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盗的结局

马里于斯念完古典课程，恰好吉尔诺曼先生退出社交界。老人告别了圣日耳曼区和德·T夫人的沙龙，住在玛雷区髑髅地修女街。他的仆人除了看门人，还有那个女仆尼科莱特，她接替了玛农，再有上文提到的那个气喘吁吁的巴斯克。

一八二七年，马里于斯刚满十七岁。一天晚上他回家时，他看到外祖父手里拿着一封信。

“马里于斯，”吉尔诺曼先生说，“你明天到维尔农去。”

“干什么？”

“去看你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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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里于斯哆嗦了一下。他什么都想到过，除了这个，有一天他要去看他的父亲。对他来说，没有什么更意外，更惊人，应该说更令他不快的了。这不是一件苦恼的事，不，这是一件苦差使。

马里于斯除了政治对立的原因以外，深信他的父亲，正像吉尔诺曼先生在平心静气时所称呼的那样，是个勇猛的军人，并不喜欢他；这是很显然的，因为他的父亲就这样抛弃了他，丢给别人管。既然感到不被人爱，他也就不爱别人。他心想，这再简单不过了。

他是这样惊讶，以至于没问吉尔诺曼先生。外祖父又说：

“看来他病了。他想见你。”

半晌，他又说：

“明天早上动身。我想，喷泉大院有一辆车，六点出发，晚上到达。就坐这辆车。他说很急。”

然后他把信揉成一团，塞进衣袋里。马里于斯本来可以当天晚上就动身，第二天早上便可以待在父亲身边。当时，布洛瓦街的驿车晚上开往鲁昂，途经维尔农。吉尔诺曼先生和马里于斯都没有想过打听情况。

第二天，马里于斯在傍晚到达维尔农。华灯初上。他向遇到的第一个人打听：“蓬梅西先生的家在哪里？”因为他的思想与复辟王朝的观点一致，他也不承认父亲是男爵和上校。

人家给他指点住所；一个女人给他开门，她手里拿着一盏小灯。

“蓬梅西先生呢？”

女人一动不动。

“是这里吗？”马里于斯问。

女人点了点头。

“我能跟他说话吗？”

女人摇了摇头。

“但我是他的儿子，”马里于斯又说。“他在等我。”

“他等不了您了，”女人说。

这时他发觉她在哭泣。

她用手指了指楼下客厅的门。他走了进去。

一支放在壁炉上的羊脂蜡烛照亮了这间客厅，里面有三个人，一个站着，一个跪着，一个身穿衬衣，直挺挺躺在方砖地上。躺在地上的是上校。

另外两个人是医生和教士，教士在祈祷。

三天以来上校得了大脑炎。生病之初，他预感不妙，便写信给吉尔诺曼先生，要见儿子。病情恶化了。马里于斯到达维尔农那天晚上，上校说起胡话；他不顾女仆阻拦，从床上起来，喊道：“我的儿子没有来！我去迎接他！”然后他走出房间，摔倒在前厅的方砖地上。他刚断了气。

已经叫来了医生和本堂神父。医生来得太晚，本堂神父来得太晚。儿子也来得太晚。

在蜡烛的微光下，可以看到躺着的上校苍白的面颊上，有一颗豆大的泪珠，从死人的眼睛里淌下来。目光暗淡了，但眼泪还没有干。这颗眼泪，是因为儿子晚到。

马里于斯注视着这个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看到的人，这张可敬的男子汉面孔，这不在注视的睁大的眼睛，这头白发，这结实的躯体，到处可以看到表示刀伤的褐色线条和像红星似的弹孔。他凝视这偌大的伤疤，英雄气概刻印在这张脸上，而天主则将善良刻印在上面。他寻思，这个人就是他的父亲，这个人死了，而他却很冷漠。

他感到的忧伤，同他面对别的躺着的死人所感到的一样。

在这个房间里有着哀伤，催人泪下的哀伤。女仆在一个角落里悲泣，本堂神父在祈祷，传来呜咽声，医生在抹眼泪；尸体也在流泪。

这个医生，这个教士和这个女人，在悲哀中望着马里于斯，一言不发；只有他是外人。马里于斯并不激动，对自己的态度感到羞耻和难堪；他手里拿着帽子，让帽子掉在地下，为了让人相信，痛苦使他失去了握住的力气。

与此同时他似乎感到内疚，悔恨自己这样行动。但他错在哪里？什么，他不爱父亲！

上校什么也没有留下。卖掉家具只够付埋葬费。女仆找到一张破纸，交给了马里于斯。上校亲笔在上面写着：

“我儿亲阅：皇上在滑铁卢战场上封我为男爵。既然复辟王朝否认我这个以鲜血获得的称号，我儿则可承袭。无疑他会当之无愧。”

上校在背后附上：

“就在滑铁卢战场上，有一个中士救了我的命。这个人叫泰纳迪埃。最近，我得知他在巴黎附近的一个村子里，是舍尔或蒙费梅，开了一间小旅店。倘若我儿遇到他，要尽其所能报答他。”

马里于斯接过字条，握在手里，并非出于敬重父亲，而是出于对死亡的隐约尊重，这种尊重总是在人的心里不可排除。

上校的东西一点不剩。吉尔诺曼先生把他的剑和军服卖给旧货商。邻居把他的庭园搜刮一空，抢走了奇花异卉。其他植物变成了荆棘和灌木，或者枯死了。

马里于斯只在维尔农呆了四十八小时。下葬以后，他回到巴黎，重新念他的法律，不再想他的父亲，好像这个人从来不存在似的。上校在两天内被埋葬了，在三天内被遗忘了。

马里于斯帽子上戴了块黑纱，如此而已。