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国君集权和富国强兵为锁定目标，商鞅全面展开了他的体制改革，包括经济改革和军事改革。使用的手段也很简单：恩威并施。比方说，努力生产多交公粮的，免除徭役；偷奸耍滑投机倒把的，收为奴婢。又比方说，有军功的，让他们显赫荣耀；没军功的，让他们没有面子。总之，商鞅一手拿狼牙棒，一手拿军功章，带领秦国突出重围。新法实施十年后，秦国“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人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秦孝公也从雍（今陕西省凤翔县）迁都咸阳（今陕西省咸阳市），开始了“席卷天下，包举宇内”的准备。勃然雄起的秦让诸侯刮目相看，连周天子都送来了胙肉。

但，这很可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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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质疑的不是乡邑大治，而是大治的原因。事实上商鞅上台后颁布的一号法令，就是在基层组织推行保甲制和连坐法。商鞅规定，庶民按户编组，五家为保，十户相连，一人作奸犯科，通体连带责任，左邻右舍都必须立即向政府报告。不告发者腰斩，藏匿者视同降敌，告发者按斩敌首级领赏。难怪秦国能“道不拾遗，山无盗贼”了，人人都是特务和警察嘛！

这样一种邻里之间相互监视相互告发的恐怖生活，也许只有在纳粹德国可以体验。只不过没人知道，商鞅是否为他的元首组建了党卫队。

但可以肯定，商鞅不但使秦国变成了一座军营，也使秦国成为一座监狱。实际上他肃清盗贼，整顿治安，禁止斗殴，并不是为了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而是要将社会上闲散的武力集中起来为其所用。所谓“勇于公战，怯于私斗”，就是只为国君战斗，不为自己战斗；只杀外国人，不杀秦国人；只为高官厚禄杀人，不为蝇头小利杀人。显然，商鞅培养教育出来的，不过是些毫无爱心的杀人机器。如果靠这竟能实现天下大治，那才真是天大的笑话！[11]

[11] 荀子比较过不同王国的军事制度，认为像齐国那样用钱奖励的雇佣军式军队是“亡国之兵”；魏国那样用免税来奖励的是“危国之兵”；用赐爵来奖励的秦军最有战斗力。正如齐军打不过魏军，魏军打不过秦军，秦军也不可能战胜齐桓和晋文，更不可能战胜商汤和周武的军队。因为齐桓、晋文靠的是纪律严明，商汤和周武的则是仁义之师。请参看《荀子·议兵》。

杀人机器是不会把他人生命放在眼里的，商鞅本人就是如此。据说，商鞅有次一天之内就在渭水之滨处决囚犯七百余人，以至于“渭水尽赤，号哭之声动于天地，蓄怨积仇比于丘山”，简直就是惨绝人寰！[12]

[12] 请参看刘歆《新序》。

商鞅，你这样杀人如麻，就不怕报应吗？

没人知道这条史料是否可靠，正如没人证明它无中生有，或夸大其词。但毋庸置疑，商鞅是一个铁血宰相。新法初行之时，秦国上下议论纷纷，到国都投诉的数以千计。刚开始，商鞅还跟他们讲道理，后来就干脆以霸道行霸道。而且不管是说新法不好，还是说新法好的，统统称之为乱民，放逐到边邑。结果当然令商鞅满意。从此以后，再没人敢说三道四。

这绝不是改革必须付出的代价。

不错，变法是要有些铁腕。决策做出以后，斩断争论也很有必要。否则，七嘴八舌，议论纷纷，议而不决，决而不行，改革就不能成功。但商鞅的情况不同于此。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围绕着专制、集权和独裁来设计和进行的，因此不能让人民有言论自由。实际上，商鞅不但不准议论他的法令，而且根本就不允许有任何议论。在他心里，人民只有义务没有权利。他们不过是君王实现霸业和帝业的工具和武器。或者说，男人平时是劳动工具，战时是杀人武器，女人则是生产这些工具和武器的机器。既然如此，那你议论什么？遵命执行就是！

这就是所谓商鞅变法。从此，秦国上有独裁君主，下有芸芸众生，中有官僚机构，遍布军队、特务和警察，变成了一个中央集权和军事独裁的准帝国。

事实上，秦能在优胜劣汰的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只能归结为他们有当时最管用的制度。或者说，他们把这个新制度建设得最彻底，也运用得最彻底。这种新制度，能够最大限度地集中国内的资源和财富，最大限度地激发民众的生产潜力和战斗勇气，并保持令行禁止步调一致的集体性格，从而横行霸道，一统天下。

在这里，我们闻到了专制的血腥。

是的。伴随秦军挺进中原之步伐的，是血雨腥风；提供秦国后来居上之保证的，是严刑峻法。秦政之苛，秦法之严，秦制之专横，秦风之强悍，实乃公开之秘密，不争之事实。秦，是专制主义和军国主义的大本营。

这个大本营的奠基者，是商鞅。

商鞅成功了。至少，他把秦从公国变成了王国，并为这王国变成帝国铺平了道路，做好了准备。商鞅死后十四年，秦惠称王；一百零四年后，嬴政称帝。

然而商鞅自己，却死于非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