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连克莱文杰也不明白米洛是怎么做到的，而克莱文杰可是无所不知。克莱文杰了解这场战争的一切，除了为什么约塞连一定要死而斯纳克下士可以活下去，或者为什么斯纳克下士一定要死而约塞连可以活下去之类的问题。这是一场肮脏、混乱的战争，没有它，约塞连原本可以活下去——或许，永远活下去。他的同胞中，只有少数人甘愿牺牲生命以赢得这场战争，而他并不奢望跻身其间。死还是不死，这是个问题，克莱文杰越来越没有底气回答这个问题了。历史并没有要求约塞连早夭；没有它，正义照样得到伸张，进步不依赖它，胜败也不取决于它。人皆有一死，这是必然的事；可是哪些人会死，却要看境遇了，而约塞连怎么死都可以，就是不甘心做境遇的牺牲品。但那是战争。它的好处他也就能想到这些：报酬不错，从父母的有害影响中解放了孩子们。

克莱文杰通晓那么多事，因为他是天才，有一颗跳动的心和一张苍白的脸。他是个瘦长、笨拙、狂热、两眼饱含饥渴的聪明人。在哈佛念本科时，他在几乎各个方面都得过奖学金，而在其他所有方面没有赢得奖学金的唯一原因，是他成天忙于签署请愿书、分发请愿书又质疑请愿书，加入讨论小组又退出讨论小组，参加青年大会、给别的青年大会放哨并组织学生委员会保护被开除的教授。大家一致认为克莱文杰定会名扬学术界。一句话，克莱文杰属于那种很有才智却全无头脑的人。这是谁都知道的，不知道的很快也会知道。

一句话，克莱文杰是个笨蛋。在约塞连眼里，他往往就跟现代博物馆里到处都是的那些人一样，两只眼睛都长在脸的一侧。这自然是一种错觉，却产生于克莱文杰死死盯着问题的一面而从来看不到另一面的偏好。政治上，他是人道主义者，很能识别左翼和右翼，却又不自在地夹在两者之间。他经常面对右翼敌人替左翼朋友辩护，面对左翼敌人替右翼朋友辩护，弄得两个从来不曾替他辩护的群体都彻底地憎恨他，他们认为他是笨蛋。

他是个非常严肃、特别认真又全凭良心办事的笨蛋。跟他一起看场电影，散场后他一定会拉住你讨论什么移情、亚里士多德、共性、寓意，以及电影艺术在物质社会中的责任之类的话题。他带去剧院看戏的女孩子总要等到第一次幕间休息才能听他说出他们在看一出好戏还是坏戏，于是豁然开朗。他是一个好战的理想主义者，而他讨伐种族偏见的方式，就是见到这种事情便当即昏厥。他对文学什么都懂，除了怎么欣赏。

约塞连试图帮助他。“别做傻子啦。”他这样忠告克莱文杰，当时他们在加利福尼亚州圣安娜的军校学习。

“我要告诉他。”克莱文杰坚持道。他们两个正高高坐在检阅台上，俯视着辅助阅兵场上愤怒地来回走动的沙伊斯科普夫少尉，他好像没有胡子的李尔。

“为什么是我？”沙伊斯科普夫少尉悲叹道。

“别出声，傻瓜。”约塞连长辈似的劝告克莱文杰。

“你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克莱文杰很反感。

“我只知道不要出声，傻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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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伊斯科普夫少尉撕扯头发，咬牙切齿，富有弹性的两颊随着阵阵剧痛而颤动。令他苦恼的是整个中队的航空学员士气低落，在每个星期日下午举行的阅兵比赛中表现恶劣至极。他们士气低落，因为他们不愿意每个星期日下午受阅，还因为沙伊斯科普夫少尉从他们之中指派了学员军官，而没有允许他们自己推选。

“我希望有人告诉我，”沙伊斯科普夫少尉虔诚地恳求全体学员，“如果我有什么过错，我希望有人告诉我。”

“他希望有人告诉他。”克莱文杰说。

“他希望谁都不要出声，傻瓜。”约塞连回答。

“难道你没听见他说？”克莱文杰争辩道。

“听见了，”约塞连答道，“我听见他非常响亮、非常清楚地说，他希望我们个个把嘴闭紧，如果我们识趣的话。”

“我不会惩罚你们。”沙伊斯科普夫少尉发誓道。

“他说他不会惩罚我。”克莱文杰说。

“他会阉了你。”约塞连说。

“我保证决不惩罚你们，”沙伊斯科普夫少尉说，“我将感激对我说实话的人。”

“他会恨你的，”约塞连说，“到死都会恨你。”

沙伊斯科普夫少尉是后备军官训练团的毕业生，他很高兴战争爆发了，因为他就这样得到了机会，每天穿着军官制服，以军人特有的清晰嗓音，向正在去往屠宰台的途中、每八个星期一批落入他手心的小伙子们喊“弟兄们”。沙伊斯科普夫少尉是个野心勃勃而毫无幽默感的人，总是严肃认真地面对他的职责，只有当圣安娜陆军航空基地某个跟他竞争的军官染上疾病久治不愈的时候，他才会微微一笑。他视力很差，又患有慢性鼻窦炎，这便使战争显得格外来劲，因为他绝无去海外作战的危险。沙伊斯科普夫少尉最好的地方是他的妻子，而他妻子最好的地方是有一个叫多丽·达兹的女友；多丽一有机会就要与人风流快活，她有一套陆军妇女队的制服，这套制服沙伊斯科普夫少尉的妻子每个周末都会穿上，每个周末也都为她丈夫中队里每一个想跟她偷偷来一腿的学员脱下。

多丽·达兹是个活泼的浪荡少女，打着金铜绿眼影，最喜欢在工具房、电话亭、运动场更衣室和公共汽车候车亭干那事。她不曾尝试的事几乎没有，不愿尝试的则更是少有。她年方十九，身材苗条，不知羞耻而敢作敢为。她伤害了无数男人的自尊心，令他们到了早上便憎恨自己，为她找到他们、利用他们再扔掉他们的方式而自悔。约塞连很爱她。她是个妙不可言的床上尤物，不过她觉得约塞连也就将就而已。她只让约塞连碰过一次，浑身上下的肌肤极富弹性，那种感觉令约塞连难以忘怀。约塞连很爱多丽·达兹，以至于无法控制自己，每个星期都热切地扑到沙伊斯科普夫少尉的妻子身上，用沙伊斯科普夫少尉报复克莱文杰的方式报复沙伊斯科普夫少尉。

沙伊斯科普夫少尉的妻子正在报复沙伊斯科普夫少尉，为他犯下的什么不可遗忘的罪过，具体何事她却想不起来了。她是个丰满、粉红、慵懒的女子，爱读好书，一直在规劝约塞连不要这样平庸，连书都不读。她总是随身带着一本好书，即便赤条条地躺在床上，身上只有约塞连及多丽·达兹的身份识别牌时，也不例外。她令约塞连厌倦，但他也爱上了她。她毕业于沃顿商学院，是个醉心数学的专修生，每个月没数到二十八就会陷入困境。

“亲爱的，我们又要有孩子了。”她每个月都会对约塞连这样说。

“你简直疯了。”他回答。

“我是当真的，宝贝。”她坚持说。

“我也一样。”

“亲爱的，我们又要有孩子了。”她会对丈夫这样说。

“我没时间，”沙伊斯科普夫少尉脾气急躁地嘟哝道，“你不知道在进行阅兵比赛吗？”

沙伊斯科普夫少尉一心只关注如何赢得阅兵比赛，如何把克莱文杰送去诉讼委员会，指控他密谋推翻由沙伊斯科普夫少尉任命的学员军官。克莱文杰专爱捣乱，又自作聪明。沙伊斯科普夫少尉知道，若不加监视，克莱文杰很可能会闹出更大的乱子来。昨天想要推翻学员军官，明天或许就是整个世界了。克莱文杰颇有头脑，而沙伊斯科普夫少尉发现，有头脑的人往往相当精明。这种人很危险，就连克莱文杰帮忙上台的那些新学员军官也迫不及待地要出来作证，指控他，定他的罪。指控克莱文杰一案，案情是十分明朗的，唯一缺少的，就是指控他什么。

指控无论如何不能牵涉阅兵比赛，因为克莱文杰十分重视，几乎同沙伊斯科普夫少尉本人一样。每周日下午，学员们早早出营参加阅兵比赛，在营房外摸索着排成十二人一列的队伍。他们宿醉未醒地哼哼唧唧，无精打采地走向主阅兵场各自的位置，然后和其他六七十支中队的学员一道纹丝不动地站在烈日下，一站就是一两个小时，直到不少学员晕倒在地才解散。阅兵场边上停放着一排救护车，还站着一队队训练有素、手持步话机的担架兵。救护车车顶上，是拿着望远镜的观察员。一名记分员负责记录得分。这整个行动过程由一位精通会计的军医负责监督，他确认可视为昏厥的脉搏次数并检查记分员记录的得分。一旦救护车装载了足够数量的昏迷学员，军医便示意乐队指挥开始奏乐，从而结束阅兵比赛。这些中队一个紧跟着一个，全都走上阅兵场，绕检阅台拐个大弯，然后退出阅兵场，返回各自的营房。

每个受阅中队行经检阅台时，都被打了分。检阅台上坐了一位臃肿而蓄着肥厚髭须的上校，还有其他几位军官。各联队的最佳中队赢得一面带旗杆的黄色三角旗，那东西实在毫无用处。基地的最佳中队获得一面红色三角旗，旗杆略长一些，其价值越发低廉，因为旗杆又重了些，下星期日别的哪个中队夺走之前，他们要整整一周扛着来回跑，实在是头疼之极。在约塞连看来，用锦旗充奖品可谓荒唐。锦旗并没有带来金钱，也没有带来等级特权，就跟奥林匹克奖章和网球赛奖杯一样，它们不过表明得主做了一件无益于任何人的事情，只是做得比其他人胜任些罢了。

阅兵本身似乎同样荒唐。约塞连讨厌受阅。阅兵太军事化。他讨厌听到阅兵的消息，讨厌看到阅兵的场面，讨厌陷在被阅兵阻塞的交通里。他讨厌被迫参加阅兵。就算不必每个星期日下午冒着酷热像个士兵一样接受检阅，做一名飞行学员已经够糟糕的了。做一名飞行学员之所以够糟糕，现在很明显，他的训练完成之前，战争不会结束。那是他当初自愿报名接受飞行训练的唯一原因。作为一名合乎飞行训练条件的大兵，他得等很多个星期分派到班级，再得等很多个星期成为轰炸领航员，之后再得用很多个星期进行作战训练，为执行海外任务做准备。那时，似乎难以相信战争会持续那么长时间，因为有人告诉他，上帝在他一边，而上帝，有人告诉他，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可是战争远远没个了局，而他的训练却已接近尾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