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迪来自方方面面。

与专业的历史学家不同，我更喜欢琢磨“为什么”。除了天性以外，也多少受好朋友邓晓芒的影响。晓芒是超一流的哲学家。20世纪80年代初，我和他一起做中西美学比较，便讨论过中西文化的本质区别。也就在那时，晓芒提出中国文化的内核是“群体意识”，西方文化的内核是“个体意识”，两种文明也各有两只翅膀，即文化心理的“互补结构”。内核的说法是邓晓芒的创新，互补结构则受到徐复观、李泽厚和高尔泰等先生的启发，思想源头更要追溯到尼采。

这些观点，后来写进了我们合著的《黄与蓝的交响》一书，现在则成为本卷的思想基石。[1]

[1]该书原名《走出美学的迷惘》，花山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后更名为《黄与蓝的交响》，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一作者邓晓芒。

不过这绝非“概念先行”。相反，这些结论本身就是研究的结果。而且，以后我的一系列研究成果，比如1995年出版的《闲话中国人》等，则一再证明它们是成立的。至少，逻辑自洽。

在此基础上，我在20世纪90年代初，又提出了中华文明的三大精神。

这是受到汤一介先生的影响。汤先生认为中国文化的精神是天人合一、知行合一和情景合一。但我认为，“礼乐合一”比“情景合一”更合适。而且，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天人合一归于人，知行合一践于行，礼乐合一成于乐”。这样说，才能完整地表述我们民族的人本精神、现实精神和艺术精神。[2]

[2]请参看拙撰《论中国文化的精神》，收入《中华文化研究》一书，厦门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一个内核（群体意识），两只翅膀（忧患心理和乐观态度），三大精神（人本精神、现实精神、艺术精神），体系构建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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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文化系统”。

系统是一定有逻辑起点的。而且，系统的建立虽然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但其中肯定会有一个决定性的时刻。那么，这个时刻可能在何时，可以称之为“奠基者”的又是谁呢？

直觉告诉我，是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