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乐并非周的发明，殷商就有，夏也有。而且，商人之礼是奢侈的，商人之乐也是华丽的，甚至特别重视音乐之美。汤王的赞美诗《那》这样唱道——

伟大啊繁多，

敲起手鼓。

鼓声隆隆啊，

乐我先祖。

清亮的管乐，

齐整的步武。

铿锵有力的钟磬，

神采飞扬的万舞。[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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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诗·商颂·那》：“猗与那与，置我鞉鼓。奏鼓简简，衎我烈祖。汤孙奏假，绥我思成。鞉鼓渊渊，嘒嘒管声。既和且平，依我磬声。於赫汤孙，穆穆厥声。庸鼓有斁，万舞有奕。我有嘉客，亦不夷怿。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温恭朝夕，执事有恪。顾予烝尝，汤孙之将。”

呵呵，他们没准还有唱诗班。

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说“周公制礼作乐”？

因为周公让夏商也有的礼乐脱胎换骨。他先拷贝其数据，再格式化其硬盘，然后按照自己的需要安装另一个系统，结果便变成了全新的东西。

那么，周的礼乐，跟殷商的又有什么不同？

商是仪（仪式），周是制（制度）。

什么是“礼”？什么是“乐”？按照甲骨文和金文的字形，礼就是礼器，乐就是乐器。所以，礼乐就是祭礼和乐舞。这当然不错，也不能没有。但在周公看来，礼和乐，又不能仅仅只是祭礼和乐舞，更应该是一种巩固政权、稳定社会、维持秩序和安定人心的工具。

◎甲骨文的“礼”（甲3629）。

◎金文的“礼”（何尊）。

王国维、郭沫若都认为“象二玉在器之形”，因此“礼”最早是指礼器。

◎甲骨文的“乐”（续3·28·5）。

◎金文的“乐”（郘钟）。

许慎认为“象鼓鞞”（架子鼓），罗振玉认为是“琴瑟之象”，总之是乐器。

具体地说，礼的作用是维持秩序，乐的作用是安定人心。人心安定，秩序就能维持；秩序井然，社会就会稳定；社会稳定，政权就能巩固。这是一个环环相扣的完整系统工程。

礼和乐，为什么能起到这样的作用？

因为礼要表现为仪，仪要表现为序。比方说，在请神吃饭的祭祀仪式上，接受致敬和礼拜的天神地祇、列祖列宗，谁坐“主席”，谁算“列席”，要有一个序列；参加祭祀的人，谁是“主祭”，谁算“助祭”，也要有一个序列。如此，才能“行礼如仪”。

显然，礼的本质就是序，秩序。

处理人神关系的秩序，当然也可以用来处理人际关系。这就是周公的“礼”。它的意义，不再仅仅只是“敬神祭祖”，更在于“身份认同”。说得再明白一点，就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身份地位，比如君臣父子，夫妻兄弟；也都有自己的权利和义务，比如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只要明确这一点，各自安分守己，就不会动乱。

因此，它必须被确定为制度，即“礼制”。

必须被应用于政治，即“礼治”。

必须成为普遍进行的教育，即“礼教”。

但这里面有问题。

实际上，按照这种制度，除了天子“至尊”，其他人都铁定的卑，顶多有相对的尊。这是无法让人心理平衡的。是啊！人人生而平等，凭什么有的尊，有的卑？

对此，周公他们自有一套说辞。可惜这些说辞未必让人心服，更未必能让人心悦，因此必须用“乐”来调和。乐，是音乐，也是快乐。音乐是“乐音的运动形式”，而乐音的特点就是“差异”。不同的乐音，音高、音长、音强、音色，都不同。但组合在一起，很好听。好听是因为和谐，和谐是因为多样统一。礼和乐的共同特点，就是既讲多样，又讲统一。礼辨异，乐统同。有礼有乐，礼兴乐和，就能构建“和谐社会”。

这就是周公的“制礼作乐”。

也只有按照这个系统建设的，才是所谓的“中华礼乐文明”。

如此复杂的系统工程，当然一言难尽，但线索是清晰的——因为“君权天授”，所以要“以人为本”；因为以人为本，所以要“以德治国”；因为以德治国，所以要“以礼维持秩序，以乐保证和谐”。

天授是旗帜，人本是纲领，德治是“一个中心”，礼乐是“两个基本点”。

从这样一整套思想体系出发，周人创立了四大制度——井田、封建、宗法、礼乐。井田是经济制度，封建是政治制度，宗法是社会制度，礼乐是文化制度。井田“顾民生”，封建“从民意”，宗法“敦民俗”，礼乐“安民心”。至此，周文化和周制度的系统软件，全部安装完毕。

那就让我们一一道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