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然三毛近年来一系列撒哈拉的故事很受各方瞩目、议论，但也正如她母亲所说：像捧明星一样，并不是好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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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默一旁欣赏她，若欣赏自由翱翱的云雀，是一种适宜的欣赏态度。三毛在家信里如是表白：锋芒如果太露，便可能停笔，一年，或许十年……微雨的早晨，叩访她父母台北南京东路寓所。

小型方正的客厅里，一组深色沙发井然对放，铺在正中的几何形图案地毯，洁净，略呈黯淡。靠墙一箱热带鱼，浮沉吸吐，远远望去，橙红的斑点，穿梭如流星。

曾和三毛的双亲聚会过，很为他俩的淳厚正直留下印象——自然，也附加一份对三毛的关怀。此番访晤，是情谊的交流与分享一位母亲的骄傲、欣慰。

做母亲的，以一种娴静温婉的语气回忆女儿童年的点滴：三毛，不足月的孩子，从小便显得精灵、倔强、任性。话虽不多，却喜欢发问；喜欢书本、农作物，不爱洋娃娃、新衣裳。可以不哭不闹，默默独处。不允许童伴捏蚂蚁，苹果挂在树上，她问：是不是很痛苦？

中学以前，一切尚称顺利，初二以后，由于理化数学成绩不好，加以健康影响，休学在家。为了弥补缺失，这一段时间，她利用时间自修国文、英文，并随黄君壁学山水、邵幼轩习花鸟，继而参加五月画会。

（客厅的三面墙上，正挂着那时期的作品。沙上并禽池上暝，一幅戏鸭图，透露相当练达的功力。另两幅雄鸡与花鸟，雄飞从雌续林间，晴光淑气催黄鸟；也绝不易看出是一个十几岁女孩的手笔。）

几年过去，她想重返学校。经过文化学院院长批准，成为哲学系旁听生。结业后，得到西班牙马德里大学的入学许可，但几乎为了一份英文成绩单不得成行。马德里大学的进修结束后，转赴德国歌德书院，接受严格的语文训练，之后，放了线的风筝般，飞往美国。在芝加哥伊利诺法律图书馆做事，前前后后通过十二次美国公务员考试。两年后回国，在文化学院、家专、政工干校执教。然后在“人生苦短，不喜欢平淡”的理由下辞去教职，又离开家园，重奔前程。这一去，是平沙万里的撒哈拉。

她从沙漠寄来美丽浪漫的文章，仿佛，撒哈拉成为她写作生命的绿洲。

事实上，她十四岁开始练习写作，十七岁正式投稿。早期作品中的晦涩与现今作品的开朗，截然两种鲜明对比。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份发表在《现代文学》的作品：《惑》，描写自己病中迷失在《珍妮的画像》里的幻觉。天黑了，不敢开灯，蜷缩床角，想隐藏在黑暗里。

“是了，我是在逃避，在逃避什么呢？……好像在很久，以前不知道在什么世界里……我有那么一段被封锁的记忆（中略）……在另一个世界里，那些风啊！海啊！那些缥渺、阴郁的歌声……”

“珍妮和我的关系不是病，不是病，我明白的……（中略）一次又一次我跌落在那个虚无的世界里，在里面喘息、奔跑、找寻……找寻……奔跑……醒来时汗流满面，疲倦欲绝。”幻觉里，她矛盾不安，感到“失落的狂乱”、“被消失的痛苦”。而大病初愈后，忽然心血来潮，提着画具出外写生，任凭母亲苦心劝阻。

“我一下子哭了起来，我拚命捶着大门，发疯似的大喊：‘不要管我，让我去……让我去……讨厌……讨厌你们……’”

这种情绪的表达，无疑是激烈纵情的。失学、病痛下的煎迫，亲情的关爱也成为心理上的负担了。

《惑》是她成长期的作品，缺乏委婉申述的含蓄，充满忧郁悲伤的色彩。技巧是生涩的，心境的成长比起一般“正常步骤”生活中的同龄女孩，都要敏感、早熟。

《月河》发表在次年十九卷第六期《皇冠》，描写一个叫林珊的女孩对感情的执着与憧憬。男孩叫沈，仅基于那份埋藏已久的感觉，第一次见面，林珊便痴情投注真爱。以现今的标准衡量，《月河》的构架带着为赋新词强说愁的言情，不过，文中“我不要孤独，我不要做聪明人，我要爱，我要爱……即使爱把我毁了”的自白，也坦然流露一个年轻人率真的热情。

和《月河》相类的，是她同年一月发表在《中央日报》的短篇《异乡之恋》。异乡之恋叙述一对陌生男女在异国相遇，他们相对坐了一日，仅有的一日，彼此却动心了，恐惧着分离。

“生命的本质是孤独的”，“爱的赠送即是刹那也是永恒”，两篇文章，表达同一主题。

一九六六年，她已经进文化学院哲学系，一月二十九日在《徵信新闻报》发表《极·乐鸟》。

这是一篇为朋友Ｓ所写的散文。Ｓ的自杀令她激动，歇斯底里的哭泣，胃抽痛得打滚。

“我是天生的失败者，你的天才尚且不是你的武器，我又拿什么跟自己挑战呢？”

“我们不耐的期待再来一个春天，再来一个夏天，总以为盼望的幸运迟迟不至，其实我们不明白，我们渴望的只不过是回归到第一个存在去，只不过是渴望着自身的死亡和消融而已。”

在孤愤情绪的抒发下，《极·乐鸟》急切、分明，一气呵成。

在文化学院读书的这一时期，她认识了法文系教授胡品清，《皇冠》与《联副》分别刊载了胡教授写给Ｅｃｈｏ（她的英文名）的书简。

胡对她的印象是：一个令人费解的、拔俗的、谈吐超现实的、奇怪的女孩，像一个谜。一九六七年她出国后一个月，胡的《断片三则》之一描写她：喜欢追求幻影，创造悲剧美，等到幻影变为真实的时候，便开始逃避。

这是女诗人、作家，亦师亦友的看法，是否完全真确，不敢断言。但根据Ｅｃｈｏ早期发表的《惑》、《月河》、《异乡之恋》来推论，追求幻影，创造悲剧美是属实的。

又由于她对绘画的狂热，文章中的共通点之一是不由自主的以艺术为陪衬。《惑》中的珍妮画像；《月河》中的沈和林珊同是爱画人，他们的作品被陈列在一个展览会场；还有《异乡之恋》，在巴黎卖画为生的男主角，都是直间接的象征。风格的逐渐改变，是在《极·乐鸟》之后。

一九六七年六月在《幼狮文艺》发表的短篇《安东尼·我的安东尼》，叙述一个女孩（以“我”为第一人称，也可能指自己。）离乡背井生活在异地中，对一只小鸟“安东尼”所产生的感情。

从笔势看来，《安东尼·我的安东足》仍然是“感情用笔”的；然后，《惑》中的激烈，《极·乐鸟》中的孤愤，及《月河》、《异乡之恋》中若干不实虚幻的色彩，淡漠了，给人一种逐渐真实感人的力量。

在可能同一时间内发表的《一个星期一的早晨》，是我认为手头收集她早期文章中最好的一篇。

这篇文章以清新的美感来描述一个炎夏的林中午日，与朋友旧地重游。

爬树、涉水、晒太阳，接近自然的欢悦与淡淡追念流光的伤怀，交织在一片明快的诗情里。

好像一朵空灵的小草花，逢春雨后的绽放，叶瓣上还停留黎明新亮的水露。

这以后，也就是寄自撒哈拉沙漠的一系列流浪记了。（也包括发表在《实业世界》上的若干篇报导文字。）

也可以说，撒哈拉沙漠的故事在《联副》轰动以前，她所发表的作品为数并不多；以真实姓名“陈平”发表的作品，读者诸君恐怕都没有太深印象。

《撒哈拉的故事》为什么与早期作品风格悬殊如此？特殊地理环境使然？抑或成长过程的蜕变？深沉多感的心思在什么时候一转明快清朗？

《白手成家》一文里，也许可以提供一点线索：“我的半生，飘流过很多国家。高度文明的社会，我住过，看透，也尝够了。我的感动不是没有，我的生活方式，多多少少也受到它们的影响。但是我始终没有在一个固定的地方，将我的心留下来给我居住的城市。”

为什么看透、也尝够了呢？

如前所提，失学、病痛曾经造成她成长过程中的阴影，但由于不轻易妥协的天性，一再突破难关，重新复学，扩大早有的生活领域。但是，婚姻上的挫折，使她再度遭遇到重击。

她的母亲沉痛的说——这也许是造成她当初决定“流浪”的主因。

但，《白手成家》里也谈到：“也有比较了解我的朋友，他们又将我的向往沙漠，解释成看破红尘。自我放逐，一去不返也——这些都不是很正确的看法。”

自然，我并不想以一种解析方程式的态度来解释她的个人，（这对她与我都是一件俗不可耐的事——也因为“我在这个世界上，向来不觉得是芸芸众生里的一份子，我常常要跑出一般人生活的轨道，做出解释不出原因的事情。”）但是，就作品本身，我认为，也唯有通透了事理、生死、喜怒的人，才能如此无为无求的透视人生。

我也相信，前期的三手，无疑也是热爱写作的，只是因为机遇局限与偏窄的观念，一直表现平平，而撒哈拉沙漠如此受到热爱，又何尝不是眼泪中体会出来的微笑？

欣赏一篇文章，不只为喜爱其中充满生趣的情节，而是因为产生“人世”的共鸣。众人喜爱撒哈拉的故事，是因为它流露善良、豁达、悲天悯人的性情。然而，众人也许不知道，写喜剧的人，往往深尝悲剧。

桂文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