然木然地看着那个婴儿,“是他们射中了我的胳膊。日本鬼子。”

初枝愣愣地看了他一会儿,然后转向伊利诺·希尔,打开零钱包。“对不起。”伊什梅尔立刻说道,“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是那个意思。”但她就像没听到一样,他放开饼干和牛奶,将手放在她肩上。“对不起。”他又说道,但是她没有回头看他,并躲开了他的手。“真的很抱款。我很痛苦。你明白吗？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有口无心,我——”

伊利诺·希尔努力装作没有听到伊什梅尔这个退伍老兵在她面前说的这番话。每次他说到自己,试图说出那些他心里想说的话时,人们就是这种反应,没人想听。也有其他参加过战争的男孩,他发现有时候他能和他们说得上话,但那又有什么意义呢？“对不起,初枝。”他又说了一遍,“非常抱歉,都怪我。”

他没买牛奶和饼干就离开了。他回到家,写了一封道歉信,解释了一大堆,说他当时不在状态,说有时他说的不是心里想的,说他希望自己从来没有在她面前说过日本鬼子,说他再也不那么说了。那封信在他的书桌抽屉里放了两个星期之后,被他扔掉了。

他身不由己,他打听到她的住处、她开的车。看到她丈夫宫本天道时,他觉得心里有什么东西收紧了。他觉得自己心里越来越堵,很长段时间里,他晚上睡不着觉。他醒着躺在床上,直到凌晨两点,然后他会打开灯,读读书,看看杂志。然后慢慢地,黎明就到了,他就不必睡觉了。一大早,他会出去沿着岛上的小路散步,慢慢地漫步其间。有一次,他这么做的时候遇见了她。她在弗莱彻湾的沙滩上,忙碌地耙蚌壳。她的孩子睡在一旁的毯子上,上面打着一把伞。伊什梅尔有意来到沙滩上,蹲在初枝旁边,她正在将蚌壳剔出来,倒进一个篓子里。“初枝,”他恳求道,“我可以和你谈谈吗？”

“我已经结婚了,”她看都没看他就说,“我们单独在一起不合适。叫人看见不好,伊什梅尔。他们会说闲话的。”

“这儿没人。”伊什梅尔答道,“我必须和你谈谈,初枝。你欠我的，是不是？你不觉得吗？”

“是的,”初枝说,“我欠你的。”

她转过脸,看着她的孩子。太阳照到了小孩的脸上；初枝调整了沙滩伞的位置。

“我就像个垂死之人,”伊什梅尔对她说,“从你去曼扎纳的那天起,我就没有一刻是快乐的。你知道那是一种什么感觉吗,初枝？有时候,我觉得我快疯了,或许会被送进贝灵厄姆的疯人院。我疯了,睡不着觉,整夜整夜地醒着。这种感觉,从来没有离开过我。有时,我觉得我受不了了。我告诉自己不能这样下去,但是没用。我无能为力。”

初枝用左手手背推了一下眼前的头发。“我很抱歉,”她轻轻地说,“我不想让你不幸。我从来没想过要让你痛苦。但是我不知道我现在能为你做什么。我不知道怎么才能帮你。”

“你会觉得我疯了,”伊什梅尔说,“但我只想抱抱你。我只是想抱你一次,闻闻你的头发,初枝。然后我就会好起来的,我想。”

初枝手里抓着蚌壳耙,冷冷地看着他,看了许久。“可是,”她说,“你知道我不能。我不能碰你。伊什梅尔。我们之间的一切都结束了。我们都得将它忘记,然后继续我们的生活。在我看来,没有折中的办法。我结婚了,有了孩子,我不能让你抱我。所以我希望你站起来,离开这里,永远忘了我。你必须忘了我,伊什梅尔。”

“我知道你结婚了。”伊什梅尔说道,“我想忘了你。我想。如果你能抱抱我,我想我就能开始忘记你。初枝。就抱一次,然后我就会走开,水远不再和你讲话。”

“不,”她说,“不行。你应该去找别的方法忘记我。我永远不会抱你的。”

“我没有说爱,”他说,“我不是在请你试着爱我。只是像一个人对另一个同类一样,只是因为我很痛苦,不知道向谁求助,我只是让你抱我一下。”

初枝叹了口气,转头看着别处。“走开。”她说道,“我伤害了你,的确。让你痛苦我非常抱歉,但我不会抱你的。伊什梅尔。你得继续生活下去。现在请你站起来,离开这里。”

多年过去,现在她丈夫被指在海上杀害了一个男人,接受审问。在海岸观测站的这个存档室,伊什梅尔突然想到这些文件中或许能找到一些和天道的案件相关的东西。他突然将天气记录放到了一边,开始在文件柜里搜寻起来,一种奇怪的激动在他心里升起。

伊什梅尔花了十五分钟找到了自己想要的。放在门右边的一个文件柜从下面数第三个抽屉里——一九五四年九月十五日至十六日的记录。无风、中浪、浓雾、温暖。午夜一点二十分,S.S.西·科罗拉,希腊属,黎巴嫩旗；她从她所在位置向西发出了信号,朝南往西雅图行驶。信号内容用的是缩写:科罗拉从西北方向发出呼叫,56号传声板,希望通过灯塔无线信号定位。她沿途应该看到了测绘标,但领航员对此不是很确信,那天凌晨一点二十六分时,浓雾,她向灯塔发出信号寻求帮助。因为有干扰,信号很弱,所以当班的无线电值班员建议科罗拉的领航员通过56号传声板读取信号,她就在兰溪顿岛的北岸,相应确定自己的位置。科罗拉的领航员鸣了一声笛,中断了通话。科罗拉在大约56号浮标筒附近驶离航道,他记道,往西北方向转去,横穿过船舰湾。

船舰湾,就是那晩戴尔·米德尔顿、凡斯·寇普和伦纳德·乔治他们看见卡尔·海因撒网的地方。那晩有艘大货轮从捕鱼区穿过,造成的大浪足以将一个健硕的男人掀下船。

一点四十二分,根据舵手指示,科罗拉按正确的方向拐弯,海员加了两块传声板,随后又确认了三次——58号、59号、60号传声板。科罗拉的无线电报务员似乎确认他们已经回到了正确的航道。接近白沙湾的时候,他接收到了灯塔的无线电信号,就更自信了,于是向南拐了个大弯。科罗拉锁定灯塔的信号,朝西雅图驶去。

所有文件一式三份——军用标准的复写本。都有无线电值班员的签名,一个叫菲利普·米荷兰德的水手——他誊写的无线电信号的内容。伊什梅尔将水手米荷兰德誊写的三页内容抽出来,折了两折。几张纸放在他的大衣口袋里刚刚好,他让它们待在那里,摸着它们,让自己平静下来，然后拿起一盏灯,走了出去。

在楼下的大厅里,他找到了在一台煤油取暖器旁慢慢翻看《星期六报》的利凡特。“我好了。”他说,“还有一件事。菲利普·米荷兰德我想和他谈谈。”

利凡特摇摇头,将杂志放在地板上。“你认识米荷兰德？”他说。

“是的,有点儿认识。”伊什梅尔说。

“他走了。他调到弗拉特瑞角了,他和罗伯特·米勒一起。我们就是那时候来这儿的。”

“我们,”伊什梅尔说,“还有谁呢？”

“我和斯莫兹,我们两个。我们一起来的。斯莫兹。”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米荷兰德什么时候离开的？”

“还是九月份的事。”利凡特说,“我和斯莫兹是九月十六日调来做二班无线电值班员的。”

“二班？就是在晚上吗？”

“是的,夜班。”利凡特说,“我和斯莫兹值夜班。”

“这么说米荷兰德走了。伊什梅尔说,“他是九月十五日离开的？”

“不可能是十五日走的,”利凡特说,“因为他十五日晚上还值班了。他应是在十六日离开的,没错。他和米勒九月十六日去的弗拉特瑞。”

没人知道,伊什梅尔心想。听到科罗拉的无线电信号的人第二天就去了别的地方。他们在十五日晚上值完班之后就一觉睡到十六日早上,然后就离开了圣佩佐岛。誊写的无线电信号被夹进了马尼拉文件夹，文夹被放进了一个堆满海事守望记录的房间里的一个文件柜里。谁会找到他们呢？伊什梅尔想,放在那里它们就等于永远消失了，没人会知道这事：卡尔·海因溺毙的时候,他的表停在一点四十七分,一点四十二分,一艘货轮驶过船舰湾——五分钟之差——毫无疑问,它激起的海浪足以掀翻一艘小小的刺网捕鱼船,将一个健硕的男人抛进海里。或许有一个人知道事实,就是死者本人。关键就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