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尔逊工作的核心是试图解决一个貌似简单的谜题：当我们年老、体弱、不能照顾自己的时候，是什么使生活值得过下去？1943年，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Abraham Maslow）发表了他影响巨大的论文《人类动机论》（A Theory of Human Motivation），提出了著名的人类需求层次。这个理论经常被描述为一个金字塔。塔基是基本需求——生存的必需品（如食物、水、空气）和安全的必需品（如法律、秩序及稳定）。其上一个层次是爱的需求和归属感需求。再其上是成长的愿望——实现个人目标、掌握知识和技能、成就得到承认并获得奖励的机会。最上面一个层次的需求是马斯洛所谓的“自我实现”——通过追求道德理想和创造性本身而获得的自我完善。

马斯洛认为安全和生存是最重要、最基本的目标——至少在我们的选项和能力有限的时候。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关于老年的公共政策和关注点着眼于健康和安全就是对这些目标的承认和体现。它们被假定为每个人首先关心的事项。

不过，事实比这更复杂。为了某些超越他们自身的事情，如家庭、国家或者正义，人们愿意欣然牺牲自身安全和生命，而这一点与年龄无关。

而且，人生的动力并不是恒定的，而是随着时间的变化，以与马斯洛经典的层次理论并不十分吻合的方式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在成年早期，如同马斯洛指出的，人们追求成长和自我实现的人生。成长要求向外开放。我们寻求新的经验、更广泛的社会联系，以及在世界留下足迹的方式。然而，在成年的后半期，人们的优先需求显著改变。大多数人削减了追求成就和社会关系的时间及努力，他们缩小了活动范围。如果有机会，年轻人喜欢结识新朋友，而不是跟兄弟姊妹待在一起；老年人则刚好相反。研究发现，年龄大了以后，人们交往的人减少，交往对象主要是家人和老朋友。他们把注意力放在存在上，而不是放在做事上；关注当下，而不是未来。

理解这个变化是理解老年的基础。有很多理论试图解释这种变化：有的理论说，这表现了从漫长的生活经验中获得的智慧；有些人认为，这是老化的头脑组织导致认知变化的结果；还有人指出，这种行为变化是被强加于老年人的，并不真正反映他们内心真正的愿望。他们缩小活动范围，是因为身体和认知衰退的限制阻碍了他们追求曾经有过的目标，或者由于世界仅仅因为他们老了就阻止了他们的追求。他们不是反抗，而是接受——或者，用更令人伤感的说法，他们妥协了。

🐕 落·霞*读·书=- l u o x i a d u s h u . c o m -=

近几十年来，在整理这类论说方面，没人比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学家劳拉·卡斯滕森（Laura Carstensen）更具有创造性或者更有分量了。在她影响最大的一项研究中，她和她的团队追踪了近200个人数年间的情感经历。研究对象的背景和年龄范围很广（加入研究的时候，他们的年龄范围从18岁到94岁）。研究一开始，研究人员会给研究对象一个呼机，一周之内，这些研究对象必须每天24小时随身带着。在那一周，他们会被随机呼叫35次，要求他们从一张列表中选择出在那一个特定的时刻他们体验到的情绪。这项调查每隔5年会重复一次。

如果马斯洛的需求层次是正确的，那么，缩小生活范围与人们追求最大限度的自我实现就是背道而驰的，你会认为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的快乐程度会降低。但是，卡斯滕森的研究发现，结果刚好相反。人们根本没有变得不开心，而是随着年岁增长，快乐程度提高。他们比年轻时更少焦虑、压抑和愤怒。的确，他们会经历困难，也常常体会到辛酸悲苦——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经常交织在一起。但是，总体而言，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觉得在情绪方面，生活体验变得更令人满意、更加稳定了，即便年老缩小了他们的生活范围。

研究结果提出了更深一层的问题。如果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从在意实现、拥有和得到转而懂得欣赏日常生活的愉快和亲密关系，如果我们发现这更具满足感，那么，为什么我们要等这么久才去做？为什么我们要等到老了才去做？生活是一种技能。老年的平静和智慧是在时间历程中实现的。

卡斯滕森被一种不同的解释所吸引。如果需求和欲望的改变与年龄本身无关呢？假设这只是与视角有关——你个人对于存在于这个世界的时间长短的感觉发生了变化。科学圈觉得这个观点有些奇异。但是，认为一个人的个人视角可能是最重要的，卡斯滕森有自己的理由——那是一次极大地改变了她对自己生活的理解的濒死体验。

那是1974年，她21岁，家里有一个婴儿，而婚姻已进入离婚程序。她只有高中学历，没有人，尤其是她自己，会料到有一天她会成为一位杰出的科学家。有一天晚上，她把孩子交给父母，和朋友一起出去聚会，观看Hot Tuna乐队的音乐会。看完表演回家的时候，他们挤进了一辆大众面包车。 在纽约罗切斯特郊外的高速公路上，醉醺醺的驾驶员把车开翻了，车滚到了路基下面。

卡斯滕森勉强捡回了一条命。她头部受了重伤、内出血、断了几根骨头， 在医院住了几个月。“那情景很卡通，我躺在床上，腿悬吊在空中，”她告诉我，“最初的三个星期左右，情况真的很危急，我时而清醒，时而昏迷，之后， 我有时间开始思考。”

“当我逐渐恢复，开始能够认识到我离死神有多近之后，我对什么事情更重要有了非常不同的看法。重要的是存在于我生活中的其他人。我才21岁， 以前我的每一个念头都是：下一步做什么？如何才能成功？我能找到完美的灵魂伴侣吗？很多这样的问题——我想这都是21岁的人会思考的典型问题。

“突如其来地，我仿佛被堵死在路途中。当我思考什么事情重要时，我觉得重要的事情已同过去大相径庭。”

她并没有马上认识到她的新观念和老年人通常的观念多么相同。但是，病房里的其他4位病友都是老年妇女，髋骨骨折后，她们的腿悬挂在空中。卡斯滕森发觉自己与她们有共同点。

“我躺在那儿，周围都是老年人，”她说，“我同她们熟悉后，知道了她们出了什么事。”她注意到她们的治疗和她很不一样。“一整天都有医生和治疗师来看我、治疗我，而他们只是在出门的时候，对我邻床的那位老人挥挥手，说一句：‘好好努力！’”

他们传递的信息是：这位年轻女士的生命还有各种可能性，而她们的没有。

“正是这次经历使我坚定了研究衰老的决心。”卡斯滕森说。但是当时她并不知道会这样。“在我生命的那个时刻，我并未踏上日后成为斯坦福教授的路途。”然而，她的父亲觉得她躺在医院太无聊，遂借此机会给她在当地的一所大学注册了一门课程。他会去听所有的课，并录下所有的授课内容， 再把磁带带给她。她是在医院，在骨科的女病房里，学习了她的第一门大学课程。

对了，那个第一门课是什么呢？是《心理学导论》。躺在病床上，她发现自己正在经历着她所学习的那些现象。从一开始，她就能够明白专家哪些地方说得对，哪些地方说得不对。

15年以后，她已经成为学者，那段经历促使她构想了一个假设：我们如何使用时间可能取决于我们觉得自己还有多少时间。当你年轻、身体健康的时候，你相信自己会长生不老，从不担心失去自己的任何能力，周围的一切都在提示你“一切皆有可能”。你愿意延迟享受，比方说，花几年的时间，为更明媚的未来获取技能和资源。你努力吸收更多的知识和更大的信息流，扩大自己的朋友圈和关系网，而不是和妈妈黏在一起。当未来以几十年计算（对人类而言这几乎就等于永远）的时候，你最想要的是马斯洛金字塔顶端的那些东西——成就、创造力以及“自我实现”的那些特质。但随着你的视野收缩，当你开始觉得未来是有限的、不确定的时候，你的关注点开始转向此时此地，放在了日常生活的愉悦和最亲近的人身上。

卡斯滕森给她的假设起了一个玄妙的名字：社会情绪选择理论（socioemotional selectivity theory）。她做了一系列的实验验证她的想法。在一个实验中，她和团队研究一组年龄从23岁到66岁的成年男性。其中有些人身体健康，而有些人身患艾滋病。研究人员给研究对象一副牌，上面描述了他们认识的一些人，这些人同他们的亲近程度各不相同，有家庭成员，也有他们读过的书的作者。他们需要根据与这些人度过半个小时的意愿的强烈程度排列这些牌。总的来说，研究对象越年轻，就越不珍惜与情感上亲近的人共度时光，而更喜欢与提供潜在信息或新朋友来源的人交往。然而，在患病的研究对象中，年龄差异则消失了。一个患艾滋病的年轻人的喜好和一个老年人的喜好是一致的。

卡斯滕森极力寻找她的理论的漏洞。在另一个实验中，她和团队研究一组年龄从8岁到93岁的健康人。当他们被问及愿意怎样度过半小时的时候， 喜好的年龄差异又十分清晰。但是，当他们被要求只是想象将要辞世的时候，年龄差异又不见了；年轻人的选择和老年人相同。接下来，研究人员让他们想象医学上的突破使他们可以增加20年的寿命，年龄差异再次消失——不过，这一次，老年人作出了和年轻人一样的选择。

文化差异也不显著。对中国香港地区居民的研究结果和对美国人的研究结果一模一样。重要的是观念。巧的是，在团队完成香港地区研究之后一年， 新闻报道说香港地区的政治控制权将移交给中国政府。对于这一转变后自己和家庭的命运，许多香港人充满焦虑。研究人员抓住这个机会，进行了重复研究。果不其然，他们发现人们极大地缩小了社会网络，年轻人和老年人的目标差异基本消弭了。主权移交一年以后，不确定性消除了，团队又做了一次研究。年龄差异又出现了。“9 · 11”袭击事件之后，他们又对美国做了一次研究；2003年，在SARS肆虐香港地区，几周之内就夺走了近300条生命以后，他们又对香港地区做了一次研究。在每一项研究中，结果都是一贯的。正如研究人员所说，当“生命的脆弱性凸显出来”时，人们的日常生活目标和动机会彻底改变。至关紧要的是观念，而不是年龄。

托尔斯泰对此早有认识。随着健康衰退，伊万·伊里奇意识到自己来日无多，他的野心和虚荣心都消失了。他只想要舒适和情谊，但是几乎没有一个人理解他，他的家人、朋友不理解，他妻子重金请来的名医也不理解。

托尔斯泰看出了那些与生命的脆弱性相抗争的人与不抗争的人之间的观念鸿沟，他也把握到了只能独自承受这个认识所带来的特定痛苦。但是，他还看到了别的：即便死亡的威胁使我们重新对欲望加以排序，但这些欲望也并非不可以满足。虽然伊万·伊里奇的家人、朋友和医生不理解他的需求，他的仆人盖拉西姆却能懂得。盖拉西姆觉得伊万·伊里奇是一个痛苦、畏惧、孤独的人，并对他满怀同情。他也意识到有一天自己也会遭遇主人同样的命运。其他人躲着伊万·伊里奇，盖拉西姆却同他闲聊。当伊万·伊里奇发觉只有把衰弱的腿放到盖拉西姆的肩头才可以缓解疼痛的时候，盖拉西姆为了让他舒服，整个晚上坐在那儿。他不介意他的角色，即便他不得不把伊里奇从便桶上抱上抱下，在他便溺完后给他擦屁股。他在提供照顾的时候不带任何算计和欺骗，也不强加任何超出伊万·伊里奇愿望的目标。这对于伊万·伊里奇渐趋衰弱的生命关系重大：

盖拉西姆轻松地、心甘情愿地、单纯地做着这一切，他的善良本性令伊万·伊里奇心生感动。其他人体现出的健康、体力和活力令他不悦，而盖拉西姆的体力和活力非但不让他难过，反而令他觉得舒心。
这种简单然而深刻的服侍，了解一个垂死的人对日常舒适、对友谊、对帮助其实现谦卑目标的需求，一个多世纪以后，仍然严重欠缺。这是爱丽丝·霍布森想要而无法得到的，这也是路·桑德斯的女儿经过日益筋疲力尽的4年，发现自己无法给予的。但是，有了辅助生活的概念，克伦·威尔逊设法在家里嵌入了这种至关重要的帮助。

***

这个想法不胫而走。1990年，基于威尔逊的成功，俄勒冈州率先鼓励修建更多类似的老年之家。威尔逊和她丈夫共同复制他们的模式，并帮助其他人复制。他们发现了一个现成的市场，人们愿意为了避免终老于疗养院而支付大把的金钱，还有几个州同意为贫穷的老人埋单。

之后不久，威尔逊去华尔街寻求资本，以期修建更多的老年之家。她的公司辅助生活概念（Assisted Living Concepts）上市了。一系列名称各异的养老院（Sunrise，Atria，Sterling，Karrington）拔地而起，辅助生活一时成为美国发展最快的老年居住形式。到2000年，威尔逊的公司已经从不到100名员工扩大到超过3 000人，在18个州运营着184所养老院。2010年，辅助生活机构的用户已经接近疗养院。

但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一个令人苦恼的情况。由于辅助生活的概念十分流行，许多开发商将其到处滥用。这个概念从疗养院的激进替代选项变成了服务内容减少、缩水版的养老居所。威尔逊在国会作证，并在全美各地的演讲中警示这个概念的演变方式。

“抱着采用这个名词的普遍想法，突然之间，辅助生活成为疗养机构改头换面的一个旗号，还有些甚至是只有16张床的寄宿机构，只是希望通过这个概念吸引更多自费的客户。”她在报告中指出。不论她费多大的劲强调自己的初始理念，其他人却并不像她那样忠诚。

大多数时候，辅助生活仅仅成了从独立生活到疗养院之间的一个中转站。它成了目前流行的“持续护理”概念的一个部分。“持续护理”说起来非常好听，也完全符合逻辑，但却延续了把老年人当学前儿童对待的情形。对于安全和诉讼的担忧越来越限制人们在其辅助生活寓所能够拥有的东西，会强制规定希望人们参加的活动，并设立了更加严格的、导致其“出院”到疗养机构的“迁出条件”。以安全和生存为优先考虑的医学语言再次接管了话语权。威尔逊愤怒地指出，连给孩子的冒险机会都比老人多。

2003年发表的针对1 500个辅助生活机构的研究发现，只有11%既能保证隐私又能提供充分服务的机构允许衰弱的老年人留住下来。作为疗养院替代选项的辅助生活理念差不多名存实亡了，甚至连威尔逊自己公司的董事会，在发现有很多公司在采取不那么复杂、成本更低的策略后，也开始质疑她的标准和理念。她想在小城镇建小型建筑，因为在小城镇，除了疗养院，老人们无处可去；她也希望为靠医疗补助的低收入老人提供一些单元房。但是利润更高的方向是在大城市修大建筑，没有低收入客户，不提供高级服务。她创造辅助生活的本意是帮助像她妈妈杰茜那样的老人过上更好的生活，而且她也证明这是可以赚取利润的，但是她的董事会和华尔街渴望更高的利润。 她虽努力抗争，但在2000年，她还是卸任了CEO，出售了她创建的公司的全部股份。

那件事之后，十多年过去了，克伦·威尔逊也已迈入中年。不久之前我和她交谈时，她露出虎牙的微笑、下垂的双肩、用来读书的眼镜和白头发使她看上去像一个书卷气十足的祖母，而不是一个创建了世界级产业的革命性企业家。作为一名致力于老年病研究的学者，当谈到这一领域时，她一下就激动起来，而且，她说话很严谨。她仍然是那种总是思考宏大的、看起来不可能解决的问题的人。公司使她和她丈夫成了富人，他们用这笔钱创办了以她母亲名字命名的杰茜·理查森基金会（Jessie F. Richardson Foundation），继续进行改变老年人照顾方式的工作。

威尔逊大多数时间住在她出生地附近的西弗吉尼亚州产煤区——如布恩、明戈和迈克道尔。西弗吉尼亚有全美最老、最贫穷的人口。如同世界上很多地方一样，这里的年轻人外出寻找机会，把老年人留在家乡。在那里，在她生长的山谷间，威尔逊还在思考普通人在年迈后，如何不用在无人照顾和机构化之间做选择的办法。这仍然是我们面对的最让人不舒服的问题。

她说：“我希望你知道我仍然热爱辅助生活。”接着她又重复了一遍：“我热爱辅助生活。”她说这创生了一个信念和期盼：可以有比疗养院更好的东西。现在仍然如此。任何流行开来的东西都很难同它的创造者最初的意愿相吻合。像个孩子一样，它会成长，但并不总是走向你期盼的方向。但是，威尔逊仍在继续寻找那些坚持她本来目的的地方。

“我特别希望辅助生活发挥作用。”她说。

只是在大多数地方，它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